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陈云的“国力论”简述
新时期陈云的“国力论”简述
蒋永清
在需求大于供应的短缺经济的状况下，陈云强调国家的各种经济力量要均衡运行，特别是建设规模一定要和国力相适应。1957年时他系统地阐述：（1）计划安排应首先保证民生，其次保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再次才保证基本建设。同时，人民购买力的提高要有限度，要和消费资料的增长相适应；（2）经济建设规模要以农业发展水平为基础；（3）基本建设规模要和财力、物力相平衡，要前后衔接，避免陡升陡降；（4）财政收支、银行信贷收支要平衡，且略有结余。后来的学者把陈云的上述观点概括为“国力论”。在经受了“大跃进”运动、三年调整和“文化大革命”的考验与检验后，陈云的“国力论”在新时期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我国经济面貌短缺的特征将变未变，正经历着历史性的深刻变革，陈云的“国力论”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发展的。本文试对此作一简述。
一、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是国家经济力量使用的大原则
在国家经济力量使用的大原则上，陈云的“国力论”提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并强调这两者之间“适度”而不可偏废的辩证关系。20世纪50年代陈云提出：既要建设又要民生，要在照顾好民生的前提下搞好建设。那时国家决策的重点放在建设上，所以，这一观点强调的是要搞好民生的那一面。新时期陈云则根据历史情况的发展变化，形象地提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观点，即“一、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二、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由于这一时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国家决策的重点，所以这一观点强调的是要搞好建设的那一面。
陈云首先重视“吃饭”问题。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当时的党中央提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在工农业各方面制定了脱离实际的高目标和大计划，基建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农轻比例失调，长期以来忽视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依然很严重，对人民的“欠账”很多。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大声疾呼，首先要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他说建国快30年了，还有讨饭的，这怎么行呢？他在1978年12月1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建议三五年内，每年进口2000万吨的粮食，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只要农民有了粮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经济作物就都能很好地解决。陈云认为“这是大计，这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2]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陈云转而强调“吃饭”要有“度”，要兼顾建设。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从此，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国家决策的重点。但是，由于我们国家还很穷，社会主义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所以，在周期性出现的高消费、高物价的经济波动中，陈云总是极力主张好事要做，但要量力而行，只顾吃饭，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必须在保证有饭吃后，国家还有余力进行建设。他有针对性地强调，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有一个界限，不能提高太多，不能吃得太好。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时期最响亮的口号，怎么个“化”法？陈云认为如果说是从建立起最先进的工业的角度讲，我们毫无疑问是可以完成的；但如果说是从生活的角度和美、英、法、德、日等国相提并论，那恐怕不行。他说我国人口众多，且大部分是农民，因此，“人民生活现代化”的提法不妥当。
陈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吃饭”要有“度”，要有“界限”，要一步一步来，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他解决的办法首先考虑全社会人人都要有口饭吃，而不是社会不公、贫富分化。1990年6月6日，他在同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就说：“在我国，还是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好。这是保持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国策。”[3]
保证了“吃饭”之后，如何进行建设？陈云认为，国家的钱只有那么多，因此要分清轻重缓急，进行有重点的投资。如果不分轻重缓急，大家一齐上，你挤我，我挤你，势必因小失大。那么，重点项目如何确定？陈云说重点只能由中央根据整个国家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经过综合平衡来确定。他指出，农业、能源、交通是重点，一批骨干企业的建设和改造是重点，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环境污染的防治以及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提高等等也是重点。
