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无奈外交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无奈外交
陈扬勇
1967年的夏季，新中国外交跌入了一个严寒的冬季。
短短的时间内，中国同已建交的或半建交的40余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都先后发生了外交纠纷，有些甚至到了要断绝外交关系的边缘。这其中不乏过去一直同我们保持睦邻友好关系的周边国家。
在外国友人的心目中，一向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著称的新中国，突然变得那样的蛮横和不可理喻。
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受到严重损害。
周恩来在艰难的处境中，扼住了外交领域极左思潮这头怪兽的缰绳，把新中国外交事业的车轮挡在了毁于一旦的悬崖之上，为经历了短暂“休克”与“冬眠”之后的新中国外交的全面复苏，争得了宝贵的回旋余地和条件。
如果当时没有周恩来的这种努力，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迅速修复，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年中美关系正�；⒅腥瞻罱徽；约八嬷吹闹泄胛鞣揭淮笈医ń坏耐饨恍赂窬值某鱿�，都是不可想像的。
周恩来对缅甸总理奈温说：对我们两国的关系，我们一直采取控制的措施，所以没有走得很远。周恩来本人的外交风采，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另一个国家的首脑对外政策的制定，这恐怕连周恩来自己也没有料到。
缅甸，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1950年6月8日，缅甸就同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然而，周恩来用心血浇灌出来的中缅两国人民深厚的“胞波”情谊，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被浓厚的极左思潮所窒息。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极左思潮很快祸及外交领域。
中央文革一伙在一旁推波助澜。他们要求国内有关部门向我国各驻外使馆、领馆大量寄送毛主席著作、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品。
于是，许多驻外使馆人员、援外人员、留学生，乃至有些华侨就不看对象，不考虑驻在国的法律规定，强行发放毛主席语录、像章及“文革”宣传品，甚至同外国人会谈也要首先念毛主席语录。
这种可笑的事情，周恩来自己就亲自遇到过。一天，周恩来在钓鱼台陪来我国访问的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吃饭。刚一坐下，服务员就严肃地念起了“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的毛主席语录，使得周恩来和巴基斯坦空军司令都很尴尬。事后，周恩来愤怒地批评说：“这是牛头不对马嘴�！�
尽管周恩来一再强调对外宣传要看对象，不能强加于人，但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猖獗时，周恩来的话被置若罔闻。
1967年6月，我国驻缅甸人员不顾缅甸政府的劝阻，强行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引起缅方的不满和干涉。
过去，英国殖民者在缅甸搞了一个组织，他们向缅甸的年轻人发送一种徽章，参加该组织的成员都要佩戴这种徽章，目的是为了效忠英国女王。因此，缅甸方面对像章的事特别敏感和忌讳。
为此，缅甸政府制定了一条法令，不允许学生佩戴外国徽章。
从6月起，在缅甸的多所华侨学校里，学校方面要求学生摘下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学生不答应，中缅双方民众多次发生冲突。
6月27日、28日，缅甸首都仰光。缅甸民众包围并冲击我国驻缅甸大使馆。尽管缅甸政府调来了军队到现场劝阻，但还是有一些人冲入了大使馆，我国援缅的一经济专家被暴徒杀害。
应当说，事情发展到这等地步，我在缅人员对外宣传的极左做法要负相当的责任。
对于中缅双方政府来说，理智的做法是双方同时采取克制的态度，以避免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缅甸政府一再表示，愿同我国保持友好关系，不愿意把关系搞得很紧张。
但在中国，极左思潮趾高气扬。
中央文革一伙扬言：报纸的调子可以高于政府声明，群众的调子可以高于报纸，要逼缅甸同我们断交。
6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醒目的容易刺激对方情绪的粗黑标题《缅甸政府唆使暴徒袭击我使馆杀害我专家迫害我侨胞，我国政府向缅甸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抗议》，刊登了我外交部给缅甸驻华使馆的照会。
6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继续以更醒目的粗黑标题刊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最强烈最严重抗议缅甸政府的反华排华的法西斯暴行。
周恩来坚决阻止了逼缅甸政府同我国断交的极左做法。他说：不怕断交还可以说得过去，这是被动的。如果提逼它断交则变成我们是主动的。
