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陈占安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思想基础。认真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关系到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毛泽东思想本身的理解，而且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其科学体系的认识，关系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把握。
一、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以毛泽东的科学哲学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它的形成大体上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初步形成；第二步是体系形成。前者应该以毛泽东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作为标志；后者应该以毛泽东1937年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作为标志。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反对本本主义》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篇著作的发表应该看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
《反对本本主义》这篇著作最初的题目叫《调查工作》，1930年在红四军中有油印本流传，可是后来在战争年代失传了。1957年2月，福建省上杭县茶地乡农民赖茂基向福建龙岩地委党史办公室献出了珍藏多年的石印本《调查工作》。1958年11月，中国革命博物馆征集到了这篇文章。1961年1月，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十分高兴。他在一个说明中写道：“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是1930年春夏，已经三十年不见了。”[1]1961年3月，他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和这三个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上讲：“今年一月找出了三十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我自己看看觉得还有点道理，别人看怎么样不知道�！恼率亲约旱暮谩叶宰约旱奈恼掠行┮膊⒉幌不�，这一篇我是喜欢的�！�[2]此时，毛泽东将文章的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并印发参加广州会议的同志征求意见。在随后召开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对这篇文章进行过比较详细的解读。他在讲话中还提到：“写这篇文章之前，还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来的。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3]
1964年6月，这篇文章编入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此时毛泽东又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写作时间确定为1930年5月。翌年，这篇文章又增加到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和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这篇文章是1991年第2版《毛泽东选集》中唯一加选的文章。
为什么说《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呢？因为它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开辟新道路最早的一篇哲学论证。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组织事宜、党的主要文件都要报请共产国际批准，共产国际以及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对我们党行使着领导权，采取一种包办代替式的领导方式，这不仅培养和助长了我们党内一些人搞教条主义，自己不想动脑筋、只想照抄照搬的不良风气和习惯，而且严重阻碍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1927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是很坚定的，而且逐渐明确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诸如革命的敌人、革命的朋友、革命的领导者、革命的前途、革命的步骤等重要问题，但是对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并不清楚，一提起中国革命道路，就是走西方国家和俄国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这个问题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才有了转变。1928年，在党的六大上，共产国际曾经表示，以后不派代表到中国来。事实上在一段时间里也的确很少来，来了也不起大作用。以乡村为中心的中国式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开辟的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道路，1930年1月，毛泽东通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这条新道路进行了初步的论证。同年5月又通过《反对本本主义》对这条新道路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哲学上的论证。
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第一次初步界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即“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4]。在这里，“从斗争中”讲的是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想象出发，不能搞本本主义；“创造新局面”，讲的是不能照抄照搬，而应该有创造性。思想路线是哲学思想的转化形态，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它的基本内容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
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三个重要观点：一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二是“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三是“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5]这三个重要观点构成了后来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雏形。
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严肃批评了“本本主义”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唯书”，即“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倾向；一种是“唯上”，即“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6]针对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毛泽东大声疾呼：反对本本主义，洗刷唯心精神！
在以乡村为中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毛泽东的贡献都是最突出、最重要的。他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以及他对这些认识的哲学概括就处于全党超群的地位。毛泽东在此之前虽然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著作，但是这几篇著作毕竟只是渗透着哲学思想的政治论文。而《反对本本主义》却是一篇以调查研究为由头、专讲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哲学专著，它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之所以叫“初步形成”，而没有叫“形成”，这主要是考虑到《反对本本主义》对一些问题的阐述还是初步的、提纲式的，还没有展开，还没有形成体系。它有待于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也有待于哲学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化。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反对本本主义》比起《调查工作》来有几处修改：一是题目的改动；二是删去了原先第五节中“我们的主要调查方法是‘横断法’而不是‘纵断法’”一句。三是增写了第三节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7]这几个情况在研究思想史的时候是应该加以区别的，虽然毛泽东在1930年就已经有了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但是当时并没有做出在1961年所增写的那一段概括。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形成
为什么说《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形成的标志呢？
这是因为毛泽东在这两篇著作中系统阐述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特别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结合着中国的历史实际和现实实际，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了哲学角度和哲学层面的概括和总结，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实践是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动力、认识的目的、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的理论，具体分析了认识发展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辩证过程，精辟地概括了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8]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还深刻地揭露了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即它们“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9]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坚持并论证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观点；提出了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精髓的新论断，即：“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定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10]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详细阐述了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统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原理，使对立统一规律学说形成为一个科学体系。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两篇最主要的代表作，它们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其自身的发展中达到了理论化和系统化，为全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此之后，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政治哲学、艺术哲学以及党的建设中的哲学、工作方法中的哲学等等，都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不同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和进一步展开。
