从“二为”到“双百”：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的确立
从“二为”到“双百”：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的确立
杨凤城
毛泽东的文化建设思想内容十分丰富。笔者认为，在历史和现实中影响最大又是毛泽东文化思想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向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二为”方向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考察毛泽东的文化建设思想，首先绕不开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明确提出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向。分析和评价这一思想需要充分关注其背后以反映论、能动论和阶级论为核心理念的革命文化观，即深层的理论支撑。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这段话，可以说是毛泽东关于文化本质与功能最简洁、最明确的表达。这种以反映论和能动论为核心理念的文化观，无疑符合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存在于经济、政治领域，当然也会存在于作为政治经济反映的文化领域。由此出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得出更为直接、明确的结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贝臃从陈邸⒛芏酆徒准堵鄣娜鲜冻龇�，毛泽东明确提出，革命文化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这同列宁思想是一致的，或者说列宁有关论述构成毛泽东相关阐释的直接思想资源。“二为”方向指导下的文化实践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的配合与推动作用。
正确对待古今中外文化遗产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虽然直至1964年9月才正式提出，但作为思想原则早已明确。评价这一方针，需要联系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传统文化背景，同时也要联系抗日战争需要振奋民族精神的现实要求。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激烈的反封建文化传统和热烈拥抱西方现代思想文化（“民主”与“科学”）为显著特征。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一文化大背景下成立的，成立后肩负起的革命任务之一就是反封建。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其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性评价必然居于主导地位。实际上，如果专就中国文化进行全面评价，情形便不同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激烈抨击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表达过传统文化并非一无可取，只不过当下的主要任务是揭露和批判。随着日本侵华战争不断升级，为调动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作为时代要求在文化上的反映，自然需要适当调整“五四”以来对待传统文化的激烈否定态度。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1940年1月，张闻天和毛泽东先后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进一步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概言之，中国的旧文化总体上是封建主义的，但有许多进步的、民主的因素；正确的态度是“批判的接受旧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他们所阐述的基本立场为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延续至今。
此外，评价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还需要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学习苏联，同时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而导致如何看待中外文化关系成为新的重要问题这一背景；需要联系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一种理论上设想和追求的全新文化类型，如何看待它与民族传统文化及其他类型文化的关系这一背景。毛泽东的相关思想，并非兴之所至，而是有现实针对性的。
繁荣社会主义文化须坚持“双百”方针
1957年4月14日，周恩来同在京的六十多位电影工作者的谈话指出：“如果民主革命尚未胜利的时候就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那就是替国民党粉饰太平。在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完成的时候，也不能提出这样的方针。但是现在不同了，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获得了胜利……我们必须把社会主义的大旗竖立起来，才有可能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此外，民主革命的辉煌业绩，执政全国之初的巨大成功，所有制改造的高歌猛进，这一系列改变中国的空前壮举，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激发了他们的思想与理论创造活力，这是“双百”方针提出的重要心理背景。
综观毛泽东的相关论述，他在充分肯定“双百”方针符合文化发展规律，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的大前提下，针对当时人们的思想状况，重点阐述了如何看待和处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实行“双百”方针的关系问题。此外，他还十分关注来自“左倾”僵化思想的干扰，并进行严厉批评�？梢运担�1956年春到1957年春，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对“双百”方针的提倡和宣传最为热心真诚，力度也最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