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群众观形成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群众观形成的历史过程
唐洲雁
【核心提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的政治团体。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树立群众观点，学会做群众工作，坚持走群众路线，努力为群众服务。温习毛泽东的群众观，对于今天顺利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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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的政治团体。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树立群众观点，学会做群众工作，坚持走群众路线，努力为群众服务。温习毛泽东的群众观，对于今天顺利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必须树立群众观点
毛泽东历来主张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要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特别是要与中国革命的主体——人民大众相结合，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接受。所以，在他看来，共产党人要干革命，就要树立群众观点。
毛泽东的群众观点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早在党的二大上，党就提出了“要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针。在建党初期，共产党除了发展党员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发动群众。随后的大革命时期，某种意义上就是国共两党合作、共同发动群众参加大革命的时期。北伐战争之所以能够一路高歌猛进，关键就在于动员群众的工作做得好，得到了沿途老百姓的热烈欢迎。
当然，仅有群众观点还不够，还必须学会做群众工作，走群众路线，为群众服务，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
必须学会做群众工作
有了群众观点，不等于就会做群众工作。当初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脚下的三湾村时，老百姓看见来了兵，一个个都跑进了山里。毛泽东不得不派部队到山上去喊话，才把老百姓喊了回来。这使他认识到没有群众的支持，就无法在井冈山立足。因此，从三湾改编开始，他就把发动群众看做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正是为了发动群众，他强调要开展土地革命，给农民看得见的实际利益，吸引他们参加革命，参加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同时强调部队要遵守“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其目的就是要处理好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依靠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战争。
1931年后，毛泽东对群众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有了突破性的飞跃，相继写下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一系列著名文章。他提出，要赢得人民的尊重，最重要的是解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组织革命战争，改善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一点也不能疏忽。这些观点，不仅丰富了做群众工作的具体方法，而且使全党对群众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上升到了理论高度。
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题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明确提出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并强调要把“党的方针变成群众的方针”。
全面抗战路线不仅需要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参与，而且需要一条完整的群众工作路线。要通过走群众路线，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打赢这场人民战争、持久战争。因此，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等一系列著作中，强调了人民战争的思想，认为战争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中，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为了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抗战，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系统总结了过去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并逐步加以梳理，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完整科学的理论。特别是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著作中，他对群众路线进行了经典的阐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把党的群众路线上升到了认识论的高度。
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树立了群众观点，有了群众工作的方法，明确了走群众路线的方针，还必须要有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自从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一开始并没有提出为人民服务这个概念，而是较多地提到了为群众服务的说法。比如1943年10月，在《论合作社》一文中，他这样解释说：“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蹦鞘焙�，延安召开的许多重要会议，都会贴出一条标语，叫“为群众服务”。后来到1944年9月，在纪念张思德的讲话中，毛泽东才进一步把“为群众服务”明确为“为人民服务”。
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从更深层次上作了系统完整的论述。他阐明了党的出发点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
党的七大正式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进党章，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这一宗旨的明确，使“树立群众观点”、“做好群众工作”、“坚持群众路线”得到进一步升华，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作者系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会长，山东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