在重点项目上，陈云强调的两点很有特色，即：一是在新建厂与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中，重点要放在后者；二是要重视科教投资，把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当作基本的基本建设。陈云把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看得很重。他说，过去一说要增加多少产量，就要新建多少厂，这个办法不一定好。我们国内现有企业的基础是不小的，要在这个基础上引进新技术，或填平补齐，或成龙配套，用这些办法来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这在多数情况下，比建新厂效益高。
关于科教投资问题，陈云尤其关心解放后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35～50岁的中年知识分子的情况。他认为，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些知识分子是我们依靠的中坚力量，70、80年代的技术水平，应该来之于这些50年代、60年代的技术水平。这些知识分子是我国实现工业化中最宝贵的财富，把钱花在他们身上，是好钢用在刀刃上，是基本的基本建设。总之，吃饭与建设的关系问题是新时期陈云的“国力论”强调的首要问题。
二、农业是国力的基础，“无农不稳”、“无粮则乱”
我国的“吃饭”问题始终离不开农业。20世纪50～60年代，由于农业经济的比重很大，农业生产和财政收入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陈云的“国力论”指出：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具有很大的约束力。新时期，我国经济面貌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在农业约束经济建设规模的问题上，陈云的“国力论”还是强调，农业是国力的基础，“无农不稳”、“无粮则乱”，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粮食生产。
如何设计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陈云指出首先要考虑我们国家农业人口众多这个特殊的国情。1979年3月21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的国情，总的是九亿多人口，80％在农村，人均耕地很少，革命胜利30年还有要饭的，这些现实的情况是我们制定蓝图的出发点。他说，别的国家没有这么多农民，按外国的数字，生产多少吨钢，相应地要有多少度电，这种计算方法在中国不行。中国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
但是，对于这一点真正清醒认识的人并不多，无论是计划机关的同志，还是工业、商业部门的同志都如此。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许多人认为连香港、新加坡、南朝鲜等小国和地区都能快速腾飞，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为何不能迎头赶上？因此导致了轻视农业的盲目引进，工农比例失调。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分析说：我们是10亿人口、8亿农民的国家，香港、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区和国家没有8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欧、美、日本各国也没有8亿农民这个大问题。他提出调整经济首先要摆稳农民这一头，并说：‘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4]
在农业问题上，最重要的当属粮食问题。我国的粮食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变化过程。1978～1984年，粮食产量从3047.7亿公斤增长到4073.1亿公斤，上了一个大台阶。从1985年开始，连续5年徘徊，1990年才增长到4462.4亿公斤。从1991年开始，又是4年徘徊。在粮食产量出现的这些曲折变化过程中，陈云时刻表示极大的关注。他认为粮食一定要有专人来管，周转库存降到一定水平时要发警报。他在粮食问题上异常小心谨慎，从不敢盲目乐观。这种小心谨慎体现在形势一片大好时仍能清醒地全面地分析问题。1979年，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取得了丰收。陈云并没有像有些同志那样过分夸大承包制的作用。他在国务院财经委召开的汇报会上说，“今年的农业增产，看来主要来之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钡�，“过去做了一些农业基本建设工作，加上气候条件比较好，也是重要的原因�！�[5]很显然，只有这样全面地分析问题，才不致犯大的错误。
另外，经济作物和粮食的比例问题也一直是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由于经济作物在某一时经济效益会比粮食作物好一些，所以陈云反复强调：我们要发展经济作物，但同时必须保证粮食逐步增产，不能因为发展经济作物而挤了粮食产量�！傲甘郴故堑谝晃�。人不吃饭，牲口不喂料，是不行的。”[6]1981年12月22日，他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呼吁：粮食种植面积不能再缩小了，再缩小不得了。他提出增产经济作物，只能靠提高单产和利用不种粮食的土地。
如前所述，从1985年开始，我国粮食产量开始出现徘徊局面。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些农民对种粮食不感兴趣却是深层次的原因。农村中乡镇企业发展很快，农民做工、经商的收入多，种粮食的收入少，因此出现“无工不富”的现象。陈云认为不能让农民自由选择只对他自己一时有利的办法，那会冲垮国家计划。1985年9月23日，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对于粮食生产，还是要抓紧抓好。要看到“无粮则乱”，10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现在“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粮食产量继续徘徊，而且到1988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幅度的涨价和抢购风潮。陈云再次从全局的高度提出了农业和粮食的问题。1988年10月8日，他同赵紫阳谈话指出：“粮食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10亿人民要吃饭，农民种地卖粮给国家，天经地义。现在相当大一批农民搞乡镇企业，买粮食吃，不能小看�！背略普獯翁富暗谝惶蹙褪橇甘澄侍�，可见在他心目中，粮食问题在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中的作用是何等的重要。
三、基本建设要避免赤字投资
