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峰：“踱方步”、“上屋顶”的战略思想家陈云
李洪峰
陈云经常说，做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踱方步，深思考，不仅要有看和听的时间，还要有想的时间。应该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要上屋顶，不要老呆在地下室。对于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他有一句名言，全局在，可以挽救局部；而全局垮，则局部不能挽回。他认为，上层机构要有专人考虑大问题，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要有这样的战略家。他认为，对于领导者特别是各个部门、各个地方的主要领导者来说，做好日常工作很重要，专心思考和研究战略性问题也很重要，而且更加重要。越是责任大、任务重，越要从大的方面看问题，保持头脑清醒。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见事及时，从容应对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风险。
陈云就是我们党内这样一位“踱方步”、“上屋顶”的战略思想家。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提出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和许多重大思想，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下面着重从经济工作和党的建设两个方面，对陈云提出的重大思想，作一些列举和说明。
一、陈云关于经济工作的重大思想
陈云关于经济工作的重大思想，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主要有：
（一）领导经济工作必须了解国情，坚持从基本国情出发。陈云认为，我们搞现代化要学习借鉴别国的经验，但无论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没有中国的这些特殊情况，所以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不能照抄照搬。早在1956年，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关键时刻，针对有些人照搬照抄外国经验，急于过早地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忽视市场作用的情况，陈云提出应当建立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即产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产量扩大、服务周到，从而有利于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陈云强调：“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新的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1]]
（二）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要真正为人民谋福利。还在激烈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同志就尖锐地指出：“作为一个革命家，不能只是高谈阔论，主要是工、农、兵、学、商，三百六十行，即做各种各样的实际工作。否则，就要打败仗，革命革不成，就不能生存�！薄凹际酢⒕�、事务工作有其政治意义，政治工作也会带有技术、经济、事务性�！薄暗ゴ康恼喂ぷ鳎敲挥械��！�[[2]]建国以后，他更加强调把经济建设放在首要地位来抓。他说：“现在全国解放了，人民民主政权建立了，如果还不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则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没有保障的”，“应该首先考虑国家的需要，也就是首先考虑如何加速国家经济建设的问题”。[[3]]他把经济建设提高到关系人民的命运和政权性质的高度来看。他说：“眼光要放在经济上�！薄拔颐堑母飨罟ぷ魇欠窀愕煤�，不仅关系到四亿七千五百万的命运，而且对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有着重要的影响。不看清楚这些，便不可能认识我们的责任�！�[[4]]他尖锐地指出：关系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事是第一位的大事，一定要抓紧管好，“如果我们不管，怎么能算人民的政府呢？”[[5]]“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管吃、穿、用，管油、盐、柴、米。不要看不起这些”。[[6]]１９５６年后“左”的倾向开始抬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搞阶级斗争为纲，我国社会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对此他十分着急。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表示由衷的高兴，并立即出来主持全国经济工作，对经济调整和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陈云认为，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是空话一句。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1959年6、7月间，毛泽东在庐山同协作区主任谈话中说：“大跃进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肮コ略铺峁仁谐�，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其他。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7]]
（三）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陈云认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8]]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他一再强调：“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香港、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区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欧美日本各国也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叭丝诙�，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别的国家没有这么多人，没有这么多农民�！钡蔽鞣焦抑冈鹬泄畹氖焙�，他说：“穷，这是应该承认的”，要看到我们还很穷，“同日、德、英、法不同，工业基础不如他们，技术力量不如他们，这两点是很重要的�！笨吹角睿鬃颖�，“考虑到我国人多、地大、各地情况不一样这个事实�！�[[9]]应该从这样的基本实际出发，制定方针政策，进行现代化建设。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把握住这一点，我们就能把握住经济建设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我们推进现代化运行就能无往而不胜，否则必然遭受挫折失败。他提出了建设规模和国力相适应的五大原则，即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略有结余；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人民购买力提高的程度要与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基建规模要考虑农业的约束力；基建规模和财力、物力间的平衡不仅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这些话，今天仍有重要意义。
