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商团事件的教训》中“老头子”考辨
蔡和森《商团事件的教训》中“老头子”考辨
——兼论陈独秀对1924年商团事件的态度
周锦涛
蔡和森《商团事件的教训》一文发表于1924年9月10日出版的《向导》第82期，主要揭露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军阀及国民党右派伙同宰割广州革命政府的乱象，强烈建议孙中山能痛改时弊以挽救革命。文中有两处提到“老头子”一词并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关于“老头子”是谁，有文献集将其注释为“陈独秀”（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2页。），这很容易让读者将此联想到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妥协，从而认为陈独秀在此时就已经与军阀、国民党右派妥协投降，并与任弼时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到的“老头子（陈独秀——引者注）可去莫”（任弼时：《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联系起来。然而，蔡和森此文中的“老头子”是否确为陈独秀值得探讨，本文通过对此文本的解读并结合陈独秀当时对商团事件的态度进行考析。
一
从文章内容来看，《商团事件的教训》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揭露并批评国民党右派及军阀的反革命行径；第二部分主要指出孙中山不发动民众力量而过早建立革命政府政策的不当及弊害；第三部分则希望孙中山能毅然抛弃错误政策，坚决反帝反右�！袄贤纷印币淮示褪窃诘诙糠种赋鏊镏猩降牟坏闭呒氨缀χ蟪鱿值�，文章认为：
“这种不幸的政策不仅可使革命完全破产，而且危及于中山先生个人之生命与人格。军阀的工作是拥兵敲钱，右派的工作是争权夺位，而老头子（文中加粗以突出此词，下同——引者注）的工作却是打前敌当炮火！军阀是利用革命做买卖，反革命的右派是利用政权做生意，而老头子遂常常的被强迫而成为他们的商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121页。）
如果单从字面上来看，“老头子”似与孙中山是两个不同的人，不然完全能够在文中直接用“他”来代替就可以了。“老头子”一般指年龄大或资历老的人，把“老头子”与孙中山并列摆在一起，至少证明其年龄或地位与孙中山相差不大。而且，文中“老头子”有两个明显特征：一面与军阀、国民党右派关系密切，另一面又与军阀、国民党右派不是同一性质的人，所以“老头子”才会被“利用革命做买卖”、拥兵敲钱的军阀与“利用政权做生意”、争权夺位的国民党右派经常当作商品出卖，并且去“打前敌当炮火”。而从当时国共两党主要领导者的年龄、革命资历且兼有这两个特征来看，几乎无人能与孙中山相提并论。
《商团事件的教训》发表仅一周之后，即1924年9月17日，《向导》周刊接着发表蔡和森《北伐呢？抵抗英国帝国主义及反革命呢？》一文。文中再次出现“老头子”一词，指出：
“右派因为恐怕中山与英国帝国主义冲突而打破他们的巢穴，因为要成功与陈炯明的调和以巩固他们与左派对抗的武装势力，因为要讨好段张唐继尧等军阀以遂其蝇营狗苟奔走南北升官发财的勾当，所以又包围老头子出此名为‘北伐’而实属投降英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陈炯明陈廉伯）的下策�！保ú毯蜕骸侗狈ツ兀康挚褂⒐酃饕寮胺锤锩�？》，《向导》第83期，1924年9月17日。）
明显地，此处“老头子”就是指孙中山，因为文章前面部分作了大量的铺叙。1924年9月初，江浙战争爆发，孙中山决定支援浙江军阀反对直系，并亲自率兵赴韶关进行北伐。且迫于广州局势，孙中山接受了与商团妥协的主张，答应发还枪支，取消对商团首领陈廉伯的通缉令。蔡和森认为，孙中山这种政策是与英国帝国主义、陈炯明等地方军阀及国民党右派妥协，以北伐的名义让出了广州革命政权，“这又是右派包围中山先生的成功”，从而坚决主张“与其强颜交还广东于英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上什么北伐政策的鬼当，无宁抛弃广东而与英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决一死战，以开始全国反帝国主义的真实工作！”（蔡和森：《北伐呢？抵抗英国帝国主义及反革命呢？》，《向导》第83期，1924年9月17日。）
可以说，蔡和森这两篇文章相隔时间很短，其阐述的背景、对象及政治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应该可以说，这里的“老头子”就是指孙中山。
二
面对国民党内部日益高涨的反共言论与对共产党的排挤，作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是有所警觉的。1924年7月13日，陈独秀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就明确提到：“孙中山虽不会马上抛弃我们，但根本无意制止反动派对我们的攻击。”“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陈独秀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4—85页。）21日，陈独秀签发《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指出：“此时国民党只极少数领袖如孙中山、廖仲恺等尚未有和我们分离之决心，然亦决不愿开罪于右派分子”，“然为国民党革命的使命计，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104页。）可见，陈独秀对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尤其是右派分子是有所警惕的，并且向全党提出了具体的斗争政策。
