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中共七大
周恩来与中共七大
李蓉
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周恩来在其中做了哪些工作,有过什么贡献?除了他在大会上作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外,人们过去对周恩来在七大期间的其他活动了解甚少,研究不多。探讨周恩来与七大的关系,研究周恩来围绕七大所从事的大量工作,对于丰富周恩来生平思想研究,对于加强中共党史特别是党的代表大会史的研究,很有必要。
一、参与七大的有关筹备工作
周恩来较早地参与了七大的筹备。从大会的早期筹备,到组织大后方的代表到会;从参加整风运动,端正思想路线,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协助代表资格的审查;从参与联合政府的谈判,到准备大会报告。周恩来在中央的领导下所做的大量工作,和其他许多同志一起努力,保证了大会的顺利召开。周恩来直接参加七大的筹备工作,始于1937年12月。当时中央成立由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共25人组成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周恩来是成员之一。此后,他和其他同志在武汉曾就七大的筹备工作向中央提出建议,如通知召开七大时应加地方党应讨论的政治问题目录等内容等。1939年1月,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常驻大后方的政治中心重庆,具体领导南方各省的党组织。为了组织和保证大后方的七大代表顺利到延安,同时又不因代表出席大会而影响大后方党组织的正常工作,周恩来征询党中央意见,反复斟酌推敲。1941年1月29日,周恩来致电中央书记处,请示大会会期、参会人员、工作安排等问题。当时确定参加七大的南方代表除新四军东南局外,还有叶剑英、邓颖超、吴克坚、潘梓年、孔原、钱瑛、边章五、李涛、李克农、夏子胥、廖似光、钱之光、廖承志、刘少文、潘汉年、刘晓、周恩来等17人。周恩来提出,请中央决定七大召开的确切会期,以便将代表一次带回延安。同时,根据南方局代表的不同情况,周恩来对代表是否出席大会,何时回延安都有通盘考虑。他认为,叶剑英已经4年在外,能回延安参加大会为好;提议潘梓年、钱瑛、刘少文、钱之光仍留重庆,邓颖超、吴克坚、孔原、边章五、夏子胥、廖似光、潘汉年可先回延安。李涛如不去云南,即回延安。待陆诒由滇飞回,即作定夺。周恩来还提出:刘晓、李克农是否赴会,请中央书记处决定,并说明李克农个人亟欲赴会。最后,周恩来还请示:七大开会是否绝对秘密,他自己离开重庆,以何种事由为好,并须注意掩护其他代表及工作人员回延安。周恩来对待工作的认真务实态度,历来的严谨细致作风,由此可见一斑。最终,中共南方局所属党组织派出58名正式代表、26名候补代表组成了大后方代表团,参加了七大。仅是安排和组织这些代表从大后方各地到延安,当时就是一项难度很大的事情。作为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高度重视和亲自领导,使这项工作取得了比较圆满的结果。毛泽东非常希望周恩来能回延安出席七大。1941年9月8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发出一封措词恳切的电报:“七大代表留此多者一年,少亦半年,专等你回开会,我们意见,一定要等你,你看年内有可能回延否?”[1]中共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的初步结论,毛泽东也要等着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回延安讨论决定后再交七大通过。1942年2月21日,毛泽东同王稼祥复电周恩来:“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间曾详尽检讨了过去路线问题,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乓话恕磷褚寤嵋橹醒肼废呤谴砦蟮�。遵义会议以后中央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已写好,尚待七大前周及少奇、德怀回来方能讨论决定,交七大通过,在内部发表�！�[2]因为国民党顽固派故意设置障碍,不同意放行,周恩来没有能及时回到延安,七大也没有能按计划及时召开。直到1943年6月2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说,蒋介石对他返延安问题正在考虑中,目前暂无表示,故发护照须推迟[3]。6月7日,周恩来和林彪会见蒋介石,才得到蒋介石同意可以离开重庆。最终,周恩来、林彪一行100余人于6月28日分乘四辆大卡车离开重庆,7月16日抵达延安。随行的有不少是大后方回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如方方、邓颖超、孔原、高文华、伍云甫等人。毛泽东希望周恩来参加七大,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因为周恩来在党内资历比较深。他在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候补政治局委员;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常委。六大选出的24名中央委员,当时有的牺牲、有的叛变、有的不在国内,只剩了关向应、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张金保;8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只剩了周恩来。毛泽东是1930年9月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何况,周恩来还在六大上被选为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其次,周恩来在党内外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遵义会议、西安事变等重要历史关头,周恩来都表现出坚定的立场和出色的才干。1939年1月担任南方局书记,负责领导除西北以外的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各项工作。此外,还担任中央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在筹备七大过程中,还担任过向共产国际和苏联通报情况的重任。1939年9月,他趁到苏联治伤的机会,完成了一份5.5万余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并用两天时间向共产国际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和特点,系统叙述了中共各方面的工作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以及七大的准备工作。