（四）经济建设必须注意综合平衡。陈云指出：“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离开别的部门。一部机器，只要缺一部分配件，即使其他东西都有了，还是开不动。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薄八阶酆掀胶猓褪前幢壤�；按比例，就平衡了�！彼赋觯汗窬谩坝Ω迷谧酆掀胶獾幕∩先姘才�。”综合平衡要从现有的经济水平出发，而不能从发展的愿望出发，而且必须“留有余地”。他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时刻关注研究农轻重的比例，工业内部基础设施与加工工业的比例，民用工业与军用工业的比例，大厂与小厂的比例，生产与消费的比例，以及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比例，“既要研究那些已经形成的比较合理的比例关系，更重要的是研究暴露出来的矛盾”。他强调，“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10]]许多好事是不能一下子办到的。这一基本观点，揭示了社会发展过程中一条最重要而又易于为人们所忽视的基本经济规律，不仅继承了马克思关于“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消灭，所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的思想，而且密切结合我国实际，提出“留有余地”，“量力而行”等基本原则，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重大指导意义。陈云认为，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一定要统筹兼顾，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健康发展。按比例是客观规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实现综合平衡最重要的是做到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收支的平衡。国家的财力物力一定要用得恰当。所谓恰当，就是迟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后用，缓用、急用的问题解决得好。建设重点只能根据全局的长远的利益，经过综合平衡来确定。他有一幅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深刻揭示了综合平衡的极端重要性。
（五）正确处理开源与节流的关系。陈云认为，所谓开源，就是发展经济。节流很重要，开源更重要。他用打比方的方法形象地说，对支出用“削萝卜”的办法，对收入用“挤牛奶”的办法，在财政和经济上都会有利。
（六）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必须坚持“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陈云一再告诫我们，我国“真正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业问题是全国的大事”，“对于这样关系全国六亿多人民的大事，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是不能不关心的”�！芭┮滴侍�，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11]]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叭耸且苑沟模荒芴焯炜砍月砹兄饕骞�，一天不吃饭，肚子就饿得哇哇叫。”同时，“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因此，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必须坚持以农轻重为序，把农业放在第一位�！肮ひ挡荒芗放┮�，城市不能挤农村，而要让农业，让农村�！比魏问焙颉安荒苋门┟翊还础薄�[[12]]陈云认为，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拔夼┎晃取�，“无粮则乱”。农业发展不起来，工业就很难发展。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
（七）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要走一步看一步，随时总结经验。陈云长期从事经济建设的领导工作，从他的切身体验中最早认识到市场和市场调节的重要作用。早在1956年，陈云在党的八大上就提出了“三为主，三为辅”主张，其中就包括了市场调节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即1979年3月8日，他又写了《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阐明了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基本思想。陈云认为，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都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而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忽视市场和价值规律，不是企业家办经济。打破闭关自守的政策是正确的，借些不吃亏的外债和引进有利的技术是必要的。现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其意义不下于五十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八）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陈云认为，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要进行必要的国家干预。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财力。
二、陈云关于党的建设的重大思想
陈云关于党的建设的重大思想，反映了他对党的建设规律特别是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主要有：
（一）党的建设包括党的组织工作，要适合政治路线的要求、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延安时期，陈云作了七年中央组织部部长。中组部无论是抓干部的培养选拔、管理监督，抓各级领导班子的配备和思想政治建设、作风建设，还是抓党员发展和管理教育，抓各级党组织的组建、调整，都贯穿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陈云认为，党的建设既要正确了解党的政治路线，又要切实了解具体情况，避免“空谈”和“盲目”。
（二）选拔干部要德才并重，以德为主。陈云坚持了党的干部路线,丰富了党的干部政策。他强调，选拔任用干部要以德才兼备为标准，更要注重于德，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要注意五湖四海。他强调，要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干部。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较早地提出了培养选拔接班人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多次强调要成千上万地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参与制定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经过全党的努力，干部队伍新老交替已形成制度。陈云认为，我们用干部要五湖四海，再加一个德才兼备，这是提拔干部的大方针。延安时期，陈云明确地提出了挑选干部的四条标准：一是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忠实于党；二是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三是能独立决定工作方向并负起责任；四是守纪律。并指出，才，不是空才；德，不是空德。考察一个干部的才和德，主要应看其在完成任务中的表现。后来他又提出了“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德才兼备，以德为主”、“使用人才的原则，是用人唯贤”。他明确提出：“要严格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德才相比，我们要更注重于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
