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当天周恩来的行踪考
西安事变当天周恩来的行踪考
孙果达
[摘要]如果西安事变发生时，中共中央措手不及，那么负责情报工作，尤其是负责东北军工作的周恩来失职之严重是显而易见的。但历史事实形成的证据链清楚地表明，事变当天中共中央的指挥按部就班胸有成竹，周恩来更是出生入死战斗在第一线。
西安事变前后，周恩来的行踪始终是个谜，尤其事变当天周恩来的行踪更是一片空白。鉴于周恩来在和平解决事变过程中的作用非同寻常，因此特对他在事变当天行踪作一深入考证。
一、事变当天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电报
1986年2月，陕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主编了《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图片集，收录了“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期间，毛泽东、朱德与周恩来、博古之间所发的部分电报目录”，其中有一份1936年12月12日周恩来与博古给毛泽东的电报：“请令二十七军在原地休息并侦察前往阳澄城之道路。周恩来、博古”[1]这份电报表明周恩来事变当天并不在保安，否则何需用电报与毛泽东联系。
二、事变当天中共中央没有开会
事变当天，张学良扣留蒋介石引发了巨大震动，全世界许多政府都举行了紧急会议。但与事变休戚相关的中共中央却没有任何相关的会议纪录。
先看《周恩来年谱》。周恩来在此期间的活动记载完全是空白，直到12月13日上午，才出现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并发言的记载。
再看《毛泽东年谱》在事变当天的记载：“同周恩来复电张学良：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带仅留少数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赴兄处协商大计。”[2]由此可见，在12月12日当天都没有中共中央举行任何会议的记载。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实只有一种可能：中共中央早有准备而无需开会。
三、事变发生当天中共中央作出的重要决定
中共中央尽管在事变当天没有举行会议的任何记载，但针对事变迅速作出了多项重要决策。
其一，就事变给全党的指示。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明确七项“我们的任务”，其中包括拥护张、杨之革命行动、立即在西安召集抗日救亡代表大会、防止日本乘机发动侵略、发动抗日派严防亲日派、稳定与争取中间派、争取英美派和英、美、法三国的谅解与赞助，最引人注目的是：“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审判�！�[3]这份电报是西安事变当天“中央对事变的指示”，部署周密，显然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其二，向全军发出电令。事变当天中午，中共中央军委“向全军宣布加紧准备、待命行动”。[4]
其三，是处理事变的步骤。12日24时“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汇报处理事变步骤电”，内容详细周到，归纳起来大致共四项决定：在西安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抗日联军；争取南京政府；争取蒋军全部。这些决定明显不是临时动议，而是三方联席会议的共识。
其四，是处理事变的组织措施。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组成三人委员会，叶剑英为参谋长，主持大计”。[5]涉及三方的重要组织决定显然不是可以单方面临时决定的。
其五，是请求苏联援助。中共中央希望苏联“赞助我们这些步骤”，并在全世界“用大力援助我们”。[6]
其六，是处理事变的策略。12月13日凌晨4时，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共产国际，主要汇报了中共中央对事变的党内政策，内容与当天致刘少奇的电报基本相同，其中最为重要的也有两点：一是决定“恩来日内即去”西安；二是提出了新的策略：“为稳定并争取蒋介石之部下及资产阶级计，我们站在西安事变的侧面说话，并在数日内不发表公开宣言，以减少日本及汉奸认为西安事变是共产党主动的造谣所能发生的影响�！�[7]
上述重要决定表明在12月13日凌晨4时之前，中共中央已经形成了处理事变的共识，和应对事变相当完整的方针政策。必须指出，这些重要的众多决策显然是中共中央会议，甚至是各方联席会议的决定，但由于中共中央在事变的当天没有会议记载，这样唯一的可能就是中共中央关于事变的对策事先已经制定。
四、事变当天毛泽东收到的匿名电报
事变发生时，毛泽东收到两份来自西安的匿名特急电报：