基本建设投资在国家建设的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最大，是决定建设总规模的主要矛盾。因此，从抓住这一主要矛盾出发，陈云的“国力论”强调基本建设规模要和国家的物力财力保持平衡。20世纪50～60年代，这一观点强调的是这两者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还必须瞻前顾后，前后衔接，避免陡升陡降。新时期，这一观点强调的是基本建设投资要避免赤字投资；利用外资进行基建投资要认真研究、保持清醒头脑。
自1970年以来，超过国家财力物力可能的基建投资就或多或少地存在了，因此，陈云复出工作后，首先就研究建国以来基本建设投资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的规律。经过研究和思考，他提出，我们的基建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也就是说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看能够拨出多少钱用于基建投资，以此制定建设计划。计划和物资供应之间不能有缺口，不能用发票子来弥补基建投资的赤字，那样会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在听取国务院关于调整1981年计划设想的汇报时，他就说：基本建设投资320亿元的方案可能是最好的，但照我的方案，极而言之是一个也不搞，3年之内不增加基建开支，搞“铁公鸡，一毛不拔”，“置之死地而后生”。
如果一意要在基建投资和物资供应之间留缺口，搞财政赤字，那么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可怕不可怕？有的负责同志在1979年10月的中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说这并不可怕。陈云则说：我怕！他说，在生产上搞一点赤字，下半年或第二年就可以收回来，这并不可怕；但基本建设周期长，在这上面搞赤字投资，我怕。他分析说：由于生产量的增长和生产资料的增加而增发的货币是正常的增加，不可怕；通货膨胀如果数量不大的话也不可怕；但如果市场货币流通量超过市场必需量太多、数量很大的话，那就可怕，坚决不行。
既然用国家财政的力量来进行基本建设受到很大限制，那么，利用外资，即通过借外债来进行基本建设投资又怎么样？陈云认为，利用外资搞建设是我们实行的一项重要的政策措施，不存在刮下马风的问题。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还很少，因此，对借外债要逐项研究、进行分析、保持清醒的头脑。1979年3月14日，他和李先念联名写给中央的信中提出：“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7]针对当时冶金部提出的引进外资的设想，他在3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借外国人那么多钱，究竟靠得住靠不��？”“借外国人的钱，把钢铁的发展都包下来，把冶金机械制造也包下来，所有借款都要由人民银行担保，究竟需要多少钱，没有很好计算。那么大的引进，国内要多少投资，也没有计算。”“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8]
陈云反复强调两点：一是对外债的构成要分析；二是对外国资本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1979年9月18日国务院财委召开的汇报会和1980年12月16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分析了当时存在的三种外债：一种是买机器设备的买方贷款，这占绝大多数，这种外债的使用，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决定于国内有多少财政拨款用于配套；一种是高息自由外汇贷款，这很少，而且利息高达15％，这是一种周转外汇的性质，只能用于速借速还的项目；一种是带有援助性质的低息自由外汇贷款，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这一部分还没借到手，将来借到了，要十分谨慎地使用，只能用在最关键的项目上。至于说要对外国资本家保持清醒的头脑，那是因为当时有些干部对外国资本家一味友好欢迎，想法单纯，失去了警惕。陈云指出，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他们到中国来做买卖所得的利润，绝不会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利润率。有些机器看来似乎利润低，但同另外一些机器或费用合起来就高了。
要做到基本建设规模和国力相适应，就要不断地对超出计划的基建项目进行清理。为此，陈云提出，要加强综合机关的权威，建立审批制度。他说，基建项目上不上，应该由计委这样的权威机关来确定。哪个项目该上就必须上，哪个项目没有财力上就必须下。不能推平头，来一个大家打七折，这种办法会使我们一事无成，害国害民。
四、增强中央财政，保持外汇储备，掌握货币发行
陈云的“国力论”中的一个很著名的观点是“四大平衡”（即财政、信贷、外汇、物资各自平衡和统一平衡），其中，财政、信贷、物资平衡的思想，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经济、减少波动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当时的重点是财政收支平衡。新时期，陈云的“国力论”中关于财政平衡问题强调的是要增强中央财政能力。这一时期，财政收支平衡的矛盾集中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上。陈云首先很重视地方掌握必要的机动财力，粉碎“四人帮”后，针对长期的中央财政高度集权和地方同志的高涨的呼声，他在1978年12月1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他说：“我说的是真正的，不能有名无实。要信任各省市的领导同志，他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高级领导干部，我想他们不致把钱乱花掉�！�[9]当他讲完这个意见后，台下的地方同志热烈鼓掌。当然，陈云还是认为，地方之所以缺乏真正机动的财力，那是因为地方用于建设太热心的缘故。
但是，纵观新时期的财政收支状况，财政赤字是主要问题，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直线下降的趋势。1979～1988年，9年发生赤字，赤字总额高达648亿元。1984～1988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6.7％下降到22％，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由56.1％下降到47.2％，而与此同时，预算外资金与国家预算资金的比例，则由1981年的59.1：100上升到1987年的89.7：100，1988年接近1：1。针对这些情况，陈云强调要永远不打财政赤字，要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1988年10月8日，他针对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指出：“永远不打赤字财政。从全局看，在几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财政平衡。要扭转当前混乱的经济局面，首先要靠财政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平衡�！�[10]
