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谢觉哉家书》看家风
做官就要做“焦官”
——从《谢觉哉家书》看家风
郝建良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作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消息传到湖南宁乡老家后，乡亲们纷纷热议，家中的子女们亦坐卧不安，都想借老父亲的“东风”，去北京谋个前程。但谢觉哉并未让他们如愿。
1950年1月，谢觉哉在给家乡两个儿子的信中写道：
儿子要看父亲，父亲也想看看儿子，是人情之常�？滔履忝呛芮�，北方是荒年，饿死人；你们筹措路费不易，到这里，我又替你们搞吃的住的，也是件麻烦事。如你们还没起身，可以等我一下，等到今年秋收后，估计那时候光景会好一些。到那时来看我，是一样的。打听便车是没有的。因为任何人坐车，都要买票。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湖南方言，指不挣钱的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有诗一首：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奇才大老官）；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
周老官是谢觉哉同村的一位老雇农，在乡村以勤恳老实闻名。谢觉哉在信中自比周老官，无疑是在告知子女，他做的官是新社会的“勤务兵”，而不是封建社会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旧官僚。谢老不徇私并且以身作则，对子女言传身教，希望子女们明白“居新社会学新本事”才能立足，而不是借助长辈的权势。但宁乡家人众多，未必人人都能领会谢老的想法。1953年10月，谢觉哉又写了一封给两个儿子的家书，批评这种找关系、走后门的作风：
北京有些升不了学的干部子女，一样要从事劳动生产，有的要回乡去。我这里也有些孩子，我对他们说：满了十八岁，求学做工就要靠自己，父母管不了许多，也许他们到十八岁，我已不在世了。当兵不是职业，以前参军的，除军官外，都已复员或快复员了。读书是好的，但读书为着更加善于劳动生产，小学毕业、中学毕业、大学毕业，都要从事劳动生产，虽然劳动的方法不是一样，不劳动想吃饭的路，已经堵塞了。你们以为我这里总可以找到饭吃，我这里不是劳动生产机关。前年子谷向我找事，我说这里没有你做的工作，你还是去教书罢！姜国全来碰了钉子，何汉明来又碰了钉子，这里现在裁人，有好些人还得回乡去，你们不阻止何汉明来，反荐引他来，可见你们对外面情形一点不清楚。我家小孩子有一股要进学校和升学的风，可是会读书的很少，读了若干年，连我的信都看不懂。我写的抄的本子、藏在家里的都当做烂纸丢了，你想还读什么？当然，不能完全怪小孩子，你们做大人的应该指教他们。
谢觉哉在信中强调孩子们“要靠自己”，“父母管不了许多”，同时希望在家乡的孩子们能够多从事劳动生产，尤其是在农事上多用心，而不能只想着找个闲差度日。中国古人讲“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谢觉哉严于律己，对子女谆谆教诲，可谓道德传家的典范。
谢觉哉在工作之余，亦不忘对子女们多加教诲，尤其是在做人、待人处事方面。在1962年3月谢老写给众儿女的一封家书中，对孩子们提出了四点要求：1.看过去、看别人；2.要自己动手；3.对人宽、对己刻；4.爱惜东西。其中谈到艰苦朴素的话题，信中写道：
我到北京才穿上绸内衣，还是人家送的，手表我以前没有，现在你们穿绸内衣了，戴手表了，七七没有表，可能也会要了。皮鞋，我记得一九三七年去兰州搞统战工作，公家给我买了一双皮鞋，到北京为了接待外宾才买第二双皮鞋。那时我快七十岁了。你们小小年纪就穿皮鞋，且已穿过不止一双。我国出牛皮并不多，皮鞋供应怎能不紧张。我们的吃，尚不大好，但已比过去好。我的老家是地主，吃得饱但并不那么吃得好。至于你妈妈的老家，靠替人家推磨，靠做小生意，靠捡人家红薯，土里遗下的小红薯，有一顿，没一顿……说到看别人，你们应知道现在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吃不饱穿不暖，没有房子住。北京的生活，你们是看到了的：有的人一家子住在一间房屋里，农村的老百姓有的一年吃不到油，北京市居民也只分到四两油。鸡蛋、肉是很难买到。
通过与过去及他人艰苦生活的对比，谢觉哉想让孩子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明白知足常乐的道理。同时谢老又坚定地讲道：
我们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的子女。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要帮助广大人民能过好日子，要工作在先享受在后，当广大人民还十分困难的时候，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应该感到不安，而绝不应该感到不足。
在对子女生活细节的教导上，谢觉哉仍不忘告诫孩子们，作为共产党人的子女应该“工作在先享受在后”，体现了老一辈共产党人严于律己、严于治家的优良作风。
《谢觉哉家书》共收入谢觉哉书信115封，最早的一封写于1919年，距今已近百年。这些书信能够保留至今，实属不易。家书中除了关于子女教育、家风修养的话题之外，还涉及诸多历史人文与家国往事，是一本常读常新的佳作。
（来源：《光明日报》 2016年0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