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点贡献
在历史节点上实现理论创新
——略论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点贡献
潘敬国
大凡一种思想的产生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又超出前人的视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也是如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过程中，特别是在历史节点的关键时刻，总是能突破一个又一个的思想束缚，实现思想上的伟大创新，从而获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本文仅对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点贡献进行考察，进而追根溯源，考察毛泽东思想的酝酿与产生。
一、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战争结束，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突破了“片面不断革命论”，酝酿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不断革命论（也称不间断革命论或不停顿革命论）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一理论是马克思根据德国的情况提出的。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虽有一定的发展，但与较发达的英、法等国相比，政治、经济等许多方面还处于封建、半封建的状况之中，这种状况决定了德国无产阶级要使自己的革命运动顺利发展，必须首先帮助资产阶级扫除中世纪的封建残余。马克思解释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薄尽堵砜怂级鞲袼寡〖返�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62页�！坎欢细锩�，主张面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国家的无产阶级，首先要参加民主革命，为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奋斗；民主革命胜利后还要继续革命，即无产阶级不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首先“帮助”资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待民主革命成功之后，再不间断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为欧洲的民主革命设计的，是不断革命，即二次革命的模式。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运用马恩不断革命论的基本精神，进一步提出：（1）民主革命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可互相交错解决。（2）无产阶级要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3）在民主革命中反资产阶级的任务。（4）民主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由此，列宁制定了布尔什维克党在两个革命阶段的战略方针，并且按照这一战略思想成功地领导了俄国革命。
但是，到了20世纪20至30年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不断革命的原则和经验被教条化理解，过分强调而走上片面化的错误，成为一种“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以至于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似乎片面地、无条件地讲不断革命是布尔什维克的正统，否则就是背叛列宁主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二次革命的转变问题上，陈独秀提出“二次革命论”，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只是“帮助”资产阶级去夺取统治，民主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继续机械地套用列宁的不断革命论，认为中国也和俄国一样，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决不可自告一段落，它“不可避免地带着社会主义的性质”，它“能够而且应当直接的生长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
大革命失败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深切感受到这种片面理论的危害，并对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作出了独创性的解决。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发展趋势。”“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652页�！俊：罄�，他又明确地把这个论断概括为“不断革命论同革命阶段论相结合”。
在否定“不断革命论”的基础上，毛泽东酝酿提出“新民主主义论”，不仅划清了两个阶段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界限，而且指出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性，是中国革命的一条重要规律；明确规定在长期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只要不夺取全国性的胜利，就谈不上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明确宣布整个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除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没收官僚资本之外，不再掺杂任何社会主义因素。这就划清了它既不同于旧民主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界限，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础。
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结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否定“不断革命论”的基础上，酝酿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并在抗日战争时期将这一理论总结归纳，正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有机结合，并进而在较短时期内将中国革命引领进一个新的高潮。
二、土地革命初期，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突破了“城市中心论”，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所谓城市中心论，是对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理论的简称。这条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的核心，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将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在一个较长的和平时期内主要在城市进行合法斗争，争取工人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待全国革命形势成熟时，再举行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先占领城市，然后将革命推进到农村。它是一条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曾经走过、并被俄国十月革命证实是正确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及时总结了欧洲无产阶级沿着这条道路所进行的革命斗争的经验，使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
俄国十月革命后，城市中心论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了中国。由于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特殊条件，使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广州、武汉等大城市进行公开的革命活动，参与领导攻打大城市的北伐战争，并按照欧洲革命模式发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在城市里公开进行革命活动的条件已不复存在，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仍然摆脱不了“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依然坚持以城市为中心进行革命斗争的观点。特别是在“左”倾错误统治全党时影响更大，表现尤为突出，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从大革命失败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城市中心论”一直在中共中央居于支配地位，从而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过程中遇到的一个突出的障碍。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分析了中国的特殊国情后，指出中国同俄国的差异：其一，革命领导和革命主力的不同。在欧洲和俄国，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也是革命的主力军；在中国，无产阶级虽然已经成长壮大到足以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和水平，但它属于“两头小”的一头，人数很少，占人口很小的比例，因而不可能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或只能说是主力军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广大主力军是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无产阶级同这个主力军结合，才能形成强大革命力量，实现自己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在中国，区分领导力量和主力军的不同，是正确解决全党工作重心的前提。其二，城市和农村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欧洲和俄国是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城市，城市可以完全控制农村。中国则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虽有一定发展，但广大农村仍基本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分裂剥削政策，使中国处于政治上不统一状态。尽管中国的统治者可以控制中心城市，但不能严格控制全国，特别是无法控制广大农村。广大农村在经济、政治上都可不依赖城市而自立。其三，城乡政治力量对比的不同。在欧洲和俄国，觉悟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在城市里可以形成对反动势力的优势，可以在城市击败反动派获得全国政权；在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长期盘踞城市，实行残暴的统治，不给人民任何民主权利，不存在用来训练和组织无产阶级的条件，无法形成无产阶级的优势地位，能够举行中心城市起义，夺取政权。而无产阶级则可以派遣自己的先锋队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政权，实行武装割据，先在局部地区形成自己对反动势力的优势，经过长期斗争，夺取全国政权。其四，在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虽然远离工业无产阶级集中地区，但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可以通过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和组织训练，克服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包围所形成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发展和建设共产党组织，担负起领导革命的责任。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初期在实践中先行一步，创造性地建立了农村根据地，并在其后的斗争中，逐步将实践升华为理论，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十月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崭新理论，并且通过长期斗争，终于获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证明了这条革命道路的正确性。
