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任弼时的性格
浅论任弼时的性格
任建云
性格决定成败。一个人性格的修炼，实际上决定了在人生道路上是否走向成熟的重要方面。专家学者是这样，作为领袖人物的任弼时也是这样。
关于任弼时性格的探讨，鉴于历史的因素，我们只能从关于他的传记中，以及他自己写作的文献中，在他那46年短暂的奋斗生涯中，去寻找蛛丝马迹，去稽征考证，去归类分析。在这方面，学者们似未涉及，故只能是在这方面作一些探讨。
一、任弼时的性格
一是忧国忧民、抢住机遇的悟性�！俺ぬ⒁匝谔橘�，哀民生之多艰”。任培国（任弼时的原名）青少年时期的中国，正处于清王朝衰亡、中国十分落后、各种思潮涌入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交替时代。由于家族文化的熏陶和父亲的言传身教，自幼聪颖且对新生事物甚为敏感。他五岁随父于塾塘乡任氏序贤初小住读时，在习作中以稚嫩的笔触表达了忧国忧民之心。他说，“对帝国主义侵夺祖国领土要有御侮之策”�！胺踩酥擞邪摹保坝姓绞乱艘杂赂抑挠�，勿徒多以自谋口腹自得安居而已�！本驼庋�，少年任培国的思想从幼稚的宜有爱国之心，逐步升华到强烈的爱国意识，到付诸于留俄学习的爱国行动。这个时段，仅仅是五年，而且是青少年成长阶段的十分重要的五年。1920年中学毕业前夕，他得到长沙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的消息，又有任作民的哥哥任新典来信说上海外国语学社招生。于是，他和萧劲光加入研究会，下决心赴俄罗斯留学。启程之日，任培国写了一封家书，表述了自己的抱负和决心。展示其“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情怀。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闭庵植辽矶幕�，犹豫和彷徨都可能失去�！八嗨嘞�，夙夜在公”，“楼兰犹未斩，那敢顾身家”。任培国投身革命，顾大家而忘小家，从事革命三十年也没有回过老家，乃至父亲任裕道去世都没有回湘奔丧。自此，任培国抓住了历史机遇，走上革命道路，既是历史选择了他，更是他本身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先知先觉的悟性所至。
任培国这种抓住机遇的悟性，是以其十分强烈的爱国之心为基础，敢于投身于革命潮流。作为人生道路正确选择，这既是他成为领袖人物的历史机遇，更是他走向成功的自然�；錾宰菁词�，对于多数人来说，或许只有一次。假如不是处于社会动荡即转型时期，假如在长沙没有接触俄罗斯研究会，假如没有任新典自上海来信提供上海外国语学社招生的信息，那任培国还是任培国，也就不能成为任弼时了。当然，历史不能假设。
二是独立思考、顾全大局的理性�！靶虢套晕倚刂谐觯屑伤嫒私藕笮小�。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不随风倒，是有思想有作为的前提，更是决策者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没有独立思考，便谈不上决策和决断，更不可能成为领导核心。任培国自幼便有独立思考的习惯。在上初小时，他写过一篇《自立》的作文。文中写道：“自立之道，不可依赖他人。若依赖他人，即非自立。”这个时期的自立，当然是指人生的自立。少年时人生自立的思想火花，在革命实践中逐渐演化成思维上的独立思索。日积月累，便形成了独立思考的理性。
1927年六七月，任弼时在委托蔡和森向政治局提交团中央的《政治意见书》后，继在中共中央扩大的武昌会议上要求宣读，被陈独秀拒绝。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作为团中央总书记的任弼时怀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大胆批评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并因此被选为临时政治局委员。同年9月，中央特派任弼时赴湘“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游移”，“由任同志查明经过情形报告中央处理”。他来湘后确认敌我双方的力量，作出立即暴动“必然大遭失败”的结论，果断地提出与中央命令不同的意见。正因为任弼时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其后在1930年4月讨论向共产国际汇报材料时，他对李立三起草的文稿连说“三个不同意”；在1931年1月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坚决反对罗章龙等剑拔弩张、大搞分裂主义的行为；在“富田事变”后，湘赣地区大抓AB团，他保护了王首道、张启龙等人。在长征途中，任弼时对张国焘拥兵自重，另立中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具体表现在坚决抵制张国焘攻击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分化和并吞红二、六军团，利用组织手段压制红二、六军团，确保了三大主力红军在陕北的胜利会师。1943年12月召开的反特斗争工作会议上，任弼时首先否定康生所谓新知识分子大多是特务的谬论。他认为，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有80%至90%是好的。他们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革命到延安的�！扒谰仍硕敝�，有的单位把80%的新知识分子弄成“坦白”分子，应予以否定。所有这些，充分展示了任弼时“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决心。