1924年8月中旬始，广州商团煽动商人罢市，并积极武装以反抗广东革命政府。陈独秀于8月20日《向导》第79期著文指出，“香港政府、北方政府、陈炯明、省港商人是一串的货色”，“我们于广东政府对待商团的优柔政策，老早就表示警告”，“我们敢说革命政府真正心腹之患，不在东江而在广州”，强烈建议“解散商团军”，“讨伐陈炯明”。（陈独秀：《反革命的广东商团军》，《向导》第79期，1924年8月20日。
1924年9月7日，陈独秀再次致信维经斯基，指责孙中山消极对待右派的反共行径，认为“孙中山等人的态度在口头上保持中立。他们不能同我们的同志争吵，也不敢得罪右派和反动派。但实际上，他们利用反动派施加的压力和他们的反共宣传来压制我们，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并接着批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同志上了孙中山等人的圈套”，希望“共产国际提醒鲍罗廷同志，同孙中山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否则他还会上圈套，还要提醒他始终同我们党进行协商”。（《陈独秀文集》第3卷，第118—119页。）
的确，从1924年9月至10月上旬，对于孙中山对军阀、广州商团、右派的妥协及北伐政策，陈独秀继续撰写了一系列批评文章发表在《向导》周报上。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陈独秀批评其一直以来“有三个重大的错误”：一是误用了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二是专力依靠一派军阀去打另一派军阀的军事行动，轻视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三是左派首领过于和右派妥协，从而导致革命运动总是失败。（参见陈独秀：《辛亥革命与国民党》，《向导》第86期，1924年10月8日。）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广州国民政府，陈独秀直言其已经失去了革命的意义，看起来名义上“是一个革命政府，实际上，这革命政府完全建立在反革命的军队、反革命的官僚及反革命的商人阶级之力量上面，……并且是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势力之大本营”（陈独秀：《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向导》第85期，1924年10月1日。）。
对于孙中山放弃镇压广州商团且进行北伐的举措，陈独秀严厉地斥责之为“耻辱”。他指出，为了北伐，孙中山不得不与反动的滇军妥协，和反动的西南将领妥协，和反动的段系、奉张妥协，“这些耻辱的行动，这些错误的政策，都是军事行动所必然产生的”，“然而采用这些政策来做军事行动，不但这些军事行动不是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因为滇军、西南将领、段系、奉张自身便都是军阀及帝国主义者的工具”。（陈独秀：《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向导》第85期，1924年10月1日。）而这种北伐的结果，就是“屈服于反革命的商团”和反革命军阀经常的“倒戈相向”，“我们实不愿看见一个革命的领袖为投机的军人政客所玩弄！”（陈独秀：《西南团结与国民革命》，《向导》第84期，1924年9月24日。）
由此可见，陈独秀与蔡和森在对于国民党右派、军阀、商团及孙中山北伐态度是一致的，都是坚决予以反对与批评，不存在被军阀与右派当作商品出卖、并且去“打前敌当炮火”的可能。
三
事实上，对商团、军阀、国民党右派及孙中山的态度，中共领导人基本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在蔡和森文中所提到的“老头子”一词的特征中有其他领导人相应的语句进行印证。
针对商团的嚣张气焰，瞿秋白于1924年9月23日曾撰文指出，这是帝国主义、军阀与右派勾结的后果，“于是商团事件遂一发而不可收拾”，“孙中山若不反抗英国帝国主义及买办阶级反革命到底，则广州政府势将被逼迫而完全失其反帝国主义性成为国民党首领主持之非国民党政府”。文章特别提到孙中山被军阀及右派当作商品进行交易，“滇军范石生、廖行超居然以武装调停的威风提出六个条件，要政府受五十万元发还枪械�！馕抟焓墙昀垂窀锩氖琢焖镏猩搅鄢鍪塾谏掏拧��！暗酃饕搴退淖吖烦铝⒎妒榷杂谥猩秸梢运凳峭评瘴匏挥闷浼嗑褪枪竦匙约旱挠遗傻吃奔熬硕杂诟锩拇篚艴铩�。（瞿秋白：《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压迫下的孙中山政府》，《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135、139页。）
1924年10月，周恩来在《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一文中明确指出军阀操纵广州政府的严重弊端，“例如扣械事件的调停，粤滇两军阀均想借此与商人接近，见好商人，然后从中剥夺。结果因滇军力大，许崇智敌不过范石生、廖行超，范廖遂以五十万将中山卖了。中山知被卖后，气愤不过，但他的左右却竭力怂恿他忍气吞声地接受范廖等私定和约”�！爸幌Ое猩阶笥业�，大都皆是些不革命的右派和机会主义者，因之中山彻底的主张遂常被他们阻挠，不得遂行其志”。（周恩来：《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1924年10月30日广州通信），《向导》第92期，1924年11月19日。）从中亦可见孙中山被军阀与右派包围与出卖的尴尬处境。
综上所述，蔡和森《商团事件的教训》一文中所提到的“老头子”应是指孙中山，而不是陈独秀。
〔作者周锦涛，湘潭大学历史系教授，湖南湘潭411105〕
（责任编辑：刘志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