三、土地革命中期，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突破了“唯马列主义经典论”，确立“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的思想方法。
不同于“不断革命论”和“城市中心论”，“唯马列主义经典论”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中并无出处，它更多的是一种思想方法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它对中国革命没有危害，恰恰相反，土地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往往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以教条主义理解马列主义，以至于言必称马列，他们往往是引经据典，长篇大论，这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显得更具权威性和迷惑性。而从实践中来的毛泽东们则往往被扣上经验主义的帽子，这种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无视中国国情的情况，几乎贯穿了整个土地革命时期。由于这种“左”倾教条主义长期为害中国革命，使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寻找答案，而不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中进行调查研究成为思想认识问题，从而束缚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有鉴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第一件事，就是反教条主义。1930年毛泽东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可以说，反映了毛泽东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和方法。他说：“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1937年，毛泽东又先后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指出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为系统地开展中国社会状况的调查提供了理论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的传统，并将调查研究与“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联结起来，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现状的调查和研究进入了新阶段。
调查研究加深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各阶级状况的了解，有效争取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找到了依据中国国情的社会变革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阶段就认识到，“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薄尽睹蠖〖返�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页�！�
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一环，不仅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准备了条件，而且也推动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根本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地认识国情，创造性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这个结合的过程，始终是以调查研究为前提、为依据的。也就是说，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并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和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是通过具体的调查研究来完成的，由此而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具有调查研究所赋予的本质内涵。
四、土地革命末期，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突破了“中间势力危险论”，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间势力危险论”是整个土地革命时期困扰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最终突破，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并以此为标志，实现了统一战线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所谓“中间势力危险”，源于俄国革命时期列宁、斯大林等对资产阶级的基本判断。俄国十月革命后，以沙皇为代表的封建势力迅速崩溃，而资产阶级则由于其在民主革命中曾起到过的积极作用而蒙骗了一部分群众，并据此同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相抗衡。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党认为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势力是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处于重新分化组合中。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立新的统一战线，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便成了革命者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但是恰恰在这一重要问题上，无论是当时负有指导中国革命责任的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自身都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在报告和总结中，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资产阶级并列，认为只有资产阶级被打倒后帝国主义才能被打倒。继而，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又提出整个地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错误主张。这样，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就被划到反动营垒中去了，中间势力自然也成为革命的敌人。1928年6月，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进一步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300页。】李立三“左”倾错误统治中央时，中共中央继续坚持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尽吨泄仓醒胛募〖返�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580页。】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统治全党时，“中间势力危险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不但把反帝、反封和反资并列，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而且不顾“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的事实，坚持认为中间势力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提出“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底胜利”�！尽吨泄仓醒胛募〖返�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604页�！坑捎谡庵掷醋杂诠膊什⒃谥泄玫浇徊椒⒄沟睦砺墼谌惩持未锲甙四曛�，使党长期处于“左”倾关门主义的束缚之下，没有建立起广泛的同盟军，党在革命斗争中受到了孤立，中国革命也因此遭受了巨大损失，“结果使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苏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尽吨芏骼囱〖废戮恚嗣癯霭嫔�1984年版，第310页�！�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妄图进一步侵占华北，中日民族矛盾空前加剧。以全民族抗战挽救民族危亡的任务，摆在一切爱国党派和政治势力面前。适应发动和组织全民族抗战的需要，在总结以往关门主义严重危害的基础上，并在共产国际七大确定的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针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年逐步实现了由打击中间势力到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通过与《红色中华》记者谈话的方式向全党和全国重申“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国内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反蒋的作战协定”【《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90页�！�。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对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进行更深入的阐述。毛泽东对“左”倾关门主义提出尖锐而深刻的批判，指出所谓“革命的力量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之类的观点，都是“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的东西。只有能够“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其结果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155页。】毛泽东的报告同瓦窑堡会议决议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性文献，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标志着打击中间势力的“左”的指导思想被彻底纠正�？谷彰褡逋骋徽较叻秸氲恼饺妨�，是党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经验教训，把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同中国抗日斗争的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对马列主义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者的革命原理的回归。瓦窑堡会议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逐步付诸实施。随着1937年7月全国抗日战争的爆发，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标志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之路并不平坦，它的形成始终是在历史的节点上，“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立”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思想理论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其思想的每一点进步都伴随着对原有理论羁绊的突破，其突破的每一点成功都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
（作者潘敬国：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处长，副研究员）
（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编《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