需要指出的是，《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1937年讲授哲学时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两个部分，要真正理解这两篇著作的思想真谛，还需要完整地了解毛泽东1937年讲授的哲学特别是他编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把两篇著作放在整个教材之中去把握。
1937年4月，毛泽东应抗日军政大学的邀请去讲授哲学课。为了讲课的需要，毛泽东自己编写了一本教材，题目叫《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本教材一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是唯心论与唯物论。这一章分为4节：一，哲学中的两军对战；二，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区别；三，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四，唯物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第二章是辩证法唯物论。这一章分为11节：一，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辩证法唯物论；二，过去哲学遗产同辩证法唯物论的关系；三，在辩证法唯物论中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四，哲学对象问题；五，物质论；六，运动论；七，时空论；八，意识论；九，反映论；十，真理论；十一，实践论。第三章是唯物辩证法。按照原定计划也应该写11节，其中包括三个根本法则和八对范畴：一，矛盾统一法则；二，质量互变法则；三，否定之否定法则；四，本质与现象；五，形式与内容；六，原因与结果；七，根据与条件；八，可能与现实；九，偶然与必然；十，必然与自由；十一，链与环。不过，因为“七七事变”爆发，毛泽东不得不停止了原定的计划，第三章只写了第一节，其他10节没有完成，也没有讲�！�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当时在延安有油印本流传，1938年4月起，曾经在广州统一出版社出版的《抗战大学》杂志（半月刊）第1卷第6期开始在“新哲学讲座”专栏里连载，并标明是“毛泽东主讲”。上海出版的《民主》杂志在1940年3月的第1卷第1期署名刊载过部分内容。此后，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在1940年、冀中第四军分区政治部国防出版社在1941年、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在1942年、上海中国出版社在1946年都先后翻印出版过。新中国成立后，天津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单行本。
《实践论》、《矛盾论》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两节，不过这两节写得很详细，是比较完整的论文，其他各节都比较简略。当时，《实践论》和《矛盾论》还曾经单独油印过。中共中央书记处1941年12月编印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收录了《实践论》和《矛盾论》。新四军四师政治部的《拂晓报》在1942年8月26日印的第320期和同年9月8日印的第321期连载了《实践论》（未署名）。新中国成立后，《实践论》和《矛盾论》经过毛泽东的删节、补充和修改，先后于1950年12月29日和1952年4月1日重新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随后收进正式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在第一篇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多处摘编了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实践论》、《矛盾论》之外的论述，反映了毛泽东1937年在很多重要观点上的原创性阐述。我们在学习和研究《实践论》、《矛盾论》时，应该结合这些内容。
二、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由来
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现在已经被人们普遍地接受和使用了。不过，历史地看，这个概念的提出特别是对这个概念的涵义的科学规定却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粗分起来，这个过程大致有三个阶段，即1957年以前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酝酿阶段；1957年到1977年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开始使用并和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概念同等对待的阶段；1978年以后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明确使用并逐步给予科学规定的阶段。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酝酿
人们开始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时期。
张如心最早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也是他最早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积极评价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1941年3月在一篇题为《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的文章中，特别提到毛泽东在哲学方面的贡献。他说：“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不仅关心全党的培养干部的工作，经常提供许多天才的意见，而且还亲自领导学校工作（如抗大），亲自讲授提纲（如战略学、哲学等）�！薄懊蠖镜慕惭萦胫鞅闶锹砹兄饕逯泄詈玫奶逑�，它的内容和形式正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底典型作品。”[11]同年4月，张如心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一文中不仅介绍了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几个显著例证，而且强调指出：“这里还要特别指出，毛泽东同志所以能够达到这种成功，除了其他的原因以外，最重要的是因为他能够真正唯物地具体地理解我国的情况，真正掌握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唯物辩证法。从毛泽东编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如何深刻地透彻地了解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如何善于把他长期的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以辩证法的方法科学地综合起来。他在该提纲中，不仅通俗地简明生动地叙述了马、恩、列、斯的唯物辩证法，而且善于把辩证法主要的法则与次要的区分清楚，善于把辩证法与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活动与过去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最密切地结合起来，这与过去中国出版界关于辩证法许多‘枯燥无味’、抽象的公式主义的叙述，比较起来，有很大的区别。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在辩证法唯物论上是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在对立统一法则的具体应用上面，他的许多创作，特别是军事理论与实践，及整个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都是唯物辩证法最精彩最生动的运用的结晶体�！�[12]
和培元在1941年6月写的一篇题为《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的文章，发表在1941年8月20日出版的《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上。他在文章中指出：“我们在毛泽东同志的一切著作里也可以看出他怎样深刻地灵活地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阐明中国革命的规律性，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抗大的哲学讲座，迄今犹脍炙人口，他的讲授提纲——特别是对立统一律一章是最好的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他对辩证法原则的阐述之所以那样爽朗、生动、有力，这不仅由于他的文字的流畅易懂，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活的中国革命经验。这就指示着新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13]
艾思奇在《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上发表了《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述评》一文。他在文章中指出，抗战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和中国化方面有着许多新的成果，“而在这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毛泽东及朱德同志的关于游击战争问题的著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应用的最大的历史收获”[14]。
张如心写的《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一文在1942年2月18、19两天出版的《解放日报》上连载了。他在这篇文章中把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思想路线或思想方法论、政治路线或政治科学、军事路线或军事科学。他指出：“这三个组成部分内在有机的统一便组成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底体系�！�[15]他认为，毛泽东的思想路线或思想方法论是毛泽东的全盘理论和策略的基础，是他长期参加和领导中国革命全部实践活动的基础。在这篇文章中，他还列举了学习毛泽东的思想路线或思想方法论的主要著作，其中第一本就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
陈毅于1942年7月1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1周年发表了《伟大的二十一年》一文，他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创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思想方法。
王稼祥在1943年7月5日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16]
中共中央总学委于1943年7月11日发出了《关于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其中提出，要“使全体干部和党员认识和拥护毛泽东同志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与他提出的‘既团结又斗争’的正确路线”。