第一份来自西安的匿名特急电是在12月12日的凌晨。据当年中共中央机要科长叶子龙回忆：“1936年12月12日凌晨，我被电台值机员叫醒，说是张学良、杨虎城从西安给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是特急件。电报不长，是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的，我看不太懂，但记得其中有‘兵谏’两字。我立即把电报交给毛泽东，他还没有休息�？垂绫ㄒ院�，高兴地说：‘喔，去睡吧，明天有好消息！’”[8]必须指出，最早披露叶子龙这一回忆的，是在199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知情者说(2)——与历史关键人物的对话》一书中，有一章的
名称是“伟人身边的四分之一个世纪——毛泽东五大秘书之一叶子龙的往事回顾”，其中叶子龙说他作为这份“特急电”的译电者因为译不出“兵谏”两字，只能用同音字替代。
看过这份电报的只有叶子龙与毛泽东两人。叶作为译电者并亲手把这份电报交给毛泽东，其回忆的唯一性显然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他的回忆起码有六点至关重要：一是确认首份电报是来自西安的匿名电，因为叶子龙没有看到电报的署名，又不便说是匿名，因此不得不借电台值机员之口含糊其辞地用“说是”来表达；二是确认了首份电报早于张学良的文寅电，其实也就否认了这份电报来自张学良；三是确认首份电报的收报人只是毛泽东一个人，因为毛泽东收到电报后没有让叶子龙通知任何人，包括理应通知的周恩来，除非毛泽东知道其不在；四是确认首份电报使用“半文半白的语言”，使得文化水平不高的叶子龙“看不太懂”。五是确认首份电报中有“兵谏”两字，而张学良的文寅电中就根本没有这两个字。六是确认毛泽东完全知道这份特急电的匿名发报者是谁，而且预言“明天有好消息”，表明“兵谏”即将进行。也就是说，长期担任中央机要科长并负责翻译电报的叶子龙在回忆录中斟字酌句尽其所能地暗示这份来自西安的神秘电报其实就是周恩来发的，因为能够直接给毛泽东个人发特急匿名电的只有也只能是周恩来。
第二份来自西安的匿名特急电是事变的当天。
这份直接发给毛泽东的匿名特急电是“关于双十二事变的动态报告”。[9]这份报告的内容显然是事变当天中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发往全军电报的依据：“西安抗日起义详情如下：十二日六时已将蒋介石、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邵力子、晏道刚及其他中央人员全部俘虏，蒋孝先、邵元冲及宪兵一团长阵亡，钱大钧受伤，马志超及城防之宪兵警察和一部分中央军全部缴枪，除蒋死卫士二十多人外，西安城内冲突小小，可谓完全胜利。已宣布政治主张及十大政纲�！�[10]在西安事变中能够如此迅速地掌握全局“详情”，而且能够越过周恩来直接致电毛泽东的只有也只能是周恩来本人。为了严格保密不留下任何痕迹，电报采用匿名方式，只要唯一的收报人毛泽东知道谁是发报人就足够了。
五、事变当天“周恩来和博古从西安被召回”曾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李德在回忆西安事变时说：“周恩来和博古从西安被召回，政治局举行紧急会议�！�[11]西安事变从发生至和平解决，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紧急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与博古四名常委全部出席的只有一次，日期是12月13日。当然，在苏联即将于13日早晨公开表态反对西安事变的前夕，及时从西安撤回周恩来与博古，既是中共中央需要立即开会以研究对策，也是为了保证安全以防万一。确实，事变发生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组成三人委员会，叶剑英为参谋长，主持大计�！�[12]周恩来作为三位一体“主持大计”的首要者，其实也就是中共中央的前敌总指挥，岂能在事变最关键的当天缺位。
还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西安”，主要是西安城北10余公里的泾阳县云阳镇，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这是由于西安事变时形成的特殊的历史条件(那时红军驻在泾阳、三原等地)�！�[13]所谓“特殊”，其实就是对西安事变时中共中央在西安大门口设立前敌总指挥部以贴近指挥与配合的含蓄表述，周恩来、张闻天、博古、任弼时、王稼祥与叶剑英等领导人在西安事变的前后都曾在那里运筹帷幄�！岸录螅芏骼慈昧醵ρ杆偎退锩�、应德田、苗剑秋三人去云阳镇红军驻地，避免了东北军内讧�！�[14]
六、事变当天的中共西安地下组织
