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与海外归国学人及华裔科学家的深切交往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与海外归国学人及华裔科学家的深切交往
任贵祥
积极争取旅居海外高级知识分子回归新中国
新中国建立前后，周恩来深谋远虑、以高超的智慧争取滞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一批才华横溢的中国科学家、著名学者和留学人员回到祖国的怀抱，为百废待举的中国科技文化事业贡献才智。
早在1949年夏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周恩来便指示旅美进步侨团，将动员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科技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作为其中心任务；同年12月18日，周恩来又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中央人民政府，郑重邀请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学子回国参加建设。
新中国的建立，犹如一块磁力强大的磁铁石，吸引着海外学子，他们络绎不绝地回国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献技。但是，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回国时受到西方国家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阻挠，历经艰险曲折。
李四光抗战时期在重庆两次与周恩来交往，印象十分深刻。1948年，李四光赴伦敦出席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后旅居英国。国民党政府在祖国大陆垮台前夕曾下令在南京的地质所南迁。李四光得知后，立即电函同仁加以阻止。南京解放后，地质所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周恩来赞扬李四光明辨是非的义举并关注着他的动向，期望他回到即将建立的新中国。1949年4月，周恩来指示赴布拉格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的郭沫若给李四光写信，希望他早日归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提名远在异国他乡的李四光为政协委员。10月，周恩来组建政务院时，再次提名他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可见，周恩来对李四光信任之重。
新中国的召唤尤其是周恩来期盼的目光，感动并无声地催促着李四光回国，他积极准备争取尽快动身。周恩来非常关心李四光的安全，并设法安排�；�。11月15日，周恩来亲自与新华通讯社驻布拉格分社社长吴文焘和驻苏联大使王稼祥联系，信中说：“李四光先生受反动政府压迫，已秘密离英赴东欧，准备返国，请你们设法与之接触。并向捷克当局交涉，给李以入境便利，并予�；��！鄙泶ο站车睦钏墓庥胫芏骼葱牧橄嗤�，毅然拒绝国民党限其迁台的命令，冒着被扣、暗杀的危险，在周恩来的关心和亲自部署下，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半年多的辗转跋涉，终于回到了新中国的怀抱。对此，李四光夫人许淑彬回忆说：“到了北京，许多新旧朋友都来迎接。有的老朋友告诉仲揆(李四光的字——引者注)，解放后不久人民政府就曾考虑召开第一次全国地质会议，但周总理指示要等仲揆回国后再开。谁知一直等了五个月还不见仲揆回来。于是有人造谣说：李某人是不会回来的，他去台湾了。周总理听了这话后说：我相信他不会去台湾，现在还没有回来，一定是给什么困难耽误了，我们一定等他回来再开会。”
新中国建立后，钱学森十分渴望回国，1950年7月，他决定以探亲为名回国不再返美。但临行时突遭美国当局的拘留，后虽被保释，但仍受多方监视。美国政府阻止钱学森回国的根本原因是他已经掌握了尖端的军事科学、了解美军的军事机密。美国海军部次长扬言说，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宁可把他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中国去!美国非但不准他回国，还对他进行政治迫害，移民局抄了他的家，把他软禁在特米那岛两个星期，直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了数目很大的保证金才释放他。后来，海关又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1800磅书籍和笔记本，硬说里面有机密材料(本来打包前曾让他们检查过)。对于美国政府的行径，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监禁钱学森，并采取措施帮助钱学森回国。1954年4月，周恩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日内瓦会议，他指示我国外交官员，想方设法帮助钱学森回国。
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在避开监视写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信中，夹带了给著名民主人士陈叔通的信，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