从6月29日起，北京几十万群众连续在缅甸驻华大使馆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在缅甸驻华使馆前，一支支抗议示威的队伍首尾相接，怒吼声震天动地。缅甸使馆外的墙上和门前马路两旁，贴满了密密层层的声讨大字报和大标语。
在那种极左的氛围里，群众游行示威和报纸上的高调宣传，周恩来难以阻止。但是，绝不能让示威群众“以牙还牙”，去冲击缅甸驻华使馆。
7月初，又有一些造反派操纵部分群众准备冲击缅甸驻华大使馆，周恩来及时制止了这一行动。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缅关系的事态得到控制，没有进一步恶化。
周恩来一再批评在香港问题上对英国的极左做法。外交部夺权，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烧，周恩来怒斥造反派：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授权的国务院来管，还是你们管？
8月19日，有恃无恐的外交部造反派冲砸外交部政治部，强行封闭所有副部长办公室，悍然宣布夺取外交部大权。
4天之后，8月22日，狂热的造反派又放火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
火烧英国代办处是典型的极左思潮越演越烈的结果。
事件的导火索是一起简单的劳资纠纷。
1967年5月6日，香港新蒲岗人造塑胶厂的工人上街罢工游行，要求增加工资。港英当局出动警察驱赶，双方发生殴打，多名工人被打伤，20多人被逮捕。
对英国方面的镇压行动，周恩来认为，中国政府作出反应是必要的，但基于我国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和政策，又要十分注意斗争的方式方法和策略，要注意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要文斗，不要搞武斗。武斗会遭英方镇压，且容易被美国利用。
然而，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周恩来的指示并没有得到贯彻，相反，还搞了一系列极左行动，斗争逐步升级，事态越闹越大，致使我方骑虎难下，很是被动。
对此，周恩来有过多次批评。
5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港英当局镇压中国同胞的暴行后，“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成立，用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反英标语贴满街头，反英口号震耳欲聋，罢工游行此起彼伏。有些人还用土制手榴弹和炸弹袭击港英警察。
为配合香港工人行动，北京100万群众在英国驻华代办处前举行游行示威。
游行前，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制定了几条规定：游行可以向英代办处提抗议书，但对英代办处不冲、不进、不砸，不阻拦英代办处人员进出，不揪斗，不打人。
但在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上海，工人、红卫兵多次到英国驻上海侨务代表的办公处和住处举行抗议游行，并冲入英侨务代表的办公室和宿舍砸家具、贴标语，还把他拖至院内进行批斗，强迫他念毛主席语录，甚至还有打人行为。
周恩来得知后，批评有关部门：为什么不把北京群众在英代办处游行的几项规定告知上海执行？并责令尽快通知上海市严格执行中央的规定。
5月22日，在“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的组织下，香港工人和各界群众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前往港督府贴大字报，同港督府门前的警察发生冲突。同日，港英当局宣布实施《紧急条例》。23日，群众继续游行抗议，港英警察向群众开枪，打死一名工人，数十人被捕。此后，港九工人纷纷举行大罢工。
针对在香港问题上越来越左的做法，5月23日、24日，周恩来专门召集外办、外交部、港澳工委有关负责人谈香港问题，对“要打死几个警察，以收杀一儆百之效”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说：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潮。虽说我们不承认香港是国外，但它还是在英国的统治之下。我们现在既不是马上收回香港，也不想同英国打仗，我们对英国的斗争还是要有理、有利、有节，不主动出击。香港的工作照抄内地红卫兵的做法，行不通。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的调子不能太高，应当同内地的报纸有所区别。
周恩来还批评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在报道香港问题上有意夸大的做法。当时，新华社报道港英警察打死打伤游行工人二三百人，《人民日报》根据新华社的消息又冠以“血腥大屠杀”的标题刊登。周恩来就此事指示新华社进行核实，结果发现实际上只死了一人，伤几人。对此，周恩来严厉地批评说：这是严重的失信，更加激起人民的义愤，使我国在政治上很被动。发这样大的消息报道，为什么事先不向我请示？你们越搞越大的目的是什么？
然而，1967年的7、8、9三个月，正是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最猖獗的时刻。7月初，一些群众在九龙边界地区举行集会游行，闻讯赶来的英方警察和游行群众发生冲突，打死中方工人一名，打伤几名。驻守边防的我一民兵小组冲出边界前去支援，被英方警察包围。不得已，我边防部队只好开枪掩护民兵和群众撤退，打死了英方几名警察。
港英政府紧急调集廓尔喀步兵11旅所辖部队开进沙头角接替警察。局势更趋紧张。