三是百折不挠、坚强刚毅的韧性。《诗经》说：“柔则茹之，刚则吐之�！庇懈沼腥�，刚柔相济。此是众多的政治家成功者的性格。世间万事万物是这样，人生更是这样。世上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只有不畏艰险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灿烂的顶点。任培国在青少年时期，早就作好了百折不挠的思想准备。他以英国瓦特为榜样，“朝夕研究，靡寒靡暑，屡经更改而其器始良”�！尽渡倌耆五鍪弊魑难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克谑×⒁恍〉淖魑闹�，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认识：“艰难亦愈多，宜不畏艰难而以毅力战胜之也�！币浴胺芰η敖绞ぜ枘选蔽�。在白色恐怖下，有时险象环生，意外和危险防不胜防。1928年10月，任弼时在南陵县巡视时被捕，审讯后对他“动了刑，踩杠子，施夹棍。他始终咬定口供，不露身份”。次年11月，又在江苏团省委机关被逮捕，巡捕房对他施用了惨无人道的电刑，使之背上留下了被电流袭击的两块深深的烙印。作为一个经受了艰难曲折的革命者，在14个月的时间里，先后两次被捕，两次受酷刑，其痛苦是常人难以承受的。这充分展示了任弼时对革命事业矢志不渝的追求，还体现了他那百折不挠、坚强刚毅的韧性。其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战略转移。任弼时率领的红六军团作为先遣队，在无后方保障的条件下，冒着酷暑高温，横穿湘南八县，战胜了被困于梵净山区七八天的险境，突破湘军的防堵阵地，最后历尽千辛万苦，到达贵州印江，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师。
四是胸怀坦荡、谨慎平易的德性。古人云：“君子如夷，恶怒是违”，“其待人也轻以约，其责己也重以周”。胸怀宽广、为人坦荡、谦恭谨慎、平易宽容，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对于普通人，以此可以安身立世。对于艰难困苦中的革命军队来说，更需要具有这些德性的领袖人物。胸怀坦荡，包括坦承自己的过错和失误，乃至在公众场合义正辞严地承担自己的责任和错误，既是诚恳为人的德性，也是对历史负责任的高尚品德。任培国的这种德性，在青少年时期的作文中就早露端倪。他在《听写法》中写道：船长于机炉既坏时，“指挥部下尽力救人，既无懈色又无侮心，其公德诚足为世人所钦仰也�！薄静渭渡倌耆五鍪弊魑难 罚醒胛南壮霭嫔�2004年版。】他知道自己的个性，“余自之性亦不甚为凶暴”。任弼时在30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为人，还是处事，自始至终保持着这种德性。
1932年10月上旬，任弼时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嵋橹葱兄泄擦偈敝醒氲闹甘荆龆�，由周恩来负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在前方助理。其后，从井冈山四次反“围剿”的斗争中，从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及其后的长征斗争中，任弼时在革命实践中认识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与智慧。1938年4月，任弼时到莫斯科，在向共产国际递交的书面报告大纲和5月份的口头说明和补充中，用中国革命实践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策略，有效地确立了毛泽东的国际地位。在王稼祥动身回国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与任弼时、王稼祥谈话，明确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回延安后，他较早阐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提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胺悄怯谑畏�，过莫过于文过�！倍杂诠サ拇砦�，他在延安整风时作了自我批评，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又作了检讨。至于任弼时同志在上下级之间，在调查和处理延安审干的历史问题中，总是心平气和，耐心听取他人的意见，经常爱护和时刻关心他的战友和同志，并获得“党的妈妈”的美誉�！暗萌苏咝耍苏弑�。”“得人则安，失人则危”。在发展革命力量的战略方面，他认为争取中间力量至为重要。在解放区执行土地改革的政策法令中，十分注意保护中农的利益，是土改胜利的基础。
