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曲折历程
曾宪新
所谓为知识分子“脱帽”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所谓“加冕”即承认他们是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建国后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着分歧，经历了曲折。在这场分歧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周恩来同志始终站在正确意见一边，是持正确意见者的代表。今年是纪念敬爱的周总理诞辰110周年。我写这篇短文，也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周总理的敬仰和思念。
石破天惊 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
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总理作报告，他根据中国知识界的实际情况，明确确认“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这个确认在1956年的确是石破天惊，因为在这之前从没有任何一个中央领导人、党的会议、党的文件确认过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相反知识分子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后来又认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同一个范畴，所以弃用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统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估计是否合乎实际呢？我们大略分析一下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状况就明白了。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一大部分是旧中国留下来的。这部分人思想上不可避免地染有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东西，但是他们在政治立场上，绝大多数热爱新中国，愿为新中国服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中有些人譬如政府职员、学校里的老师等，还加入了有关的工会组织，按理说他们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该不成问题。但是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因为他们思想上存在着一些个人主义、自由散漫、有些清高、看不起文化程度低的工农分子，等等，而仍然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队伍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党内知识分子。这部分人中相当多的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斗争和入党的。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配合解放区的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斗争，掀起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学生运动，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开辟了第二条战线。他们是党员，是团员，所以没有人，也没有哪个文件公开称呼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党员，时时可以遭遇到不被信任、不被重视的情况，党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作检讨受批评最多，政治运动一来，他们又多半是运动批判的重点。总之，他们是被改造的对象。有一个实例可以印证这种情况。一个教学单位的研究室，成员多是这里说的解放战争期间入党的学生运动骨干、领袖。这些人在教学、研究中是主力，可是却给他们配备了一位抗日战争中期参加工作的、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党小组长。这位党组长业务上有困难，就专门琢磨他这个党小组里知识分子党员的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为开党小组会开展批评作准备。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这位党组长率领研究室成员下放农村劳动锻炼，而他却一天劳动也不参加，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改造的任务。所以，他除了召开会议，就去县里汇报，成为一个专职的改造别人的“专业户”。这种“改造者专业户”现象的出现，正好反映厂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竟延伸到党内来了，不管这种延伸是有意或是无意的，都映了党对知识分子包括党内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存在着不正确的估计。
不言自喻，知识分子一方面是团结的对象，不是打击的对象，可是它又是教育和改造的对象，在实际生活中不可避免地遭到种种或轻或重的打击。50年代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批胡适、批胡风等运动，知识分子遭到的厄运，就是这种情况的注脚。这种情况明显表明知识分子不是新中国的主人翁，可是又没有人宣布他们是敌人，结果成了既不是敌人又不是可靠朋友的尴尬角色，这当然谈不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随着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经济、文化建设任务突出出来，而要完成这方面的任务，离开知识分子的积极参预，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召开知识分子会议，着重解决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问题。周恩来总理在知识分子会议上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抓住了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关键一环。和工人、农民一样，知识分子成为国家的主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理所当然，人们欢呼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了！
曲折接踵而来 知识分子又从劳动人民的范围内被推了出去
可是，人们高兴得太早了，事情的曲折接踵而来。
知识分子会议后，党中央专门发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可能由于有不同的看法，没有采用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而是用了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提法。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是一个概念，之间虽没有根本的差别，但确有明显的不同。不过还好，说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把知识分子从剥削阶级的范围中划了出来，这也算是一个进步。
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报告没有采用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提法，而是说：“我们运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并且要向他们学习�！闭庋灾斗肿诱返慕准督缍ㄓ只氐搅舜砦蟮睦下飞先チ�。
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虽然肯定了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建国后的七年中有显著的进步，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但是他认为多数知识分子还没有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完成从资产阶级世界观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转变。他认为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没有这个根本转变，当然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同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丁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以更加肯定和鲜明的语言宣示了这一论点，他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这年6月，开展了反右派斗争。这场斗争主要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开展的，结果把大约占总数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和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样，成为革命的敌人。其余的知识分子则分别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中间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左派”。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正式宣布我国有两个劳动阶级和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工人阶级，一个是农民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及其他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
这样，知识分子又从劳动人民的范围内被推了出去，成为了剥削阶级！
从这样一个总的估计出发，不管在具体政策下作什么调整，能不挫伤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吗？当然很难。
好事多磨 回到劳动人民的队伍中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962年3月，周恩来总理在广州会议上宣布：我国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再此之前，有两件事，与此有关，必须提到。
一是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纠正1958年以来“左”的错误，党中央在各条战线上制定了调整政策的条例，可惜的是与知识分子问题关系密切的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等都没有正面回答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这个根本问题，反倒是与知识分子问题关系不是十分密切的工业七十条明确规定了一条：国营工业企业中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在当时“左”的政治大环境中，定出这一条是很不容易的，主持工业七十条制定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功不可没。