财政赤字中的要害问题仍然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问题。1980年12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分析经济形势和经验教训时提出了雷厉风行的果断措施。他说：今后若干年，要冻结地方财政结余，财权仍归地方，但由中央财政借用。一切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的上年结余，都不许动用，非动用不可的，要经过批准。他解释说，不如此，煞不住地方随便投资搞基本建设或随便开支，中央财政也平衡不了�！跋裎颐钦庋墓颐挥姓庋桓黾惺遣恍械�，否则就会乱套，也不利于改革�！薄跋衷谥醒氩屏Φ谋壤蟠笏跣�，地方财力的比例大大增加。今年提出的冻结和集中，反映了这个客观现实�！�[11]14年后，从1994年起，为了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我国全面推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2月9日，陈云在上海欣慰地叮嘱市委负责同志：“中央决定从今年起实行分税制，使中央逐步集中必要的财力。上海和全国其他各地都表示赞成，说明大家是顾全大局的，我很高兴。”[12]
关于外汇平衡和信贷平衡，新时期陈云的“国力论”提出外汇收支除平衡外，还要有结余，要保持适当规模的外汇储备；要改革和发展金融事业，调节货币供应量，掌握货币发行权�！拔母铩焙笃�，陈云在协助周恩来抓外贸工作时，就对增加我国的外汇储备作出了贡献。到了新时期，他更重视这一工作。1979年3月21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要找增加外汇收入的来源，要把它看作一个很大、很重要的题目。光靠农产品出口创汇数量不大，要多找门路，旅游、资源出口、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加工定货都可以搞。5月18日，他又提出，在增加外汇收入方面要研究合资经营的问题。
当我们的外汇储备有了一定的基础后，一些同志就提出，我们的外汇是不是多啦，没有地方用，应该花一花。陈云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像我们这样的大国，保持足够数量的外汇储备作为周转资金很有必要，否则，国际上有个风吹草动的话，就难以应付。1984年7、8月份时，我国有120亿美元外汇储备，还有600吨黄金。针对有些同志要痛快地花一花这笔钱的状况，陈云找李先念谈了一次话。他说，我们的外汇并不多，从长远看，现在的外汇不但不是多了，而且是紧了。我们是一个大国，储备一二百亿美元，有了风吹草动就可以应付。他举了沙特阿拉伯的例子，说：沙特阿拉伯在美国有3500亿美元的存款，利息一年就是350亿。如果我们有150亿美元的外汇，利息一年就是15亿。当时，还没有哪一个西方国家肯痛痛快快地一年借给我们15亿美元。
改革和发展金融事业是新时期经济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四大平衡中的信贷平衡也因此重点发展成对货币供应量的调节和掌握，陈云特别强调：中央要掌握货币的发行权。这种发行权不但指货币发行的数量，而且也指货币发行的种类。1984年4月，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提出要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对外商投资给以优惠，扩大这些地方的自主权，并提出了发行特区货币的设想。陈云在听取有关负责同志的汇报时说：我考虑比较多的是特区货币问题，这个问题不简单。如果各个特区都发行货币，实际上就是两种货币并存，这样，人民币的“腿”会越来越短，特区货币的“腿”会越来越长，优币驱赶劣币，这是货币的客观规律。人民银行提出的方案规定特区货币发行权在中央，不在地方，这个办法好。5月26日，陈云又写了一个便条，郑重重申：“特区货币发行权必须在中央。决不能让特区货币与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流通。如果不是这样做，就会出现国民党时期法币发行之前的状况�！�
当然，货币发行的数量更直接影响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更关乎物价的涨落。在新时期物价发生飞涨的各个关键时刻，陈云总是挺身而出，尖锐地指出：必须正确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国家经济形势，中央要高度集中货币发行权，否则，许多商品都在涨价，影响人民生活，人民会很不满意。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又会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1983年11月，当年增发的货币将达100亿元，比计划多发40亿元，比1982年增发的42.8亿元多发57.2亿元，年底市场货币流通量比1982年增加22.8％，大大高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预计增加10.1％的幅度。货币投放这么多，主要是财政透支、财政借款、基建、工资等增加的因素造成的。22日，陈云就此事给赵紫阳写信指出：3位数的钞票发行情况决不能继续了；地方、企业、农民的所得不能再多了；货币超额发行导致的涨价问题，最后还得落在政府肩上，因为工资收入者和退休职工实际收入下降了，他们最后还是要向政府要钱。
但是，经济政策上的看法并没有统一，到1988年前三季度，工业生产高速发展，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膨胀，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物价大幅上涨，出现抢购风潮。发生这一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货币投放过多。因此，9月份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重大决策。10月8日，陈云同赵紫阳就经济问题谈了著名的8点意见。其中一点就是强调了钞票发行权的问题。他说：“现在票子发得太多。票子发行的权力要高度集中，我看还是要‘一枝笔’�！�[13]所谓“一枝笔”，就是货币发行权由总理或主持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把关。陈云的这个意见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五、经济发展要和环境资源协调一致，不要片面追求高速度
