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主要精力放到经常工作方面”
——邓小平提倡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
戚义明
1961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人员时，讲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的群众路线，不是满足于那个热热闹闹，主要的是要做经常的、细致的工作，做人的工作。这是一点一滴的工作，这样的工作积累起来，才有我们伟大的成绩。所以，我们要搞得深入一些。我们党的历史，我们党的传统，有热闹的形式，但是归根到底，我们是实事求是地做深入的工作。……最容易的工作是开大会，发个一般号召，敲锣打鼓，搞得热热闹闹，那个工作究竟见多少效？
我们要把主要精力放到经常工作方面。
邓小平的这番话虽然是对团干部说的，针对的却是党的全部工作。在此后的几个月内，邓小平多次说过类似的话。12月18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群众路线是党的传统，群众运动要在经常性的一点一滴的工作基础上搞。有些群众运动不合乎群众路线，违反了群众路线。”12月27日，他在接见参加全国省、市、自治区妇联主任会议全体人员时指出：“这几年，经常的细致的工作忽略了�！薄跋衷诘车墓ぷ�、群众工作要着重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1962年2月6日，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讲话时又指出：“群众运动是实行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群众运动搞得好不好，也是要看我们经常的工作基础搞得好不好�！薄暗�、群众组织、军队、企业、机关，都要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
在短短几个月内，邓小平连续在不同场合强调要注意经常性的工作，这绝不是偶然，而是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与他对“大跃进”以后党的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缺点和错误的反思有关。邓小平在工作中十分注意并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他认为，人只要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关键在于不断地及时总结以更好地前进。在他看来，“大跃进”之后我们工作中之所以发生一些偏差，从党的领导工作这个角度来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片面强调群众运动这种工作形式，而忽视了在群众中做好经常性的细致的工作，因此他强调“要把主要精力放到经常工作方面”。
邓小平强调要做好经常性工作，既是在提倡一种好的思想作风，也是在提倡一种好的工作方法。
首先，是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到经常工作方面”，是一个思想作风问题，即是不是真正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走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好传统，但是，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并不等于群众运动。针对“大跃进”中一些地方什么都搞群众运动的做法，邓小平指出：“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不是一年到头全运动，不是一律的这里运动什么那里也运动什么。不能照搬，只能实事求是。”如果一年到头都搞运动，“就变成浮夸、形式主义了”。这实际上反而是违背了群众意志，从而损害了党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
其次，是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到经常工作方面”，也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在邓小平看来，“经常工作是基础”，要把我们的事业干好，靠临时突击不行，靠发一般的号召也不行，“归根到底要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干任何工作，我们都不能幻想“毕其功于一役”，而是要做大量艰苦、细致、深入的日常工作。各行各业都应该有自己的经常性工作，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都要有“经常死死抓住不放的事情”。把这些事情抓好了，就会事半功倍，工作就会真正地扎实有效。当然，在实际工作中，出于需要有时也会搞这样或那样的“突击”，但邓小平认为，即使是突击运动也只有建立在经常工作的基础上才可靠。经常性的工作不扎实，突击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有的甚至会流于形式。
邓小平强调做好经常性工作，实际上也就是提倡“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就是说，不管做什么工作，我们都要抱着踏踏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能哗众取宠、投机取巧，否则不仅有害于党的事业，到头来也必然会害了我们自己。
现在，党中央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倡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做好经常性的工作，特别是要做好在群众中必须要做的经常性工作，这是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根本环节和基础性工作，任何时候都放松和忽视不得。我们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而不能为了一时的利益或个人的所谓政绩而追求短期效益、去搞那些“形象工程”。这实际上是投机取巧的思想和华而不实的行为，对党、对自己都是非常有害的。对于各级领导机关来说，一定要坚持做好大量细致的日常工作，有了这个坚实基础，在面临突发事件时，就会更加主动，处理起来就会更加从容。如果经常性的工作“不到位”，不注意未雨绸缪、居安思危，那么面临突发事件时，就必然是被动应付、手忙脚乱，工作必然会受损失。这种“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总之，不管是党委还是政府，也不管是哪个地方哪个部门，都要把着眼点放在经常性工作方面，都要找到自己“应该经常死死抓住不放的事情”。每个部门、每个人的经常性工作都“到位”了，我们的事业一定会兴旺发达。
（作者：戚义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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