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西楼会议
陈云与西楼会议
张金才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不久，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由于是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的，后来被称为“西楼会议”。陈云在这次会议上就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重要讲话，这次讲话对当时的国民经济调整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对他后来的政治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七千人大会严肃认真地对待“大跃进”以来所犯的错误，中央领导人带头检讨、承担责任，创造了良好的民主气氛，为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奠定了基础。但是，会上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左”的指导思想，大家对当时财政经济方面困难的估计仍不够充分，认识还有待于深化。西楼会议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进一步对七千人大会未能充分展开讨论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发现了一些在七千人大会时没有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使中共中央认识到必须下更大的决心来进行调整。
西楼会议讨论中发现，1962年国家预算收支指标，“有些收入不落实，有些支出有缺口，表面上平衡，实际上有一个相当大的赤字”，计50亿元。[1]这些情况是原来不了解的，使中央领导人感到震惊。为此，刘少奇强调：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2]
应刘少奇的要求，陈云在23日的会议上，就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长篇讲话。他直率地指出：“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他认为困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1961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产量减少了800多亿斤，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减产也很多。粮食不够吃，人民群众肚子里没有油水，身上缺少衣着，这都是农业减产直接带来的后果。
（二）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职工和城镇人口增加过多，不仅农业负担不了，工业也负担不了。
（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一方面多发钞票来弥补财政赤字，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方面不能平衡。
（四）城市的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在物资少、钞票多的情况下，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
（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
陈云提出六条克服困难的重要措施：
（一）把1963至1972年的10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恢复，后一阶段发展。陈云估计农业的恢复大约要三至五年；在恢复阶段，工业只能是放慢速度，进行调整。
（二）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陈云认为，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措施。应在1961年已压缩城市人口1000万的基础上，继续压缩，不仅要动员“大跃进”中进城的农民返回农村，充实农业的生产力，还要动员一部分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吃饭”。
（三）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一是严格现金管理，节约现金支出；二是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三是增加高价商品，品种要少，回笼货币要多；四是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在农村建立供销社，在城市建立消费社，互相配合，经营三类物资和一部分工业品，并通过税收、物价及行政手段把自由市场管起来。
（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陈云要求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以补充营养；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以减轻市场棉织袜供应不足的压力；把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于高价饭馆，既可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又能多回笼货币。
（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陈云认为，除了增产粮食外，还要采取奖励的办法保证经济作物的增产，如棉农交售一斤棉花供应二斤粮食，使棉农有足够的口粮。国家每年都要拨出一部分钢材、木材，制造中小农具。
（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3]
刘少奇完全赞同陈云的意见。他还建议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请陈云再展开讲一讲，以便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他对陈云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全体会议，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同志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4]陈云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建议国务院会议扩大到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
2月26日，国务院召开有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会议。陈云在会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再次阐述他在西楼会议所讲的内容。邓力群回忆说：“会议的气氛超乎想象地热烈�！薄俺略仆疽苍浇苍叫朔�，身上出汗了，他就脱掉毛衣继续讲�！�[5]陈云的报告丰富了他在西楼会议的讲话内容，并且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对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起了更大的作用。他指出：目前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农业生产元气大伤，恢复不可能很快。而农业生产恢复的快慢，直接影响到进口粮食、基建规模和工业生产，因此经济工作要放在“争取快、准备慢”的基点上。[6]
陈云的讲话，激起了强烈的反应。大家都感到陈云的报告把问题讲的很透彻，提出的措施切实可靠。据邓力群回忆，陈云讲话时，“热烈掌声不断。原本秀才们（指当时在钓鱼台与邓力群一起参加文件起草工作的几位同志——引者注）相约，分散入座，听到好的段落，带头鼓掌。结果超出想象，部长们热烈鼓掌在前，秀才们一直紧跟在后。那几年，人人谈困难，会会说困难。听到陈云同志讲困难，大家的心里踏实了，托底了。怎么克服困难呢？陈云同志讲时没有豪言壮语，没有空洞承诺；而是条条切实，着着牢靠。大家听后共同感到：困难可以缓解，希望就在眼前�！�[7]