[4]这次报告对共产国际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起了重要作用。周恩来回延安后,参加了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整风运动。1943年9月上旬至12月初,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3次会议,讨论王明在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的错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许多同志在会上批评了王明的错误,有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周恩来在会上回顾了从1927年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943年党的历史,分析了王明犯错误的原因,并严格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这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但还有苏联联络员孙平等驻在延安。孙平对中共素有成见,认为中共的整风运动是领导层内部不同意见的人的权力之争,并认为“反对共产国际的运动是以开除王明出党为前提的[5]。孙平把这些意见转达给王明。于是,王明要孙平代发电报,要求季米特洛夫告诉中共领导,说王明是遵循共产国际路线的,是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去做的。在这种情况下,前共产国际领导人、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国际宣传部部长的季米特洛夫,于1943年12月22日以指责性的口气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写信,指出:“指控周恩来和王明执行了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战线政策,似乎因此他们将党引向了分裂,从而开展反对他们的运动,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像周恩来、王明这样的人,最好不要使他们离开党,而要保留他们并尽量为党的事业利用他们。[6]毛泽东马上进行解释和说明,并和刘少奇、周恩来等邀见孙平,向他说明中共整风运动情况,以消除季米特洛夫和孙平的误会。延安整风出现了“抢救运动”的错误,但并没有提出要开除王明等人的党籍。相反,在清算王明错误的过程中,中共一直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他进行耐心的思想工作。王明当时因病未参加会议,毛泽东多次去看望,并派其他人去听取意见。周恩来与王明促膝谈心,有时长达5个小时。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历史决议草案时,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均先后和王明谈话,对决议的内容作了解释。经过细致工作,王明的思想有一定的转变,当时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周恩来回延安时,还赶上审查干部。当时的审查干部很严格,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讲了自己的历史和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认识。周恩来从重庆回来后,也在中央大礼堂发表讲话,把历史问题交代得很清楚,认识非常深刻,态度诚恳。大家听完他的讲话,没有人提出什么问题。当一些七大代表受到“抢救运动”的影响,代表资格被质疑时,调查人员找到周恩来了解情况,周恩来总是实事求是、不厌其烦地说明情况、提供证明,使一些同志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7]。为了帮助中央党校学员,其中不少是七大代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统一思想,周恩来还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精神,于1944年3月到中央党校作报告,对六大的历史功过给予了科学的评价。为具体筹备七大的召开,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七中全会。1944年5月21日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全会期间设主席团,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组成,书记处与政治局在此期间停止工作。七大议程,拟作政治报告(毛泽东)、组织及党章报告(刘少奇)、军事报告(朱德)、统一战线工作报告及公开演讲(周恩来)、党的历史问题报告(任弼时)[8]。9月1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研究讨论组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为此,周恩来去重庆同国民党和其他方面人士磋商、谈判。11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请与有关朋友商解放区联合会事,并考虑有无办法来延,你回延后准备即开七大,并接着不很久即开解联�！�[9]2月7日晚,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会议,听取当天飞回延安的周恩来、董必武关于国共谈判情况的报告。由于蒋介石拒绝接受成立联合政府,会上决定由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起,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党内委员会准备由周恩来、林伯渠等14人组成。1945年2月18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报告。3月初,国民党政府明确拒绝组织联合政府,国共谈判陷入僵局。于是,七大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终于在1945年4月在延安隆重举行。联合政府当时虽然没有能够建立,但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得到了广大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响应,产生了很好的政治影响。联合政府的主张,成为了七大政治报告的主题。周恩来为此作出了巨大努力。
二、致力于大会的圆满成功