但是，受极左思潮煽动的极左情绪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狂奔不已。香港斗争由游行、罢工发展到组织埋地雷、搞真假炸弹。
8月22日晚，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高校的红卫兵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举行“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的群众示威。
北京卫戍区和外交部联络站的有关负责人打电话给总理值班室请示怎么办，周恩来正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不在西花厅。总理值班室秘书根据周恩来一贯强调的精神，答复说，还是按总理的指示办，不能冲，不能砸，在外边示威可以。
然而，这一次不同了。被极左狂潮所膨胀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置周恩来的指示于不顾，无视工作人员的劝阻，向英代办处发起冲击。
22时40分，几乎是在同时，一千多名造反派冲破卫戍区部队的警戒线，从英代办处围墙的西墙、北墙、正门三个方位突入英代办处。
一番冲砸还不过瘾。院内有个车库和汽油储存室，里面停有7辆汽车。砸红了眼的造反派取来汽油，就在东、西两院开始点火。
顷刻之间，东院楼的地板、门窗、车库、油库及7辆汽车，西院楼的门窗、三个卧室、档案室、两辆汽车已腾起熊熊大火。
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世界外交史上也很罕见的一起涉外事件，连同此前发生的造反派冲砸印度、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把周恩来主持的新中国外交和国际声誉降至“冰点”。
周恩来的愤怒、无奈是可想而知的。
恼怒的西哈努克亲王要撤退柬埔寨驻华使馆的全部人员。周恩来婉言相劝，制止了中柬关系的恶化。西哈努克说：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如果中国没有周恩来，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和文明民族的地位也将因此而告衰落。
1967年1月全国夺权风暴刮起后，在国外留守的部分使馆人员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纷纷给外交部来电，要求在国外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所谓“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甚至提出要照国内的做法，在使领馆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在柬埔寨，我驻柬使馆的一些人员不仅在华侨学校中向广大师生散发毛主席语录、像章，要求华侨教师在上课时学习毛主席语录，还向柬埔寨国内各地华侨和柬国内的左派组织散发毛主席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材料，号召柬埔寨人民起来反对本国的反动派。当时柬国内的柬中友协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还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当政的西哈努克政府。
这些极左行动引起了柬埔寨政府的不满，曾几次与我驻柬使馆交涉，均未得到满意的答复和解决。
为此，西哈努克下令解散柬中友协，把该友协的工作合并到柬埔寨对外友协。
然而，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有关方面还继续承认柬中友协，并在柬中友协成立3周年的时候发去了贺电。柬埔寨的新闻媒介还对此作了报道。
西哈努克一怒之下，宣布要撤回柬埔寨驻华使馆全部人员。
一些别有用心的外电甚至报道说，柬埔寨和中国要断交。
周恩来在得知事情的原委后，一方面批评中国有关方面的“左”的做法，强调保持中柬友好关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亲自约见柬埔寨驻华大使，进行解释和挽留。
1967年9月14日晚11时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约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
简单的寒暄之后，周恩来直入正题：“这次发生的事情，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所以我约见大使谈一谈。从我们两国建交以来将近10年了，从来没有发生彼此不愉快的事件。这次事件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们只能表示遗憾。从我们国家和政府的愿望出发，我们还是希望大使及使馆人员留在中国，继续为增进中柬两国友谊而作出努力。”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西哈努克亲王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的解释和建议，立即撤销了撤回柬埔寨驻华使馆人员的计划。
西哈努克还说：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巨大的动乱中，如果中国没有周恩来，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和文明民族的地位也将因此而告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