二
陈云西楼会议讲话，深刻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对调整国民经济和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好转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成为随后中共中央出台的进行大幅度调整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基础。这些政策和措施，基本上就是陈云在西楼会议所讲的内容，是对陈云西楼会议讲话的贯彻和落实。
（一）根据陈云“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恢复，后一阶段发展”的意见，中共中央明确把十年规划分为调整和发展两个阶段。3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指出：“中央同意陈云同志关于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薄俺略仆驹谒慕不爸兴担骸咽旯婊治礁鼋锥巍Ｇ耙唤锥问腔指淳玫慕锥�，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擞镅陨系囊恢拢醒肴衔�，今后十年，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部分有发展；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主要是发展，也还有部分的恢复。有了前一阶段的调整，才能有后一阶段的发展。只有这样划分两个阶段，才能使任务明确，步调一致。否则，大家就还只想着发展，而且只想着重工业的发展，硬撑着架子，不愿意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不愿意降低某些重工业的生产指标�！薄罢舛杂诳朔壳暗难现乩眩〔普米纯龅幕竞米�，是极为不利的�！�[8]把十年规划分为调整和发展两个阶段，这就使各部门、各地方的领导同志从“超英赶美”和“十年规划”等框框中摆脱出来，对于集中精力搞好调整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正如有的同志说：“从前光讲八字方针，如何贯彻执行，不明确。又要上又要下，上不去又下不来，很难办事。思想一时明白，一时糊涂。现在分为两个阶段，先调整后发展，头脑清醒了，从举棋不定、无所适从的困境中走了出来。不这样，就没有出路�！�[9]中共中央明确
（二）根据陈云“在恢复阶段，工业只能是放慢速度，进行调整”的意见，大幅度调整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在1962年3月7日至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陈云提出1962年的年度计划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重新安排。他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重点是‘伤筋动骨’这四个字。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现在，再不能犹豫了�！�[10]按照不怕“伤筋动骨”的精神，中央财经小组确定：1962年的绝大多数重工业生产指标比原计划分别降低5%到20%。其中，煤产量从2.5亿多吨降为2.39亿吨，钢产量从750万吨降为600万吨。经过调整，全民所有制企业在1961年减少2.5万个的基础上，1962年又减少1.8万个；基本建设投资由1960年的384亿元，1961年的124亿元，减至1962年的67.6亿元；施工的大中型项目由1960年的1815个，1961年的1409个，减至1962年的1003个；积累率由1960年的39.6%，1961年的19.2%，降为1962年的10.4%。[11]这些措施缓和了财政、物质供应紧张的状况，加快了扭转经济比例失调的步伐，为国民经济走出困境打下了可靠基础。
（三）根据陈云“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的意见，继续压缩城镇人口。1960年全国城镇达到1.3亿多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1961年减少城镇人口1000多万人，其中精减职工873万人，但城镇人口仍比1957年多出2758万人。[12]西楼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压缩城镇人口。为此，1962年5月7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常被称为“五月会议”），提出“全国城镇人口应当在1961年年末1亿2000多万人的基础上，再减少2000万人”。[13]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减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减工作的意见的报告》说，从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了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了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了2800万人。[14]这对加强农业战线，减少工资开支和粮食销售，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起了很大作用。经过全党努力，精减任务基本完成。
（四）根据陈云“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的意见，增加高价商品以回笼货币。卖高价的商品主要有高档烟、酒、糖果、点心以及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等。当时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本来卖二三百元的，最高卖到1200元。[15]后来陈云回忆说：三年困难时期，“通过炒肉片、高价糖果等，回笼货币60亿元�！薄�1962年货币流通量达到130亿元，而社会必需流通量只要70亿元，另外60亿元怎么办？就是搞了几种高价商品，一下子收回60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16]另外，中央还尽可能地安排较多的原料、材料和燃料，增加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平衡商品供应量与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差额，以制止通货膨胀。
（五）根据陈云“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的意见，除城市每人每天供应一两大豆外，1962年3月7日至8日的中共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又提出“要拨一点钢材，造一些机帆船，争取使大中城市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还要保证每人每月半斤猪肉，争取明年年底再增加半斤�！背略浦赋觯骸罢庋奈侍猓枪掖笫�，是政治问题。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问题。”[17]