任弼时谨慎平易，在日常工作中十分注意从自己做起�？傧娑醮ㄇ莸�，他带头织草鞋。其草鞋耙至今还陈列在那里。在延安，他带头参加纺纱比赛，还得了第一名。在匿名向战士学刺杀时因动作不规范，还挨过战士的呵斥。正因为这样，任弼时在宏观上能运筹帷幄，在小处又身体力行，得到了党内上上下下的尊敬和爱戴。他在中共七大会议上，全票当选并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也没有争议。
二、任弼时性格形成的方方面面
（一）爱国主义思想的浸染熏陶
任培国生长在教师家庭。父亲任思度，又名扬烈，号振声，派名裕道。“�！弊直苍诿寥问现惺粲谇ㄏ婧蟮�22代。其序读方法应该是“孟、开、科、甲，光、裕、培、基”。不少文章中误写成“孔、孟、开、科、甲；光、裕、培、基、学”，是错误的�！把А弊直彩切略�32派的第一派。毛塘任氏在当地属望族。县志载，“应庚以军功保直隶州知州，留广西补用加运同衔，历署永宁州知州，太平府知府”。任弼时祖父的家境比较殷实，便从白沙河西侧的冷水井移居河东新屋，也名唐家桥新屋。这座江南民居，依山傍水，青砖瓦房，上下三进加罩亭，还有烽火墙。当年，既有堂上悬挂着“望重龙门”、“光照壁水”的两块匾，也挂有“攻心为上、容膝易安”的楹联。这里庄严肃穆，文化底蕴深厚。本来，毛塘任氏在取名时多不用派名。任思度先生为其子取名“培国”，煞费苦心，且干脆将派名作为学名，更是用心良苦�！端滴摹罚骸芭啵�，土田山川也。从土�！比闻喙吁酋钦玖⒌窖姥姥в铮褪窃谡庵治幕肪持谐沙ぷ�。一遍又一遍地被呼唤“培国”，他当然感受到自己的位置。理所当然，幼儿时期的教育，使他从自己的名字中了解到国家、国学等与国字相关的知识。更何况，端午节他父亲还带他去汨罗江看抛粽子和龙舟竞渡，纪念屈原的热闹场面，经常给他讲岳飞尽忠报国和花木兰从军的故事。这种潜移默化的家庭教育和引导，在任培国那幼小的心灵深处，爱国、报国早就扎根了。在少年任弼时作文选中，涉及与“国”相关的达210多处。由此可见，爱国主义思想对少年任培国的浸染熏陶和影响多么深刻。
任培国出生地离湖南省省会长沙仅40多公里，又俗称长沙东乡，且有交通要道相联接。在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的前前后后，信息传播很快，思想极为活跃。尤其是黄兴、蔡锷等辛亥革命领袖的悲壮故事，同样使任培国受到十分深刻的启示和教育。在《追悼蔡公松坡感言》中，“今日吾国内忧外患”“乱御侮之任者，惟公也。今公已矣，吾人不可急造人才哉！”此时，爱国主义的情绪已使任培国热血沸腾。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
理论可使人更清醒、更睿智、更自觉，可以高屋建瓴，把握全局。任培国从1921年8月至1924年7月，在苏俄学习整整三年。这是人生的黄金时期。任培国正是在这个黄金时期，如饥似渴地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使之对其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烂熟于胸。尤其晚年列宁的思想更加成熟，更注重实际，对任弼时的影响更大。正因为对马列主义理论的透彻理解，任弼时提出了关于“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的观点，关于“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观点，并进一步明确了五个方面的修养。这五个方面的修养是：关于“深刻认识和了解无产阶级利益是我党的最高利益”，关于“在领悟马列主义理论方面培植、坚定和提高自己”，关于“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党的团结统一而斗争”，关于“做到自觉遵守党的统一纪律，自己克服无组织性与散漫性等不良倾向”，关于“与群众建立真正密切的联系，这是党的伟大力量所在”。
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否则会变成一纸空谈�？仗肝蠊�，实业兴邦�！爸缴系美粗站跚�，绝知此事要躬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任弼时深知，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胜利完成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事业，他认为，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就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认识客观规律，这种规律便是真正的理论�！袄砺塾胧导墓叵担闶抢砺塾胧导耐骋�，这便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卑ㄔ谥泄锩导写丛斐隼吹睦砺酆头椒�，“新民主主义，三三制政权，统一战线中的一打一拉的策略等。”