二是1961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同志，在中南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讲话时慷慨陈词，他说：“我们不能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闭夥坝倘缫簧�，引出了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佳话。
1962年春，中央科学小组聂荣臻元帅决定在广州召开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嵘希泄蒲г旱纳Ъ衣泶箝唷耙宦淼毕取�，首先表达了对头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不满。龚育之同志对当时的情况作了生动的回忆：“（马大猷）在小组会上激昂慷慨地提出，昨天聂总报告‘三不’，不扣帽子，可是我们头上就有一顶大帽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凭为谁服务来判断，那就不能说还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当先的一马，引起奔腾的众马，一时之间议论纷纷。‘建国这么多年了，知识分子为国家服务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称我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哪一天能够摘掉这顶帽子？’‘地主劳动多少年，还规定可以改变成分嘛，我们为什么不能改？’”
这个情况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1962年3月1日，他约科学界和文艺界党内负责人座谈，指出：“知识分子从总体上不能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碧罩驹诨嵘纤担骸拔沂窃蕹刹灰侔阎斗肿映莆什准吨斗肿拥�，我在中南地区的会上已经宣布了这一点，但我发的是‘地方粮票’，只在地方通行，不是‘全国粮票’，不能全国通行。”
3月2日，周恩来在科技会议上作报告。这个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可能出于谨慎的考虑，没有直接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这个命题，可是他说了一些重要的话，使这个命题呼之欲出。他说：“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一九五六我曾作过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初步估计�！�1956年的那个估计，经过自七年的曲折，特别是经过1957年反右派的大冲击，是否还有效，是否还算数呢？周总理在1961年6月19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已明确回答了这个疑问，他说：“有一个时期好像觉得一九五六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事隔一年，周总理所肯定的原则，其中包括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这一原则性的结论，当然还是有效。
周总理在广州会议讲话后的第二天，陈毅元帅把准备在会上讲的大体意思向他讲了一下，周总理赞成陈总的意见，说：“我们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
于是陈毅元帅于3月5日、6日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发表了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他说：“他们（指自然科学家）是人民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够经过十二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因为那样做不符合实际情况�！背吕献艿慕不坝昧擞牖嵴�60多次掌声和他们的热泪，证明了这个讲话是多么的得人心啊！
3月28日，周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在这个面向全国人民的郑重文件中，周总理说：“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十二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这样，广大的知识分子历经磨难后，又回到劳动人民的队伍中，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
柳暗花明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
周总理在广州会议和人大代表会作了报告后，不同意见很快就出来了。先是柯庆施不让陈老总的讲话在上海传达，而当周总理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态时，毛泽东没有讲话。
当年8月9日，当有人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提出“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否合适”时，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这表明毛对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做法是不同意的。
同年9月11日当陈老总谈到他在广州会议着重批评了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倾向时，虽然邓小平总书记明确表示“陈总讲的是对的”，而毛泽东同志又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人家请你讲话总是有目的的，总要沾点光，没有利益他不干。我对总司令讲过，你到处讲话要注意。”
在当年10月至11月中央召开的宣传文教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的分歧仍然很大，鉴于此，周总理明确表示：“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没有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报告的，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小平同志支持总理的意见，他说：“恩来在广州的报告没有毛病，对知识分子问题应照总理讲的解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下次会议还要讨论，统一解释口径，还是按总理在人代会讲的为准，把那一段印一下，那是中央批准的我们党的正式语言，今天正式决定。”
但是，小平同志宣布的这个正式决定，并没有挡住“左”的浊流的冲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知识分子又一轮的厄运开始了。知识分子这轮厄运是从毛泽东的对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开始的。
第一个批示是1963年12月12日在中宣部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第116号上作出的，毛泽东批示道：“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第一个批示传达后，文化部党组织立即检查近几年的工作，并于1964年3月下旬决定在全国文联和各协会全体干部中进行整风。5月8日，中宣部写出《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6月27日，毛泽东作了批示，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二个批示，批示写道：“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两个严厉的批示一出来，文艺界立即掀起大批判的浪潮，一大批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和领导人如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齐燕铭等同志都不得不受到严厉的批斗。
文艺界的大批判，很快扩展到其它领域。从1964年起，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冯定同志的《平凡的真理》和《共产主义人生观》，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同志的生产价格论和企业利润观，史学界批判了翦伯赞同志的“历史主义”和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让步政策”论，等等。这些批判使知识界顿时陷入恐慌之中，人人自危，惟恐以言获罪。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批判吴晗同志的论海瑞罢官的文章，揭开十年浩劫的序幕，这场浩劫就是以打击知识分子、“揭露”“反动学术权威”来“祭旗”的。顿时，知识分子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并列，排在第九位，被称为“臭老九”，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知识分子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人们不能不问这到底是为什么！
薄一波同志对这个问题作了十分深刻、准确的分析，他说：“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党内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左’的思想、‘左’的看法，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知识分子不仅是一种仍然需要继续改造的‘异己力量’，而且是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一种主要力量。1957年5月25日，毛主席在同伏罗希洛夫的谈话中就说过，现在‘资本主义臭了，在社会上资本家臭了。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影响’。后来不仅把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也被说成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被斥之为‘臭老九’。知识的贬值，知识分子地位的低下，可谓到了极点�！薄岸灾斗肿拥男灾屎妥饔玫拇砦笕鲜�，可以说是毛主席晚年思想中的一个重大偏见和失误，也是我们党长期没有处理好同知识分子关系的最深刻的根源�！�
根源找到了，教训也就明确了，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搞极“左”的那一套了。可幸的是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中已经吸取了教训，知识分子政策纳入了正确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轨道之中。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重申：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
（来源：《传承》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