（六）根据陈云“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在材料的分配上，优先满足恢复农业生产的需要，尽可能地挤出一部分原材料来增产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以1962年为例，在可供分配的500万吨钢材中，划拨75万吨用于农业，比原计划增加8.5万吨；在可供分配的2158万立方米木材中，划拨310万立方米用于农业，比原计划增加50万立方米，基本上满足了生产大、中、小型农具和维修农业机械的需要。并且把机械工业的10个企业（约5500台机床、3万名职工）转产农业机械。同时，增加了化肥、农药的生产量和供应量。1962年安排的化肥供应量为540万吨，比上年增长61%；农用拖拉机为12.1万台，增长50%；排灌机械为679万马力，增长41%；农用汽车为10247辆，增长53%；农用电为18亿度，增长153%；供应农业用的煤、燃料油等，均有较多增加。[18]这些措施对于恢复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过实行以上政策和措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取得显着成效，财政经济情况逐年好转。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开始从极端困难的状况下摆脱出来，出现了从下降到上升的决定性转折。到1963年，经过继续贯彻调整方针，工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恢复，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到1965年，工农业生产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年度计划，人民生活有了进一步改善。国民经济经过五年调整，已经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
由上可知，在这次国民经济调整中，陈云西楼会议讲话无疑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主持中央经济工作的领导人，陈云对克服当时的经济困难功不可没。1995年6月13日，江泽民曾赞扬陈云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为有效地克服当时国民经济遭受的严重困难做出过突出贡献。”[19]2005年6月13日，胡锦涛在陈云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在经济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困难关头，人们总是希望听到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也总是能够不负众望，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时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20]这些历史评价，陈云都是受之无愧的。
三
陈云西楼会议讲话虽然对当时的国民经济调整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却对他后来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拔幕蟾锩逼诩洌略莆髀セ嵋榻不俺跃】嗤�，几乎每次中央全会都对陈云西楼会议讲话的所谓“错误”进行批判，陈云也多次为此检讨。
自从1962年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陈云因支持包产到户、主张分田到户而受到不点名批判以后，加上身体时好时差，实际上就离开了最高决策层和实际工作岗位。从那时到1966年6月，他的绝大部分日子都在外地疗养。
“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夜，陈云已感觉到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1965年6月18日，他再一次向毛泽东书面检讨自己1962年“对农业恢复速度的估计”，以及“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的“右倾错误”。[21]12月19日陈云应邀前往毛泽东在杭州的住所谈话，就1962年对形势看法的所谓“错误”问题向毛泽东当面检讨。[22]
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印发了8月5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但其中“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的话语，实际上也点到了陈云。8月6日，陈云不得不写信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表明自己拥护毛主席和中央所采取的方针的态度。8月10日，康生在华东组会上发言，攻击陈云说：“陈云同志的思想，也是长期与主席对立的。他以经济专家自居，自认为他的经济学在主席之上�？纯此�1962年的报告，就懂得他的经济学是什么货色。他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他讲的经济政策，据我看只是资本主义的商人经济而已。”8月12日，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到11人。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主席、副主席，但以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陈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由第五降为第十一，即最后一个。[23]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除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外，还对陈云进行了批判。谢富治在会上攻击陈云说：“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讲话，他说没调查没有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作了个黑报告反毛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按陈云同志的报告搞下去，不知成什么样子�！庇炙担骸傲跎倨嫣С龀略聘憔眯∽�，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主席没赞成陈云同志出来。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东西都要清算。”[24][26]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那种政治气氛下，陈云不得不于10月25日、30日两次在小组会上检讨自己建国前和建国后犯过“错误”，特别是1962年犯了“右倾错误”。[25]当讲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他发言而没有发言的“错误”时说：主席要我在大会上发言，因为我不愿在这样大的会议上散布我的右倾观点，因此，没有讲。如果要讲，也只能讲那时的右倾观点。这种不表态，实际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另一种表态。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陈云出席会议�；嵘�，陈云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大会在分组讨论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的过程中，对朱德、陈云等再次进行了错误批判。陈云在中央直属机关小组会上发言，就自己历史上的所谓“路线错误”又一次进行了检讨。接着召开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陈云自1933年以来，第一次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27]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当时正在江西做调查研究的陈云接中央通知出席了会议。8月26日，陈云在华东组作书面发言，就自己历史上犯的所谓历次“路线错误”，特别是1957年反冒进，1962年“夸大”暂时困难和提出分田到户的意见等进行检讨。[28]
