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领导艺术的时代意义
周恩来领导艺术的时代意义
张星星
周恩来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创造了不朽的丰功伟绩。特别是他从1927年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在革命和建设的漫长奋斗历程中，在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岗位上，以其卓越的领导艺术、高超的领导能力和独特的领导风格，赢得了中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世界著名政要的敬仰。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之际，认真学习和研究他卓越的领导艺术，继承和弘扬这份宝贵的精神遗产，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第一，胸怀全局，把握关键，审时度势，运筹帷幄。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央高层领导实践中，周恩来既善于宏观上的战略筹划，更长于微观上的周密组织，无论是政治运筹、军事指挥，还是经济建设、外交谋略，他都能把高瞻远瞩的战略思考和细致缜密的组织指挥有机的统一起来，体现出运筹帷幄的全局领导艺术和善抓关键的卓越领导才能。他强调，领导干部要“注意大事”，“要使组织领导提到政治领导的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身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要把一个贫穷落后、饱受蹂躏的东方大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发展经济作为头等大事。他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即明确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自那以后的20多年里，周恩来在重要报告和讲话中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先后讲了7次之多。特别是在1975年1月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再次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号召全国人民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27年的总理生涯中，周恩来始终铭记着“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为之呕心沥血、死而后已。当1954年苏联建成世界上首座原子能电站之时，周恩来就敏锐地指出：“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动力源泉，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我们必须要掌握原子能”。他在多方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毛泽东写出了关于发展核武器、核工业的书面报告。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于1955年1月15日亲自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刘杰关于原子能的汇报，作出了开创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不失时机地启动了冲击世界尖端技术的征程，为中国的核能研究和应用走在世界前列创造了有利条件。邓小平后来曾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闭馄渲形抟赡圩胖芏骼锤挥性都恼铰阅被�。
第二，周密调查，精心筹划，多谋善断，求真务实。
周恩来对战略全局的深谋远虑和远见卓识，来源于他对实际情况的深入调查和准确把握。他认为，领导者要作出正确的决定和指示，“必须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并使这些实际材料与党的原理原则联系起来”。在长期的领导工作实践中，周恩来以高度的求实精神，时时、处处、事事注重调查研究，把考察社会、了解国情作为做好一切工作的首要任务，为实施正确的领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与11个国家接壤，陆地疆界长达2万多公里，许多边界都没有明确划定。为解决好中缅边界问题，周恩来部署有关部门系统搜集相关历史文献，查阅了汉朝以来的有关资料，弄清了中国历代政府对中缅边境地区的管辖情况，考察了19世纪以来中缅历次边界纠纷的事件始末和交涉经过，研究了处理边界问题的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多次邀集有关专家座谈讨论，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周恩来主持制定了互谅互让、友好协商的方针，提出了一个既考虑历史背景也关照当前情况，公平合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1960年10月，中缅两国总理在北京签订《中缅边界条约》，双方经过联合勘察立桩，又于翌年10月签订《中缅边界议定书》，最后完成了两国划定边界工作。这是新中国与邻国缔结的第一个边界条约，成为妥善解决边界问题的良好范例。针对“大跃进”运动后出现的浮夸风，周恩来在1962年2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指出：“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彼唤龌际凳虑笫堑牧己梅缙衣氏却狗�，身体力行。1962年底，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周恩来担任了主持“两弹”研制工作的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他通过认真调查和深入思考，先后对“两弹”研制工作作出了“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等重要指示，成为核武器试验和核工业战线的科学指导方针，对原子弹、氢弹顺利试爆成功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三，慎选人才，知人善任，关心干部，用人不疑。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正确地选拔和使用干部，是领导工作的重要任务。周恩来高度重视干部工作，强调“要慎选人材，负责计划之执行”。他把干部看作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坚持尊重人才，礼贤下士，悉心关怀干部，精心培养干部，大胆使用干部，在他周围总能团结和凝聚一大批既才华横溢又肝胆相照的优秀干部，充分显示了他唯才是举、知人善任的领导才能。
在1955年1月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战略决策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周恩来特别强调了培养人才的重要性。他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就需要各种科学家”，“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工作者”。在周恩来的热心关注和协调下，中共中央于1956年4月和1958年9月两次发文，要求全国各部门抽调科研技术人员，充实核工业建设队伍；地质部、煤炭部、冶金部、一机部等部委，成建制地把有关部门和职工划拨或调入核工业战线；为了加快人才培养，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措施，在苏联、东欧的中国留学生中挑选与核专业相近的学生改学核物理、核工程专业，从国内增派相关专业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分别设立物理研究室，作为培训干部的中心，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设立核科学和核工程专业，选拔其他专业的大学二三年级学生改学这些急需专业。到1959年，全国有27所高等院校建立了核专业。二机部也从1958年起开始筹办大学，还筹办了一批中专、技校，大量地培养新生力量。在周恩来的关心支持下，二机部多次派遣科技人员到苏联进修、实习、参观考察，还派出140余名高中级科研人员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能研究所工作，从中了解、学习核物理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工作。通过这些重要举措，基本上满足了核工业建设对人才的需求，保证了两弹研制工作人才济济，使我国的核物理和核工程事业涌现出了一大批功勋卓著的科学家。在放手使用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问题上，周恩来主张“用而不疑，疑而不用”，充分了解、信任和支持知识分子干部，使他们能积极地开展工作�！坝枚灰伞背晌看蟮哪哿屯贫�，使许多干部能够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和才干，为党和国家做出积极的贡献。
第四，协调关系，化解矛盾，虚怀若谷，求同存异。
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出现关系紧张、矛盾激化的情况，是难以避免和时常发生的。周恩来历来提倡和坚持以“求同存异”作为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方法，并把它成功地运用于党内关系、干群关系、统一战线和外交策略之中，使他在调解党内分歧、维护全党团结、扩大统一战线、发展对外友好合作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作用。