（三）干部政策，就是用人之道，要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陈云认为，善用各种人才，才能成大事业。陈云把了解干部放在干部工作的首位。指出：“一个人的长处里同时也包括某些缺点，短处里同时也含着某些优点。用人就是用他的长处，使他的长处得到发展，短处得到克服。天下没有一个人是毫无长处、毫无优点的，也没有一个人是毫无短处、毫无缺点的，所以我们说，在革命队伍里，无一人不可用”。[[13]]陈云经常讲：“中央组织部不是法院，不是检察院，我们要使用干部，要发挥干部的长处，就要发现干部的长处。看一个人，要看他的长处，看他的优点，看他的主流�！背略埔砸桓稣嬲砜怂贾饕逭叩男鼗程岢觥肮阏刑煜率浚夏伤暮Ｈ恕�。针对有的同志容不得人，喜欢简单，不喜欢复杂。他指出：要干大事情，就免不了要遇到复杂情况。只有几个人，不要发展，才简单，但是革命一定不会成功。共产党是先锋队，要领导广大后备军，要与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它周围必然是复杂的。因此，还是复杂一点好，还是“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好，这样有利于团结更多的同志，革命才能成功。
（四）各级领导班子都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制度。陈云高度重视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他多次强调，只有通气，才能团结，只有民主，才能集中。要照党章办事，不要一个人说了算。民主革命时期，陈云就精辟指出：“不民主，只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14]]1980年2月，陈云提出：“要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是既要民主，又要集中。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我看这不是坏事。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更合理一些。允许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一个人讲了算，一言堂，一边倒，我认为不好”。[[15]]1985年，他强调：“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过集体的充分讨论”。[[16]]
（五）支部是党的最基本的组织，是党的力量增长的主要源泉。陈云强调支部不但要在组织上具有核心堡垒的形式，而且要在实质上真正能起核心堡垒的作用，为建设、巩固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提供了有力的指导。陈云指出，支部是党的最基本的组织，是党团结群众的核心组织，是党的力量增长的主要源泉。如果没有党的支部这一基层组织把全体党员组织起来，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党的领导就无法落实，就不能形成全党的统一行动。党的一切口号、主张、政策，依靠支部才能具体深入到党员和群众中去。他强调，要加强支部在群众中的工作，经常了解群众的情绪、群众的呼声，帮助群众解决问题。支部在周围群众中间工作的好坏，是测量支部工作好坏的尺度，一切脱离群众的支部，都是最不巩固的支部。只有党与群众密切联系着，只有党的支部真正成为群众核心的时候，党才是一个巩固的党，支部才是党在群众中的堡垒。陈云要求，各级党委要培养好支部干部，加强对支部的领导，巩固党的基层组织。
（六）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陈云强调提高党员素质，发挥党员作用在党的建设中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为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陈云鲜明地提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由无产阶级中觉悟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必须经常有系统地注意调剂自己党员的成分，并有计划地做好教育党员的工作。他强调，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并针对抗日战争初期各地大量发展党员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了放慢发展速度、边巩固边发展、以教育提高为主的发展党员的方针。陈云一贯重视从思想上建设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他强调：共产党员要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党员对党要忠实，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陈云认为，要坚持共产党员的条件和标准。共产党员时刻不要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要站稳党的立场。谁要是丧失了革命的和党的立场，谁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资格。
（七）严守党的纪律，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早在革命战争年代，陈云就十分重视维护党的纪律。改革开放以后，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他指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17]]纪律是保证党的意志、行动统一的重要武器，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他强调，从严执纪是端正党风的有效手段，全党必须狠刹不正之风，坚决制止各种违法乱纪行为；对严重经济犯罪分子，要加大力度，从严惩办。同时他认为，对党员、干部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关心爱护。要加强教育，提高素质，拒腐防变。陈云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最有纪律的党，如果没有铁的纪律就不能巩固自己。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我们党的铁的纪律。党内不允许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
（八）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这是陈云在1980年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在总结我们党30年执政经验和世界上其他各国执政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科学论断。这一重要论断，把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提到了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深刻揭示了新时期加强党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对于全党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为加强党风建设，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和纪律检查机关把加强党性教育和纪律教育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来抓，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地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努力从根本上克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陈云认为，执政条件下加强党风建设的重点是解决以权谋私问题。端正党风必须坚持从严治党，关键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陈云认为，党的纪律是促进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保证。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要围绕改革发展的大局。只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才能从根本上为党风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供有利条件。