周恩来作为七大主席团常委之一,参与领导大会及中央日常事务。他在开幕式上作重要演讲;在大会发言中系统总结统一战线历史及其深刻的历史经验,并发扬民主,勇于开展自我批评;耐心解释说明大会选举条例,努力保证选举的顺利进行。历时50天的七大,周恩来全力以赴,他和其他领导人、代表们一起,保证了大会的圆满成功。七大开幕式上,全体正式代表表决通过大会主席团人选,并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5人组成七大主席团常委会,实际上也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雏形。周恩来在七大期间的21次大会中,担任两次会议主席。一次是5月1日第六次会议,当天大会发言人为陈毅、高岗;一次是5月30日第十八次会议,议程是朱德作关于军事报告讨论的结论和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报告讨论的结论。大会开幕式上,周恩来在毛泽东、刘少奇之后作大会致词。他的致词回顾了六大以来党的事业发展并取得的巨大成就,虽然简短仅约1400字,却真挚感人、很有说服力和震撼力。他指出:“从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现在,已经过了十七个年头。在这两个大会之间的十七年,我们党经历了国际、国内、党内多次的重大事变,走过了千辛万苦、艰难曲折的道路,终于锻炼成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也是一个很强大的很有能力的共产党了�！闭庋牡呈且揽渴裁戳α慷土冻傻哪�?周恩来认为,我们依靠了全党同志的共同努力,依靠了数十万党内、党外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依靠了上万万人民大众跟我们的共同奋斗,依靠了与国内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和全世界进步人士的同情;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依靠了党的领袖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周恩来指出,毛泽东的功绩有:指示新民主主义的方向;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学说教育全党,领导中国革命克服无数次艰难困苦,达到了今天的成功和胜利。周恩来充满信心地指出,我们是快要胜利的党,党的七大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将要保证胜利地领导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的胜利。[10]他的发言,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会场上10多次响起掌声。4月30日,七大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开始讨论政治、军事两个报告。周恩来作长篇发言,也就是修订后正式发表的《论统一战线》。他特意说明,事先准备发言的草稿题为《抗战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原来是指定作对外发表用的。其内容包括民主路线与独裁路线等问题。民主路线,是中国的全面抗战路线;独裁路线,是国民党当局在抗战中实行的一条反民主自由、反人民战争的独裁路线。这篇发言稿曾印发给大会代表,请代表们阅后提出书面意见或口头意见,以便修改。周恩来在七大上的发言,不是根据那个草稿,而是讲另外两个问题,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特别着重说明国共关系;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问题。这也就是说,一个是党外斗争问题,一个是党内斗争问题。周恩来在大会发言中,系统地回顾和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总结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他把九一八事变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国共两党之间斗争的中心,是抵抗日本侵略,还是不抵抗日本侵略;第二个阶段,从西安事变到“七七”抗战,争论的中心是真正准备抗战还是空谈准备抗战;第三个阶段,从“七七”抗战到武汉撤退,斗争的中心是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第四个阶段,从1939年国民党五中全会到1944年国民参政会时国共两党公开谈判为止,争论的中心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还是要妥协、分裂、倒退;第五个阶段,从“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到现在,“这个谈判有一个中心,就是我们提出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国民党要继续一党专制的政府”。周恩来从敌人、队伍、司令官三个方面来研究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他指出:总起来说,第一是要弄清敌情,调查研究,要知己知彼。第二,队伍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依靠农民就能进退自如。第三,司令官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问题。[11]周恩来的报告,正确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同盟军的原理,全面发挥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重要经典著作之一。周恩来这个发言与其他同志在大会的发言是不同的,他不是自由发言,而是七大以前党中央指定要讲的。因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其他两大法宝是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有必要在七大会议上专门论述党的统一战线问题。七大安排周恩来作统一战线的发言,主要原因之一是周恩来具有极为丰富的统一战线工作经验,在领导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有深刻的思考和总结。1936年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许多谈判都是由他进行的。同时,周恩来还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有深入的研究和总结。1939年他给共产国际提供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介绍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特点,其中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点等问题已有精辟见解。