在撰写文章和发言中，他多次阐述了自己对理论联系实践的深刻认识�！袄砺塾胧导谖颐堑难坝牍ぷ髦�，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天天要领导群众行动，就天天需要理论来指导。这种理论不是凭空想出的，而是从群众中来的，是把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把群众盲目的实践，变成自觉的有目的的行动，这就是理论指导的实践�！彼衔罢饩驼嬲孤砜怂贾饕宀皇墙烫�，而是行动的指南，真正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真正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便不只是去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原著，特别是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薄肮膊吃庇Φ鄙朴谙蛉褐谘啊�。任弼时既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又善于将其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应该说，是中共党内理论水平最高者之一。
（三）艰苦环境的反复磨练
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革命者所处的生存环境十分险恶，尤其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反动派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共产党人的追捕、暗杀，变节为叛徒的更是防不胜防。加之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以及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给党的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对于任弼时来说，既是亲历者，又是过来人。他被捕后被压杠子受电刑，血的教训刻骨铭心。在湖北省党代表大会后，于“汉阳门等处被用大刀砍死的革命者41人。整个8月，先后公开处决的革命者67人。”在先遣长征、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岁月里，同样是杀机四伏。1934年10月，红六军团被困于梵净山区七八天，既遭遇湘军，后卫又被截断，最后下决心突围�！叭五鍪钡纫岳狭曰虻�，率领全军进入人迹罕到的夹沟�！薄暗腥嗽谏缴希颐窃谕堇镒�，不准说话，不准有火光，只听得子弹在头上呼叫，走了四个多小时”，终于突破湘军的防堵阵地。在其后的长征途中，曾经“被包围在三十里方圆的安尔洞狭窄地区，风餐露宿，连吃水都很困难”【《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19页�！��！靶械职邮�，开始断粮了，大家只好挖野菜、钓鱼来充饥”。任弼时经过了白区和苏区两个不同的斗争环境，经受了艰险复杂的磨砺和考验，成为既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又有丰富经验的革命家。就连张国焘也觉得任弼时“经过许多磨练，已显得相当老成”。
良好的性格，卓越的贡献，既促成任弼时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重要成员，也体现了他最高的人生价值。良好的性格成就人们从事的事业，成就追求卓越贡献的人，任弼时就是这样。从1920年16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至1950年46岁英年早逝，仅30年。在这30年中，任弼时以其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敏锐的洞察力，实事求是的精神，卓越的领导才能，得到全党的认同，成为名副其实的领袖人物。在自己两次被捕的危险关头，他能够临危不惧，沉着应对。在陈独秀右倾错误危害革命的紧急关头，他能够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在张国焘企图另立中央的危急关头，他能够运筹帷幄，化险为夷。在七大前后，他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鞠躬尽瘁，有效地实现了全党的团结统一。纵观历史，中国共产党在七大前后的十余年里，在抗日团结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得到长足的发展，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能够迅速夺取全国胜利，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任弼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任建云，湖南省汨罗市市志办副编审）
（来源：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编《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