三、今天我们应该着重向陈云同志学习什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战略思维，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弊⒅卮诱铰圆忝娼饩鑫侍猓プ≌铰曰�，作出战略决策，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鲜明特点。在全党深入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积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伟大胜利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重温陈云同志的一系列重大思想，具有重要意义。特别要着重学习陈云同志坚如磐石的政治信念、终身不渝的学习精神和重视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
首先，学习陈云同志坚如磐石的政治信念。
陈云的战略思维，源于他坚如磐石的政治信念。信念使他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对未来充满信心。陈云认为，共产党员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坚定对党的信念，这是共产党员的第一条标准，他指出：“共产党是为人类的彻底解放，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因此，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懊恳桓龅吃庇Ω蒙羁讨乐泄锩且桓龀て诘�、艰苦的斗争过程，在弯曲险峻的革命道路上，革命者必须经历长期的艰苦和波折；在与敌人经常的斗争中，在每一事件的紧急关头，还有牺牲的可能。因此，每个共产党员不仅要坚信共产主义必然实现，而且必须对于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有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和奋斗到底的决心”。[[18]]他说，“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的事业”。[[19]]陈云在一次谈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运用时说过：“有了坚定的立场，才能掌握这个方法。如果尽是为了个人打算，一辈子也掌握不了这个方法。个人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就在这里。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大家如果都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方法就容易一致，对问题的看法就容易一致，事情就好办了。党内只应当有这种态度，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态度。”[[20]]无论斗争如何艰巨、情况怎样复杂，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陈云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坚贞不渝，表现出共产党人不可动摇的意志和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
陈云是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勇于担当、独立思考的典范�！扒酥蹬�，不如一士之谔谔”。他认为，“要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21]]他从不讲假话，即使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也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正确意见，并顾全大局，维护团结，按组织渠道陈述和坚持自己的意见。在延安整风期间，他不同意康生把大批干部打成敌特分子的“挽救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经济工作一贯坚持“基本建设要与国力相适应”，“要重视人民生活”，反对不切实际的高速度、高指标的浮夸风，在毛主席指责他离右派只差五十米的严重压力下，他也没有看风使舵；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两个凡是”还没有冲破之时，他就力主纠正天安门事件等重大冤假错案，提议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他从不讲空话，从不发表空泛的议论，每讲一个问题，必定经过深入调查和周密思考，算大账高瞻远瞩，算小账明察秋毫。他从不讲套话，他的风格历来是开门见山，一针见血，简练明了，不落俗套。他一生无私无畏，秉公行事，从不计较个人进退得失，为维护人民的利益和真理的尊严，在关键时刻敢于坦言直陈，甚至宁肯沉默也不讲违心的话。1985年6月，陈云曾经谈了对坚持原则的一些看法。他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肯讲，在陕西组的会上讲了“交换、比较、反复”。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也是顶的，讲了彭德怀的问题，超出了当时华国锋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得超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界限。以后，审判“四人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同志主张江青判死刑。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总之，我是一方面小心谨慎，一方面又很硬。他认为坚持原则，同遵守纪律是统一的，提出了“坚定的革命者视纪律为自由”的重要观点。他用生动的比喻说明，“真正的游泳家在水里是自由的，真正的革命家，在有纪律的革命运动里，也是自由的”。[[22]]他强调，要真心地、具体地遵守党的纪律。真心地遵守，就是要心口一致，言行一致。具体地遵守，就是要在各种具体的情形下遵守纪律，“具体地遵守纪律，就一定要服从支部，服从直接的上级，即使上级的人比你弱，你也一定要服从”。[[23]]陈云说：“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怎样”�！肮膊吃辈渭痈锩�，丢了一切，准备牺牲性命干革命，还计较什么面子？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我们肩头担负这样重的任务，如果强调讲面子，在讨论问题时，就会不客观”。“如果一切从自己面子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看问题掺杂个人得失在里面，立场不正，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不会讲真理，结果一定是害人害己。犯错误就是把客观看错了，结果也错了”。[[24]]
其次，学习陈云同志终身不渝的学习精神。
陈云的战略思维，源于他坚持学习、善于学习。学习使他学识渊博、视野开阔、思想深刻，看问题能抓住本质，抓住要害。陈云多次说，我参加革命几十年，从没有停止过学习。陈云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要学习，只有多学习，才能有进步。要多读书，多学文化，多学有用的东西。学习语文、政治、数学、史地，还远远不够，要学社会学、经济学，要了解社会，了解世界。陈云自幼家境贫寒，年仅四岁就父母双亡，在舅舅抚养照顾下，只读到高小毕业，就因再无力交付学费而被迫辍学。因此，他非�？释埃湎训玫难盎�。无论斗争环境多么险恶，工作怎样繁忙，他都始终坚持学习。勤奋学习，成为陈云最重要的品格之一。
陈云认为，学习非常重要，是做好工作的前提条件。他说：“学习是做好工作的一个条件，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币蛭肮膊吃庇辛烁锩睦砺郏拍艽痈丛油蚍值氖虑橹信鲆桓鐾沸�，从不断变化的运动中找出一个方向来，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不然，就会在复杂的、不断变化的革命环境中，迷失道路，找不到方向，不能独立工作，也不能正确地实现党的任务和决定。所以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25]]
陈云强调，学习最重要的是学习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好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指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薄把罢苎В梢允谷丝�。学好哲学，终身受用。”[[26]]