艾思奇1943年8月11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一文，指出：“到了今天，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17]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其中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作出系统的阐述，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涵义作出科学的规定。他特别提到：“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18]
党的七大后，人们对毛泽东在哲学方面的贡献更为重视，他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被多次翻印，他的那些具有丰富的哲学思想的其他著作被争相阅读。周恩来1949年5月9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了“向毛泽东学习”的口号，指出毛泽东在哲学上有很多创造。
从上面的回顾来看，从延安时期开始，人们已经开始重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已经把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作为我们党的理论基础来对待，已经把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来看待。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在建国之前还没有提出，当时使用的概念多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的宇宙观”等等。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最初使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伴随着《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特别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新发表，在全国范围，特别是哲学界、理论界、教育界兴起了一场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热潮。不过，这个时期使用的概念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论文”等等。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人民日报》在同年6月19日公开发表了这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的代表作。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全国各方面很快出现了新中国又一次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热潮。开始是在干部中，继而在广大群众中，出现了不少哲学学习小组，在一些大专院校（比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很快筹建了“毛泽东同志哲学思想学习会”、“毛泽东同志哲学著作研究会”，在很多地方出现了工农学哲学的群众活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报刊杂志在发表的文章中开始出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概念。
据现在看到的材料，“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1958年。这年8月3日出版的《新建设》杂志8月号上发表了严北溟的一篇文章，题目叫《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中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文中指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我们时代精神的精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在中国革命具体条件下的创造性的发展。它有着无比精深博大的内容。这些内容包含在毛主席的全部著作中，也体现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全部胜利进程以及一切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中�！�[19]这大概是公开发表的使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第一篇文章。同年9月，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北京大学哲学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编辑的论文集，书名就叫《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
在此之后，使用“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的文章就逐渐多起来了。比如，《理论与实践》杂志在1958年9月15日出的第9期上登有杜国庠写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胜利》一文；《哲学研究》杂志在1958年12月10日出的第8期上登有黄远写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战斗性》一文，其中指出：“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时期和中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而就大大丰富了、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薄豆饷魅毡ā吩�1960年3月13日发表了孙叔平写的题为《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一文。196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天津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等单位还分别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上、中、下）、《毛泽东哲学思想学习资料汇编》（上、下）为书名编印了资料集。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这期间，“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已经在一些论著中开始使用，但是总的来说，使用得还不普遍，通常比较多的还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或“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而且，当时人们对这两个概念含义的理解基本上是一样的。就在发表了严北溟那篇文章的那一期《新建设》杂志上，同时还刊登了汤一介的题为《以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为纲，改革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内容》一文，用的概念则是“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就是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本论文集中，也只是书名用的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正文中使用的概念还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缎陆ㄉ琛吩又驹�1958年12月号上发表了李光灿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也是谈学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体会，其中使用的概念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他给这个概念下的定义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就是结合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业经充实、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20]这个定义同严北溟给“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所下的定义差不多。孙叔平在那篇文章中也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同志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最高的哲学概括，而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则是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的哲学�！�[21]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陷入混乱，走入了歧途，这期间使用的概念主要是“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或“毛主席的哲学思想”。
（三）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内涵的科学界定
严格说来，普遍使用“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并对这个概念的涵义作出科学界定，还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情。
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当时的主要负责人的谈话中，不仅明确使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而且还作出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22]的科学论断。他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热烈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积极提倡研究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新情况，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恢复、运用和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号召全党尤其是党的干部要学习哲学，特别是毛泽东的哲学著作。邓小平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毛泽东同志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在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他完全赞成陈云关于要提倡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的建议，他认为，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这是“打下根底”的好办法。他指出：“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23]
1981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给予了科学的评价，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正是在党中央和邓小平的号召下，在《决议》精神的鼓舞下，我国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工作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很快形成一支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研究方向的专业理论工作者队伍；在高等院校、部队院校、党校干校中普遍开设了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内容的课程；各地乃至全国范围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专题的学术研讨活动，发表和出版了一批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研究课题的论文和专著。