除了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具有很大的约束力外，新时期陈云的“国力论”还强调指出：环境资源对经济建设的规模同样具有很大的约束力，这两者之间要协调一致，不要片面追求高速度。这些是新时期陈云的“国力论”中比较突出的新内容。
关于人口资源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50～60年代，陈云强调提出了节制生育的问题，他认为这是有关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大问题。他说：中国人多，必须提倡节制生育，现在粮食、布匹、学校等紧张，都与人口多而且增长快有关系�？上颐窃谌丝谖侍馍戏噶瞬豢赏旎氐睦沸源砦蟆Ｐ率逼诓β曳凑�，陈云再次提出这一问题。1979年6月1日，他在上海调研宝钢问题时同上海市负责人讲：人口问题是个爆炸性问题，现在解决不好，将来不可收拾。他建议采取5条措施：1.大造舆论；2.制定法令，只准生一个；3.加强避孕药物工作；4.优待独生子女；5.实行社会保险。次年6月，他又在复陈慕华的信中指出：限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与国民经济计划一样重要，要列入国家长期计划、5年计划、年度计划。目前，关于限制人口问题全社会已经取得了共识。
此外，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有其失误的一方面，这就是在工业化的同时，未能很好地顾及环境资源的�；の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经济的加速发展，使得环境资源状况的恶化程度进一步加剧。陈云在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新时期中，又是他最早和最深刻地反省到这一失误，使他的“国力论”中增加了有关的新内容。
在总结几十年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资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后，陈云认为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未雨绸缪，预作准备，否则贻害子孙，后患无穷。1979年3月21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就说：“防止污染，必须先搞，后摘要多花钱。”[14]6月17日，他在给李先念、姚依林的信中，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的两个问题：一是水资源的问题，一是工业污染的问题。鉴于当时天津、北京等地的水资源已很紧张，陈云提出“今后工厂的设立必须注意到用水量。有些工厂因为矿藏关系只能在当地开办，有些工厂可以而且应该在有水的地方办。即使有水资源的工厂，也应该有节约用水的办法�！惫赜诠ひ滴廴疚侍猓赋觯骸敖窈蟀斐П匦氚汛砦廴疚侍夥旁谏杓频氖滓恢�，真正做到防害于先，这是重大问题�！�[15]至于已经开办了的工厂，哪些还未处理污染问题，我们应该心中有数，逐步改变。
城市环境的污染问题多年来在国家决策中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陈云在1981年9月2日政治局会议上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水资源的问题已经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解决城市污染的问题也要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早投资比后来补要省得多。他举了苏州河污染的例子，说他当学徒时苏州河就是黑黑的水，现在虽说马上改变不容易，但要着手逐步解决。1982年以来，上海市由于空气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过多，下了10多场酸性雨，陈云得知后在10月25日很急切给赵紫阳、胡耀邦批示道：“治理费要放在前面。否则后患无穷�！�
随着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我国许多地区的环境污染呈上升趋势。对此状况，陈云提出要把治理污染、�；せ肪程岣叩揭幌畲蟮墓叩母叨壤慈鲜叮谡夥矫嬉岬没ㄇ�。1988年8月22日，人民日报记者写了《四川排放污物总量约占全国十分之一》的情况反映。27日，新华社记者又写了《“卫星看不见的城市”——本溪市环境污染情况调查》。对于这些问题，有关方面研究后认为，污染治理的技术不成问题，关键是缺乏资金投入。陈云看到这两份材料后，把它们送给赵紫阳、李鹏、姚依林再看看，并写了一封信，说：“治理污染、�；せ肪常俏夜囊幌畲蟮墓�，要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这件事，一是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花点钱，增加投资比例；三是要反复督促检查，并层层落实责任�！�[16]他在信的结尾请有关部门把这方面的材料以后常送给他看看。
由于陈云非常关心这方面的情况，水利专家张光斗、陈志恺就把他们合写的《我国水资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的文章呈送给陈云。陈云看后认为很重要，于1990年6月6日将此文转给江泽民、李鹏、宋健，并批道：“水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各级领导部门，尤其是经济、科技领导部门，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以逐步扭转目前水资源�；难现刈纯觥！�[17]
至于掠夺性使用资源的不良倾向，陈云则给予尖锐批评，他大声疾呼要制止这种现象。不少企业在推行承包制后，为了完成承包数，硬拼设备，带病运转，安全事故增多。对此，陈云在1988年10月8日说：“企业一定要维护好设备，特别是关键设备，四个九不行，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他要求承包工交企业的“必须确保设备完好率”，并深刻地提醒说：“要看到，现在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都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种掠夺式的使用资源的倾向，应当引起重视。”[18]