周恩来主张，领导者要善于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这样才能从中受到启发，才能把问题看得更全面，才能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他指出：“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薄耙岢舱婊�，即使讲过了火的也要听�！彼瓷朴谔「髦植煌饧榛橙艄�，宽宏大量。1956年，他提出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要允许辩论，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见，政府要出面回答。回答对了，人民满意；不对，就可以起来争论。在1961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周恩来热情地鼓励大家对他的讲话提意见。他说：“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如果你们寄来的意见都是‘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指示正确’之类，我就不看。这并不是说你们讲假话，而是看了没意思�！毙樾奶「髦植煌饧�，并不是对错误的意见置之不理，他在《我的修养要则》中要求自己“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的坚决的斗争”。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即第一次亚非会议上，有人故意挑拨中国与其他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一时造成会议的紧张气氛。周恩来针对国家之间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以及历史遗留下来的争端，作了以求同存异为主题的著名讲话，把求同存异作为解决复杂国际矛盾的基本方针。他所说的求同，就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找到共同的出发点和共同的利益所在；所谓存异，就是把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各种各样的差异、争端和矛盾，搁置起来或放在一边。事实证明，在处理与不同国家之间关系方面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对促进我国同各种类型国家建立和发展良好关系，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友谊，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都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第五，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心系群众，体贴入微。
如何认识和处理与群众的关系，是每个领导者不能不面对的重大问题。周恩来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主动接近和联系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和群众交朋友，倾听群众的呼声，甘做人民公仆，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他主张“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形成了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带领群众的高超领导艺术。
早在1929年，周恩来即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专门阐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明确提出了“群众路线”，强调“一切工作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要把广大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就要使党的路线、政策符合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周恩来指出：“党的指导绝不要忽略群众日常生活上许多未解决的问题”，“不要只是提出一般的政治口号，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痹�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设过程中，周恩来既关心大会堂的建设工作，同时也关注那些为大会堂建设而拆迁的群众。当他听说有的拆迁群众的住房还没有完全落实，立即严肃地对工作人员说，你们光注意搞人民大会堂，不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大会堂盖好了，群众没有安置好也不行！他叮嘱工作人员，人民大会堂建好以后，要把全部搬迁群众请回来参观，先请他们来看一场文艺演出。在60年代初“两弹”研制的关键时刻，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试验基地的科学家们像全国人民一样忍饥挨饿，还要夜以继日地进行研究工作，导致一些人体质严重下降。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忍不住流下了热泪。他表示，绝不能让我们的同志饿着肚子研制原子弹，当即指示有关部门调去4万只羊、数百吨黄豆等物资，以保证基本的食品供应。他还派张爱萍副总参谋长亲自赶往试验场，给专家们每人送去2斤猪肉、1斤鸡蛋，使一线的专家们深受感动。周恩来对广大干部群众体贴入微的关心和爱护，使他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正像人们所说：“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周恩来的一生，就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一生，忠实地体现了他胸前时常佩戴的那枚“为人民服务”徽章的精神。
第六，戒慎恐惧，严于律己，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身教和言教是领导者对被领导者施以影响和感召的两种基本形式�！堵塾铩吩谔傅街喂朗彼担骸捌渖碚�，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敝芏骼匆簧嫌诼杉�，清正廉洁，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态度，戒慎恐惧地勤奋工作，举轻若重，兢兢业业。他说：“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国家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敝芏骼闯绺叩娜烁裥蜗笪鎏砹宋尴搠攘�。
周恩来一直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他住的中南海西花厅是处老房子，多年未修，潮湿，阴暗，使他的关节受到影响。在他出国期间，工作人员乘机作了翻修，将砖地改为木板地。他回国后，批评了工作人员，想从个人工资中支付，却所剩无几，但仍坚持换回旧床、拆掉吊灯、摘走了新窗帘。为此，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两次作检查，把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身为国家总理，如果带头修房子，下面就会跟着来。倘若一级一级都这样修，不知道要造成多么严重的政治后果。他批评有的干部“‘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领导干部这样，必定引起周围的人铺张浪费，左右的人上下其手。这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彼唤鲅嫌诼杉�，也严格要求自己的家人。开国之初，有人建议让邓颖超在政务院担任一个部长职位，周恩来坚决不肯。他说：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当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和政治关系就混到一起了。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任职。50年代确定国家工作人员工资时，邓颖超被定为5级，他知道后硬是下压一级，改为6级。在他病重之时，毛泽东已批准邓颖超为酝酿中的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他见到名单后，却将邓颖超的提名划掉了。古人云：“政者正也”，是讲为政者必须身正行直、公道处事。周恩来清正廉明，无私奉公，是任何人都为之肃然起敬的，在全国人民中树立崇高的道德形象。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面临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艰巨任务，对每个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和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适应新形势下的新任务新要求，既要学习理论知识、书本知识，也可以通过典型分析，向活的实践学习。周恩来在中央核心领导层近半个世纪、担任共和国总理27年的领导经验，为我们探索领导规律、提高领导艺术提供了一部博大精深的“百科全书”。
（来源:《长缨》2008年5月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