周恩来的发言不仅受到代表们一致的拥护和赞同,而且得到很高的评价。很多七大代表从中了解了过去不知道的内部谈判材料,听起来很有兴趣,对党的统一战线主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蒋介石始终想消灭共产党的反动思想和主张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各代表团分组学习讨论中央领导的报告时,一致认为,七大是建党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对大会所作的报告和发言,科学地总结了建党24年来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党领导未来革命斗争的正确纲领和路线,克服了党内长期存在的错误思想,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有了明确认识,从而使全党紧密地团结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为争取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周恩来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十分重要。既然重要,为什么会由大会报告改为大会发言呢?有人对此不大理解。确实,七大的议程前后有变化。1944年5月,毛泽东曾解释说:最初由周恩来作统一战线的报告;1940年又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决定周恩来作组织报告,后又改为刘少奇作组织报告。1944年5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立即着手各方面的准备,统战工作报告准备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召集,成员有邓颖超、陈毅、王若飞、薄一波、贾拓夫、林伯渠、林彪。同时,周恩来还参加由刘少奇负责召集的组织问题报告委员会和任弼时负责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工作。[12]这样,5位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成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分别担任政治报告、军事报告、组织问题、统一战线、历史决议5个委员会的召集人。同时,委员会成员间有重叠和交叉,如周恩来参加了3个委员会,有的人则参加了2个委员会。按中共中央对七大各种文件的要求,在质量上有“三个必须”:各种公开的决议及发表的演讲内容必须是能给党员、民众和中外人士看的;必须是说理的,人家驳不倒的;必须是已经成熟的中心问题。时间的要求也很高:各种报告及指定发言要在指定时间写出提纲、写成文稿。[13]后因七大推迟,准备报告的时间更充裕了些。当时决定七大议程是5个报告3个讲演,即政治报告(毛泽东)、组织报告(刘少奇)、军事报告(朱德),统一战线报告(周恩来)、历史报告(任弼时),关于边区(高岗)、华北(彭德怀)、华中(陈毅)3个地区工作的讲演。但到1945年3月16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周恩来统一战线的报告改为发言。后来,任弼时的报告也被取消。确定为重要发言的有:周恩来报告统战问题,彭德怀报告华北情况,陈毅报告华中情况,高岗报告陕甘宁情况。[14]对于周恩来的报告改为发言的原因一直有颇多争议和猜测,笔者认为: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所作的概略说明,是我们理解这一问题的一把钥匙。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毛泽东又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我们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15]从上可见,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应该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政治路线基本内容的三个方面。由于不同时期的情况不同,党的政治路线不会也不应在这三个方面平分秋色,而应有所侧重。从七大政治报告的标题即可看出,这个阐述政治路线的报告的侧重点,是放在统一战线方面的。而对武装斗争,则有军事报告;对党的建设,则有修改党章的报告。因此,政治报告、军事报告和党章报告合起来,就是对党的政治路线的完整阐述。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将统一战线问题作为专门的大会报告,显然不太合适。而将统一战线工作作为“重要发言”,作为对政治报告中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的补充和扩展,显然更为恰当。在党的代表大会中,政治报告是主报告,是最重要的。它是大会的基调,其他报告或发言都服从于、服务于它,围绕它而展开。七大上对于各个报告和“重要发言”的安排,就是按这个布局设计的。之前,七大政治报告的主题并没有具体的确定。1944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提出“联合政府”主张并得到大后方热烈响应后,才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把联合政府问题作为七大政治报告的主题确定下来。政治报告的主题一经确定,所有大会的议程都要围绕这个主题作相应调整。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改为大会发言,应该说是这次调整的结果。而周恩来对党的事业一向忠心耿耿,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正如邓颖超说:“他解决党的问题,党员和干部个人的问题”,“总是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决然而不徇情的”[16]。对于这个七大议程的调整,周恩来也是服从大局,服从调整,没有怨言。七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内民主气氛浓厚。许多同志包括周恩来在发言中主动作自我批评,充分发扬民主。周恩来在大会发言中指出:在抗战初期的出兵问题上,当时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包括我也在内,犯了错误。就是以为民族高潮来了,应该做民族英雄,赶快出去吧!因此,在华北发生了争论。军分会小册子就是这样出来的,这是没有了解毛主席、中央的方针。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是要分批出兵,不要一下开出去。我们主要是到华北担任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去创造华北战场,作持久的准备。