中共西安地下组织事先做了周密准备，在事变当天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一，直击要害。当年西安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徐彬如回忆说：“十二日凌晨枪打响后，‘西救’负责接管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我们对要抓的人、关的人，调查得很清楚�！�[15]徐彬如的回忆还有旁证：“张、杨的部队迅速打击了西安城内力行社的特务机构，包围并占领了宪兵团、别动支队和公安局，没收了所有的文件，破坏或收缴了其全部电台，从而切断了力行社与外界的通讯联络。曾扩情为张学良所软禁；马志超、江雄风和公秉藩化装出逃;杨镇亚被十七路军杀死国；蒋孝先被东北军发现后立即予以枪决�！�[16]
其二，控制媒体和通讯。西安的报纸与电台，都在第一时间被控制。同步的电台对外广播由事先隐蔽在西安待命的史沫特莱担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机关报《西京日报》事变当天被共产党人接管，13日立即发行，并改名为《解放日报》。这些关键媒体与事变的衔接天衣无缝，显然不是临时抱佛脚所能完成。
其三，控制飞机。西安事变当天刘鼎掌握着张学良波音飞机的使用权，是张学良美国飞行员路易·雷纳德的顶头上司。雷纳德的回忆表明了事变当天刘鼎的行踪：到下午3点，整个城市终于安静下来�！傲醵ψ愿娣苡峦獬隹纯�，翻墙到了空无一人的街道，大胆地走向机场。不多久就回来说机场由杨虎城的部队守卫，看见南京三架教练机降落，乘员一落地就被逮捕。还说张学良的波音飞机完好无损，已经严令卫兵保护。”[17]由此可见，为了以防万一，事变当天刘鼎的主要任务就是与雷纳德在一起，以保证这架波音飞机可以随时起飞撤退重要人员。这一应急措施与周恩来在肤施与张学良首次会谈时采取的安全措施如出一辙。据当年随周恩来赴肤施的戴镜元回忆：“周恩来和李克农随来人进城会谈，我们则在川口村等候，飞机场由我们警卫部队控制，在会谈未结束前，任何飞机不得起飞�！�[18]
能够于极端保密的前提下，在西安、保安两地，张、杨、红军和中共地下组织四方之间，实现如此高超周详的全局性指挥与协调，显然非周恩来莫属。季米特洛夫在12月14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认为中共参加了事变：“很难想象张学良在采取冒险行动时没有同他们商量或甚至没有他们的参与�！�[19]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在评介西安事变时说：“现在，周恩来建造的灵巧的机器开始运转起来�！薄耙抵芏骼词孪炔恢澜⑸裁词率悄岩允谷讼嘈诺摹！�[20]
参考文献：
[1][11]陈元方、史础农.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86.170.170.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676.
[3]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316.
[4][12]军委主席团令（1936年12月12日）[J].文献与研究，1986（6）
[5][8][9][14]张友坤、钱进、李学群.张学良年谱（修订本）[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802.803.825.803.
[8]叶子龙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39.
[10]军委主席团令（1936年12月12日）[J].文献与研究，1986（6）.
[11]李德.中国纪事[M]，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255.
[13]胡乔木.回忆张闻天同志[J].文献与研究，1985（4）.
[14]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J].党的文献，1988（4）.
[15]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5
[16]徐有威.力行社与西安事变[J].历史研究，1998年（1）.
[17]Royal·Leonard.IflewforChina[M].N.Y.:DOUBLDAY.DORANANDCOMPANY.INC.1942.68.
[18]远方.张学良在一九三六[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49.
[19]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辑）[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263.
[20]（英）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89.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授）
（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