林彪事件后，陈云结束在江西蹲点的生活，于1972年4月24日回到北京。7月21日，陈云致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再次对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要他讲话他不讲，而隔几个星期却在西楼会议作所谓“错误”报告的问题进行检讨，并请求中央根据他身体情况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次日，毛泽东批示：“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贝撕蟛痪�，陈云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协助周恩来考虑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问题。[29]
1973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依然被排除在中央最高决策层外。他的主要工作仍是协助周恩来抓对外贸易工作。[30]1975年初，陈云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的工作范围，不再限于协助指导对外贸易工作，但还是没有回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岗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
历史是公正的。在陈云西楼会议讲话精神的指导下，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国民经济就有效地得到恢复并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陈云在那个历史阶段的突出贡献，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公认的。他为国民经济走出困境所作出的历史功绩，全党和全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中央人事问题时，代表们再次提起了陈云在西楼会议后的国民经济调整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12月3日，姚依林在西北组会上发言说：“我不赞成那种‘陈云同志一贯右倾’的说法�！薄叭昀咽逼�，陈云同志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措施，对扭转当时困难局面，起了积极作用�！�[31]12月7日，谷牧在中南组讨论时的发言中说：“陈云同志长期戴一顶右倾的帽子。多年的实践证明，不能给陈云同志戴这样一顶帽子。陈云同志的特点是慎重，在任何情况下，对各类事情都能冷静周密地思考，采取审慎负责的态度，从不随声附和。他工作抓得很细，许多事都是亲自调查研究，然后作出妥善处理。例如三年生活困难时期，他亲自找专家调查，每天一个人至少需要多少大卡热量和多少蛋白质，才可以避免浮肿。经过计算，就毅然下决心给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每人每月补助两斤黄豆、一斤糖，还有一些别的措施。这种关心干部、深入细致的作风，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的所谓错误，就是七千人大会上让他讲话他没讲，后来在国务院小礼堂一次会上讲了当时的国民经济形势和建议采取的措施。这究竟算不算错误？我的看法，那时说大话、唱高调的人太多了，能像他那样讲话的人太少了。把国民经济形势告诉大家，提出解决办法，即使有些情况讲得有些重了，敲敲警钟引起大家注意，有什么不好？这件事不能算个问题，应当恢复陈云同志的名誉�！盵32]
经过充分酝酿讨论，12月1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举行期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拟增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2月13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代表政治局正式提出了增补中央领导人的名单，提请三中全会通过。[33]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陈云恢复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职务，再次成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陈云从1962年北戴河会议后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成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陈云西楼会议讲话对国民经济调整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无疑是分不开的。
（本文作者：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1]《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0页。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736页。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736—738页。
[4]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5]《邓力群同志谈陈云》，《党的文献》2005年第3期。
[6]《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206页。
[7]邓力群谈，朱元石记录整理：《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
[8]《陈云传》（下），第1309页。
[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743—744页。
[10]《陈云文选》第3卷，第210页。
[1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745、749页。
[1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744页。
[1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63页。
[14]《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15]《邓力群同志谈陈云》，《党的文献》2005年第3期。
[16]《陈云文选》第3卷，第376—377页。
[17]《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第114页。
[1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746页。
[19]《人民日报》1995年6月14日。
[20]《人民日报》2005年6月14日。
[21]《陈云传》（下），第1355页。
[22]《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第135页。
[23]《陈云传》（下），第1358—1359页。
[24]《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第148页。
[25]《陈云传》（下），第1365页。
[26]《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第148页。
[27]《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第150—151页。
[28]《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第159页。
[29]《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第171页。
[30]《陈云传》（下），第1399页。
[31]《陈云传》下，第1492—1493页。
[32]《陈云传》下，第1493—1494页。
[33]朱佳木着：《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
（来源：《北京党史》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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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