陈叔通收到钱学森的信后立即转给周恩来。周恩来马上要求外交部火速把这封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进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并指示说：“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1955年8月1日，日内瓦谈判再次举行。为了表示中国的诚意，也为钱学森归国创造条件，此前一日，经周恩来亲自部署，提前释放了被中国俘虏的11名美国飞行员。而谈判一开始时，美国大使约翰逊依然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中国公民。这时，王炳南随即掏出钱学森的信，当众宣读，使约翰逊措手不及，便立即要求休会，并马上向美国国务院报告情况。在铁的事实面前，美国政府无奈被迫于8月4日，匆忙通知钱学森，准许他离开美国。多年后，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举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当代著名作家老舍1946年3月赴美讲学。1949年6月，当全国解放战争接近尾声、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即将在北平开幕之际，周恩来代表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向客居在美国的老舍发出了召唤。由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阳翰笙、曹禺、田汉、冯雪峰等30多人签名写了一封邀请信，经过秘密渠道传递到了远在纽约的老舍手中。他终于在当年11月底回到了祖国，掀开了新生活的一页。1949年12月12日，老舍回到离别14年的故乡北京，翌日，老舍在老友阳翰笙陪同下与周恩来会面。老朋友相会，畅谈许久，此次倾心交谈，对老舍以后的生活影响颇大。
据统计，经新中国的召唤、周恩来的努力争取，从1949年到1954年，冲破道道阻挠、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的留学人员和归侨学者有1424人，其中美国937人，英国193人，日本119人，法国85人；至20世纪50年代末，回国者达到2500余人，约占当时海外留学人员和华人科学家的一半。他们为开拓和发展新中国的教育、科技、国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心体贴海外归国的知识分子
新中国建立后归国的大批科学家和学者，在祖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各尽所能，人尽其才，为振兴新中国的文化科技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与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知人善任是分不开的。
李四光回国后，忘我地投入工作，对我国的地质事业贡献卓著，但他的健康每况愈下。1957年初，李四光患上肾病，组织上安排他到杭州疗养。3月，周恩来陪外宾到杭州参观，忙完公事后，立即去看望李四光。他们攀谈了两个多小时，谈身体，谈地质，谈形势，谈思想，并郑重地向李四光提出是否有加入中共党组织的想法，李四光坦诚地谈了自己的思想情况。杭州见面不久，李四光住院，被初步诊断为恶性肿瘤，需要动手术，心情忧郁沉闷。就在这时，周恩来穿着白大褂走进李四光的病房，关切地询问病情，让他安心治疗，好好养病，温暖的安慰，使李四光的心情由阴转晴。临告辞时，周恩来对站在旁边的李四光的女儿李林严肃地说：党交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父亲的身体。李四光手术前一天，周恩来再次来看他，鼓励他战胜疾病。事后才知道，周恩来这次来医院亲自审阅了手术方案，详细询问手术中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和处理方法，最后才批准了手术方案。手术后，周恩来又来探望李四光。这次交谈中，李四光郑重地向总理提出入党问题。周恩来建议他请董老(即董必武)作他的入党介绍人。因为周恩来知悉他们是老相识，且董老最了解李四光。1958年12月22日，李四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初回国报效的海外华侨或留学归国的科学家中不乏巾帼英雄，被誉为“大地娇女”的刘恩兰就是其中之一。新中国成立不久，她心怀报国之志，毅然回国，经周恩来推举参与组建中国科学院。其实，周恩来并没有见过刘恩兰，只是看了她的有关材料、慕名而荐。而刘恩兰也没有见过周恩来，只是耳闻他是中共有威望的重要领导人。刘恩兰在中科院筹委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嫌工作进展太缓慢，连珠炮似的对会议主持人力陈己见，甚至带有激烈偏颇的语言；而会议主持人，并没有责怪她，一边耐心地听着、一边记录她的意见，并投以微笑激励的目光�；嵋榻崾�，主持人过来首先与刘恩兰握手，称赞她提的意见很好，表示欣赏这种火爆性格，新中国建设需要它。会后，有同事责备她不该以这种方式向周恩来说话，她才知道主持会议的就是周恩来。她既感到懊悔，又为周恩来那样虚怀若谷、求贤若渴的人格和气魄所感动。1954年，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刘恩兰调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系任职，展现其海洋方面的才华。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全面动乱时期，这位才华横溢的女强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里通外国分子”，被侮辱批斗，拳棒加身，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危难时刻，周恩来捎来指示：刘恩兰是海洋界的巾帼英雄，不准批斗，这才重获人身自由。她对周恩来的关怀刻骨铭心。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1950年在周恩来的争取下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授，后到中科院数学所任所长，中国科技大学任副校长等职�！拔幕蟾锩逼诩�，华罗庚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当周恩来得知中国科大的“造反派”要批斗他时，立即要求科大有关部门出面加以劝止；当他得知华罗庚的数学手稿在办公室被盗时，指示：首先要给华罗庚以�；ぃ乐够等撕λ�，并追查被盗的手稿；周恩来还指示华罗庚不适宜科大安排的去“五七”干�；蚯ㄍ獾�，要以人大常委身份留住北京，使他得到妥善的保护。不但如此，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周恩来还多次指示，要华罗庚继续搞科研，对他创造的现代科学管理方法优选法和统筹法要向全国推广，直接服务于生产。华罗庚对周总理危难时刻的�；げ⒅С炙憧蒲校心畈灰�，终生难忘。
与海外华人科学家探讨科技兴国
中美关系解冻后，周恩来多次接见回国访问的美籍华人科学家，谈及最多的是有关科技问题，心里念念不忘中国的科技现代化。