这样才能取得胜利,才能兴奋全国人民。华北有许多同志还是照着毛主席的方针去做的,所以得到广大的发展。周恩来谦虚谨慎,严于律己,自觉用科学的理论指导行动。他在七大提出:“团结起来,高举起毛泽东同志的旗帜,胜利前进!”[17]这反映了他对毛泽东的敬重、对毛泽东思想的信服。周恩来在七大上曾作自我批评,坦率地检查自己不懂中国国情,一度执行过“左”倾路线,犯了很多错误。因为他的自我批评讲得深刻,很让人感动。讲到统一战线的经验时,他也强调,应看到错误的严重性;当然这些错误有的已经改正了。假使今后对敌人方面,队伍方面,司令官方面,这三方面,不能清楚认识,不管在哪一点上还存在不自觉或盲目性,哪一点上就会犯错误。不仅个人如此,对全党同志也是如此。代表们对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报告和发言都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取得统一的认识,认识到七大是团结的模范,自我批评的模范,党内民主的模范。选举中央委员会,是七大的一项重要议程。1945年5月24日是七大第十七次会议,会议的议程:一是毛泽东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二是周恩来作关于选举条例草案的解释。三是大会通过中央委员会选举条例。毛泽东主要讲有关选举的重要原则性问题,周恩来则针对代表们在讨论中提出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解释说明。这样,代表们对选举的目的、方法等有了更多的了解。最后大会通过了正式的选举条例,使七大选举有所遵循,保证了七大选举的规范、合理、公平和公正性。周恩来和毛泽东为选举所做的努力,保证了选举的顺利进行。七大的民主选举获得极大的成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由此产生,周恩来也当选为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成员。6月11日,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的44名中央委员中,毛泽东等人的得票率是100%,周恩来是95.67%,相差并不大,而最低的得票率是50.64%。6月19日,周恩来又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13名政治局委员之一,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5人当选为中央的五大书记之一,47岁的周恩来和刘少奇,成为新一届领导集体核心成员。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的毛泽东当时52岁�；乖谄叽笃诩�,周恩来就于1945年5月8日给昆明的同志复电,说明:七大已开,毛主席报告在广播恐难收齐,已由美机带全稿至渝,望向渝办索取在昆翻印;要求大后方党组织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即《论联合政府》想办法翻印以供学习;同时根据七大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两个步骤,指示大后方党组织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在昆明集合民主同盟及文化界、教育界、经济界、妇女界、青年界、民主分子先成立地方性的民主统一委员会,并取得地方当局赞助,如未成熟则宜稍缓。这都是宣传、落实七大精神,进一步做好大后方党的工作的正确谋划和指导。大会结束后,周恩来积极传达贯彻七大精神,遵循“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七大路线,在世界法西斯失败、日本投降后,积极落实大会提出的任务,继续进行联合政府的谈判,全力保证大会路线的实现。总之,周恩来与中共七大关系密切,所作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这和他在七大前后始终处于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位置,在党的工作大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分不开的。他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有着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周恩来在七大及其前后对党的事业、党的建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将永载史册。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26页。
[2]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65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68页。
[4] 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459~460页;《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6~108页。
[5] [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17~18页。
[6] 参见《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文件》(之三),《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七大代表忆七大》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60~861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42页。
[9]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61页。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1081、1082页。
[11] 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90~207页。
[12] 《任弼时年谱》(修订本),第462页。
[13] 《任弼时年谱》(修订本),第462页。
[14] 《任弼时年谱》(修订本),第476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5~606、608、605页。
[16] 邓颖超:《关于周恩来同志》,1940年2月22日。
[17] 《八路军·文献》,第1082页。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研究员 北京 100080)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