陈云学习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深思，从来不生吞活剥，不死记硬背，而是联系实际，力求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抓住最核心、最基本、最本质的东西，并且善于用自己的话把它表达出来。例如，他在延安把毛泽东起草的电报、文件都认真读了一遍，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要实事求是。然后，他又通过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深入思索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问题，概括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和工作原则。
陈云学习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一以贯之，终身不渝�！拔幕蟾锩逼谖剩略剖艿窖现爻寤�，一度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西“蹲点”，这反而给他提供了又一个极好的读书学习机会。他每天上午去住所附近的石油化工机械厂参加工人的班组会，下午和晚上则在住所读书。这段时间，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读书计划，重新阅读《马恩选集》、《资本论》、《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毛泽东选集》等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在1917年2月革命后一直到逝世前写的《列宁全集》各卷，并用钢笔和不同颜色的铅笔在上面画了大量的道道、杠杠、圈圈，还写下了许多批注。他说：“不读不行啊!‘老祖宗’还是管用的!”[[27]]
1972年4月，陈云回到北京。不久，中央决定让他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协助周恩来抓外贸。由于时间比较宽松，陈云又给自己订了一个读书计划，打算用两年时间再精读一遍《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若干著作。他不仅自己读，还把家里成员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学习小组。首先学习的著作是毛泽东的《实践论》，学习的方法是每人先分头自己阅读，然后每星期天早上6点半到9点半集中在一起讨论，提出疑问，交流学习心得。
1981年，中央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去看望陈云。陈云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提高工作方法、思想方法。邓小平很重视陈云这个意见，立即转告起草小组负责同志，指示他们在决议中要把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陈云关于学习的重要论述和终身学习的活动，给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真理：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和人口众多的民族，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武装和对各种知识的掌握，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腾飞，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前途。学习问题，关系到广大干部自身的进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
第三，学习陈云同志重视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
陈云的战略思维，源于他经常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使他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实际，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陈云，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就不讲话。陈云强调：“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拔颐怯Ω糜冒俜种攀陨系氖奔淙ヅ迩榭�，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28]]陈云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善于调查研究，反对虚夸浮躁、急功近利。陈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他总是强调：“解决群众切身问题的办法，必须在群众中去讨论，到群众中去找寻”。“充分发动群众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29]]陈云坚持发扬发主作风，十分注重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他调查研究的方法：一是派一些地位不高、知名度不大的身边工作人员下去调查，这样的同志容易接近群众，便于了解实情；二是请人上来，多找一些在第一线负责具体工作的同志进行小范围交谈，这样可使调查对象打消顾虑，讲出实情，也便于对各种意见进行比较；三是广交知心朋友，特别是在基层群众中交朋友，这些人没有“乌纱帽”问题，敢讲真话；四是必要时亲自下去。他认为，其他所有形式的调查都不能代替领导干部亲自深入基层搞调查。
建国以后，直到改革开放，陈云在各个历史时期，亲自进行了至少十次重要的调查研究。第一次，1949年7月至8月，到上海主持召开上海财经会议，研究当时上海和全国财政经济困难的对策。第二次，1949年11月，组织中央财经工作委员会所属各部，召开了20多次专业会议，摸清了全国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的情况。第三次，1951年3月，到武汉调查商品流通情况，重点了解了人民需要哪些工业品，交通运输对商品流通的影响。第四次，1955年1月和5月，两次到上海青浦县调查粮食统购统销问题，形成了定产、定购、定销的政策思路。第五次，1960年冬，到上海、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调查解决国民经济发展问题，摸清了工业困难、粮食紧缺、经济失衡等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进口粮食、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工业支援农业、发展化肥工业等政策主张。第六次，1961年3月至4月，在北京、杭州、南京等地召开关于加速发展化肥工业的座谈会，推动了化肥工业的发展。第七次，1961年6月至7月，到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调查母猪私养、种双季稻还是种蚕豆和单季稻、农民自留地等问题，向中央写了调查报告，对于纠正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消极影响发挥了积极作用。第八次，1961年10月至12月，先后主持了煤炭工业座谈会和12次冶金工业座谈会，初步摸清了煤炭和冶金工业的具体情况，并提出了解决建议。第九次，1973年至1974年，受周恩来委托，到广州等地调查和研究外贸问题。第十次，1979年5月，针对上海宝钢建设中存在的不同意见，到上海召集冶金专家座谈，作出了“宝钢建设是四化建设的一个大项目，上了马就要干到底，只能干好，不能干坏，要把先进技术学到手”的论断。
陈云同志重视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深刻地启示我们：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只有坚持经常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才能正确地制定政策，才能有效地推进工作，才能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从而不断地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单位：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 原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