1971年夏，美国著名华人物理学家、和李政道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即踏上破冰之旅，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并设宴招待。1972年7月1日，杨振宁再次回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设宴招待。交谈中，周恩来对杨振宁提出的目前在中国应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并开展中外交流的建议表示赞同。
1972年9月19日，著名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偕夫人踏上了阔别26年的中国。10月14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了李政道夫妇，陪同会见的有科学家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朱光亚、华罗庚等。见面时，周恩来对他和杨振宁成为首次获得诺贝尔奖的炎黄子孙表示敬意，并称赞李政道“精于学”，鼓励他为中美的文化、教育、科技交流发展多做贡献�；峒�，他们就国内教育和科研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关于教育问题周恩来表示：学校学生应“以学习为主”�！拔颐亲芤幸慌笱嘌难芯咳瞬懦隼础保诖笱Ы逃矫妗耙犯仙稀�。他告诉李政道：我们准备派遣一批研究生去美国学习、深造。在谈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时表示：在生产上比日本差三十年，我们现在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白纸一张。又说，我们在实验上可以在几年内迎头赶上，但成批生产还不行，这跟整个工业水平、技术水平有关。我们整个工业水平和技术水平还不行。他还表示：无论生产实践还是理论研究，都有待提高；要把研究工作活跃起来，把科技资料交流工作恢复起来。
1974年5月，李政道夫妇携家人再度回国访问。他十分渴望祖国的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能有一线生机，纵使能稍微改进一下这种状况也是好的，便给周恩来写信坦言了自己的看法。5月25日，身体十分孱弱的周恩来再次会见了李政道一行。见面后，周恩来诚恳地对李政道说：本来没有想见你，看了你的建议，认为非常重要，立即排了大字给毛主席看。
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后，赵元任致力于两国沟通交流，并于1973年携夫人杨步伟及亲属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大陆，5月13日，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会谈中，周恩来谈到当年的国语运动和文字改革问题，对赵元任编写并带来的《通字草案》一书表示关注，指示印制数十份，供国内实行汉字改革和拼音化方案时参考，并建议赵元任在国内出版该书。当谈及旅美学生、留学生回国工作问题时，周恩来说：我说过，年轻的也好，老的也好，要创造一个回来工作的环境，还需要一段时间。对此，我们还要准备一下，不然大家回来，条件不具备，反而是用非所学，环境也不一定适合。与其如此，宁可在外面再多学习两年，在知识方面能有更多的发展，反而有好处。值此非常时期，周恩来欢迎海外留学人员回国的思想仍然没变�；崽钢校芏骼椿固傅搅私逃侍�，他说：“一个民族要能在国际上站住脚，要能前进，就要进行长期的教育。勤劳勇敢是中国人民的一种好品质，但中国人也有些保守，总想到一起，到一起就说中国话，不愿意和外国人接近。那不行，你要影响世界，不能闭关自守，只说中国话，怎么行？中国人有中国的弱点，要进行思想教育。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杨步伟女士的祖父杨仁山居士是著名的“金陵刻经处”的创办人，因此，她很想了解刻经处的现状。周恩来告诉她，“金陵刻经处”依然存在，由中国佛教协会管理。杨步伟听了之后十分宽慰。周恩来知道她曾热心推行优生学，是我国最早提倡计划生育的医师之一，遂希望她为祖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出点力，这让她非常感动。周恩来拖着病痛之身，会谈约达三个小时。临别时，周恩来一直将杨步伟等送到人民大会堂门口，让她难以忘怀。
几点简要结论
第一，周恩来以自身人格魅力维护了新中国的形象。一位海外华人学者曾评价周恩来说：“在历史的某一阶段，阶级斗争过了头，曾使许多人认为共产党是不讲人情的，特别是身居海外的华人中许多都有恐共症。身为共产党领导人的周恩来，他那永恒的人情味，曾温暖了无数与他有过交往的人的心，对维护共产党人的形象起了重要作用�！绷抵芏骼从胄轮泄⒑笳『Ｍ庋斯楣�、对他们的信任关怀及其与华人科学家的交往的实际，这段话语中肯客观。
第二，周恩来与海外学人的交往是新中国外交工作和知识分子政策的闪亮点。新中国成立后，就周恩来积极争取旅居海外的高级知识分子回国并取得显著成效这件事而言，它既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工作的不俗表现，也是党和政府知识分子政策的海外投影。在当时的背景下，能够争取到大量在欧美发达国家中学习工作并有着优越生活工作条件和优厚待遇的高级知识分子和留学人员回到百废待举的新中国这边来，这可谓是新中国外交工作的一大亮点，从中反映了周恩来外交工作的非凡才能。同时，这又是周恩来知识分子思想和实践的一个缩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政策的缩影。如果说，争取海外学人回到祖国是一时之功，那么对他们重视和关怀并与其建立深厚情谊可谓是半世之情。
第三，周恩来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之功不可磨灭。新中国成立之初，从海外回国的一批科学家和高级知识分子，为新中国的科技文化事业做出了特殊的、卓越的贡献，奠定了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基础。1999年9月18日，在纪念新中国诞辰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和追授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金质奖章和功勋奖章获得者，其中有21人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归国的科学家。一个简单数字说明了一个重大问题。这在当时固然是这批科学家拳拳爱国之心、报国之志的写照，也是周恩来这位共和国总理的卓越功勋的写照。周恩来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之功不可磨灭。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