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作出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命运的战略决策。
在提出转移工作着重点的同时，邓小平在1979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鲜明地提出，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他告诫全党，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是邓小平理论体系中一以贯之的立场和观点。党中央制定的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今天我们重温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导，时刻不忘四个坚持，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
一、四项基本原则须臾不可忽视
全党工作中心的转变，不是一条笔直的路，特别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经济上有难度，在政治上也有风险。必须有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保证。
首先要破除僵化思想和习惯势力的障碍。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破除“两个凡是”的禁锢，重点纠正“左”的错误。自那时以来，全党在思想上始终把纠“左”作为主要的任务，坚持与时俱进、理论创新，建立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指导与保障。在提出纠“左”的同时，邓小平始终高度警惕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他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他尖锐地指出，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措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就要落空，四个现代化建设就要落空。
1983年10月，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指出：三中全会以来，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些政治运动和思想斗争中“左”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
邓小平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在思想领域搞教条主义，既反对以迷信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也同样反对以迷信的态度对待当代西方的理论和思潮。他针对思想理论界发生的偏向，尖锐地批评“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
他思考改革开放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每一次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总有一些青年人不辨是非，盲目地追随其后，这其中有深刻的教训。指出，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不够，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
1992年，已退出工作岗位的邓小平到南方视察，他审视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的经验与教训，向全党交待：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深刻警示是：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是必须注意克服“左”的影响。不清除“左”的影响，就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极而言之，甚至有可能断送社会主义。在大力倡导反“左”的同时，邓小平从未忽视右的倾向，他曾数次根据当时的形势把反对右的倾向即资产阶级自由化当作“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20多年的经验证明，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同时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既反“左”，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才能够不迷失方向，才能取得成功。
二、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选择
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执政党能否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决定改革的方向、前途和命运。
邓小平科学地将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不大力发展生产力，以阶级斗争为纲，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只讲发展生产力，不讲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将社会主义理论由空想变为科学。工人阶级的政党夺取政权，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理所当然要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要求，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作为经济制度的基础，保证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朝着共产主义目标前进。如果丧失了公有制的基础地位，那就意味着私有制成为经济制度的基础，工人阶级就失去了作为领导阶级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从理论上就将失去原来的意义；在实践上，当然地就要让位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
公有制占主体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这两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在改革的过程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注意避免两极分化，才能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只讲现代化不讲社会主义，分不清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还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是新生的社会制度，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实力比不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几百年历史形成的差距。有些人不看历史，把前苏联等几个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失利，认定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把美国等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富有，看作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胜，竭力鼓吹、引导中国走美国式的全盘西化道路。小平同志反复讲，如果搞资本主义，中国就不可避免地陷于动乱，就不可能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必然会倒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一再重申“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
邓小平同志说，“现在有些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北浠故遣槐�，关键在内因，在于党和国家能否始终有力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值得警惕的危险在于某些热衷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力图从内部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如果执政党能够清醒地识别、并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渗透，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所担心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危险，就不会降临。
现在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与此同时，分配收入上的差距已经显现，并且呈现出进一步拉大的趋势。重视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不仅是紧迫的经济任务，同时也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一系列帮助农民及其它低收入人群增加收入、提供社会保障的措施；十六大以后，中央又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发展的重要决策思想，这些方针政策落实得好，对于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随着改革、发展的进程，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社会财富的分布状况以及社会阶层的变化，与邓小平在世时已有很大差别，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考验。邓小平曾经语重心长地讲：“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应当永远将这个告诫当作警钟。
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持之以恒
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揭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自由化分子所宣扬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同我国人民应该享有的自由、民主权利毫不相干。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几次重大的斗争显示，它是以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为理论武装，以全盘西化为目标的反社会主义思潮，他们的根本目标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国家的根本制度，改变我们的国体和政体，全面引进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从改革开放之初到1989年政治风波，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经历了激烈尖锐的搏斗，这种对立和斗争，小平同志原先认为要斗争10到20年，在1986年底学潮以后，他作出了新的判断，认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个现代化将是并行的，将贯穿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过程，要搞50至70年。
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般表现不是直接发动社会动乱，而是把主要功夫下在意识形态领域。为了隐蔽自己的真实面貌，他们常常盗用解放思想的口号，邓小平批驳他们说：解放思想决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党和人民的对立面上去了；他们为了鱼目混珠也摆出纠“左”的面孔，小平同志批驳他们说：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本质是打着拥护改革开放的旗帜，要把中国的现行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全党正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进行理论创新，要高度警惕自由化分子接过理论创新的旗帜，成套地搬用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鼓吹的方向和轨道上去。
邓小平同志最关注的是党和国家的命运，命运所系在于党的基本路线，在于能否在改革发展中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所在，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始终牢牢抓住这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