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资源，这里面就有一个如何看待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陈云指出不要片面追求高速度，他认为照顾到各个方面协调的前进，表面上看来慢，但实际上快，这是可靠的脚踏实地的前进。1984年我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1985年1～7月又比1984年同期增长22.8％。陈云认为，这样高的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为我们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很难适应这样高速度的需要。1985年9月18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提出“七五”期间工业和农业发展的速度，分别为7％和6％。对此，陈云在会上讲话说：“这个速度比较适宜，执行中可能超过，但主观上不必再提更高指标�！�[19]邓小平曾在8月2日接见外宾时也说，我国工业发展速度太快，“听起来可喜，但有不健康的因素”。陈云这时表示他赞成邓小平的这个意见，并说：“说到底，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20]
放慢了速度，有人就会说这样会耽误几年发展的时间。对此，陈云的看法是，不要怕被人说耽误了几年发展时间，他说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就已经耽误了100多年，我们对经济发展速度的调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调整，这不是耽误，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陈云关于经济发展要和保护环境资源协调一致的观点尤其具有深刻的意义。
六、最后的叮嘱：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并且要留有余地
党的十二大以后，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陈云因年事已高，逐渐退居二线，但他仍时刻关心祖国现代化建设的每一重大进程，适时发表切中时弊的真知灼见。
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后，我国国民经济进入新的市场化发展阶段。到1993年上半年，经济高速增长，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新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四高两乱”的消极现象，即：高投资、高货币投放、高物价、高进口、金融秩序混乱、生产资料市场秩序混乱。为此，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提出了16条措施。
1994年2月9日，同往年春节一样，已是89岁高龄的陈云在上海同市委负责人谈了话。这次谈话，主要是谈全国的经济形势和处理困难的办法。他说：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目前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按尤纯�，当前经济工作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建设规模一定要与国力相适应，而且要留有余地。同时，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21]在当时经济形势严重过热的情况下，陈云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的这个观点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尽管这个观点早已广为人知，耳熟能详，但它的深刻的震撼力和针砭力从没像这次这样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1995年4月10日，陈云与世长辞。这次谈话是他最后一次公开谈话，经他亲自审定收入《陈云文选》最末篇。
注 释：
[1]《经济建设的几个重要方针》，《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
[2]《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陈云文选》第3卷，第236页。
[3]《工作要抓实》，《陈云文选》第3卷，第376页。
[4]《计划与市场》，《陈云文选》第3卷，第246～247页。
[5]《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陈云文选》第3卷，第268页。
[6]《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陈云文选》第3卷，第280～281页。
[7]《关于财经工作给中央的信》，《陈云文选》第3卷，第248～249页。
[8]《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陈云文选》第3卷，第252页。
[9]《对当前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陈云文选》第3卷，第237页。
[10]《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第366页。
[11]《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陈云文选》第3卷，第279页。
[12]《要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陈云文选》第3卷，第380页。
[13]《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第366页。
[14]《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陈云文选》第3卷，第254页。
[15]《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的两个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第263页。
[16]《治理污染、�；せ肪呈俏夜囊淮蠊摺�，《陈云文选》第3卷，第364页。
[17]《从战略高度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陈云文选》第3卷，第375页。
[18]《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第366页。
[19]《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陈云文选》第3卷，第351页。
[20]《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陈云文选》第3卷，第351页。
[21]《要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陈云文选》第3卷，第380页。
（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