也就是在这种新的学习热潮中，很多理论工作者不仅使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而且提出了如何给这个概念的含义加以科学界定的问题。经过1981年10月在广西桂林召开的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第一次讨论会的讨论，比较多的学者接受了龚育之提出的一个看法，即“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总结和概括”。[24]党的十二大之后，学界普遍又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表述中加上了“和建设”三个字。这个定义比较好地说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列主义的关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关系，也说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毛泽东的关系、与党和群众集体智慧的关系。这个定义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
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就与“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区别使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实际上讲的是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以毛泽东那些科学的哲学思想为主要代表。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证明为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毛泽东早期那些不成熟的哲学思想和他晚年的错误认识当然不能属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内容。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概念从酝酿到提出、再到明确使用和对其含义给予科学界定的历史过程，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的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认识的不断深入。
三、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一是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二是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对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贡献，三是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以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意义，四是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对当代中国哲学思想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作用。
（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等几个方面的原理作出了具有原创性的贡献。这其中包括，毛泽东通过《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更加明确、更加充实，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认识与实际关系问题的科学理论系统。毛泽东通过《矛盾论》等著作，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特别是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观点更加明确、更加充实，尤其是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系统。毛泽东通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特别是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如今，毛泽东在这些著作中所阐述的观点已经成了哲学原理教材中的重要内容。
其次，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应用哲学的层面上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其中特别表现在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政治哲学、建设哲学等方面的著作中。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研究战争的方法论；战争中的客观规律性与自觉能动性；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辩证法，以及兵民是胜利之本等思想。如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著作中所阐述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又统一又斗争的方针；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等思想。如他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所阐述的，中国社会的性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前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辩证法；革命转变论和革命阶段论的统一；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等思想。如他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著作中所阐述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重点与非重点；统一性与独立性；独立自主与学习外国等思想。这些思想中所包含的、渗透的、体现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再次，毛泽东哲学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民群众中的广泛传播进行了重要探索。毛泽东多次讲过，要使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和课堂上解放出来，使哲学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这里特别应该提到，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同实际工作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我们现在从毛泽东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工作方法十六条》等等中均能深刻感受到哲学的魅力。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实质就是哲学的问题，它们是哲学方法论的具体化和转化形态。毛泽东提倡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学点哲学；要想做好工作，必须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等等。
毛泽东为哲学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在全世界范围内是前所未有的。
他破除了哲学神秘论，哲学在人民群众的认识领域甚至日常生活中，从来也没有像中国这样影响大。
（二）在现代中国哲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我们不能说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中只有毛泽东哲学思想，而没有别的哲学。事实上，除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哲学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以外，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还有其他一些努力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思想家，其突出代表包括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等等。熊十力著有《新唯识论》，改造了佛教唯识宗的学说，建立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金岳霖著有《论道》、《知识论》，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建立了自己的形上学体系和知识论体系。冯友兰著有《新理学》，将西方的新实在论与程朱理学结合起来，也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他们都是爱国主义者，他们的哲学体系虽然总体上是不科学的，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和哲学体系中还是有着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具有参考意义。另外，梁漱溟、张东荪、贺麟等的哲学著作也有一定影响。在现代中国哲学的研究中，研究领域不要太窄，不能采取简单肯定和简单否定的办法，应该在比较中认识真理。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需要明确的，那就是谁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主流？谁代表着现代中国哲学的方向？凭心而论，那只能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或者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现代中国哲学是在中西古今哲学的冲突和融合中形成的，因而流派众多，学说纷繁。在这繁多的学派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最为中国人民所欢迎。在20世纪30年代，辩证法唯物论开始成为中国哲学界的主潮流，任何其他的哲学流派都无法与之相匹敌。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反映了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需求，代表了现代中国哲学的前进方向。
（三）对以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
应该承认，正是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才有了自己的一套科学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才有了一套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正是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乃至我国人民才有了共同的理想信念，才形成了空前的团结。
在这里，我们应该珍视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实事求是的论证和提倡。如果说得再展开些，还包括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等。这些思想、观点成为我们党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指南。我们党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特别是犯过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究其思想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哲学思想方面发生了动摇，用毛泽东的话就是：“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痹谖幕蟾锩逼冢砜怂贾饕逭苎У男矶嘣肀凰烈馔崆�、篡改和践踏，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却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在宣传着、泛滥着。在新中国的哲学发展史上，这是一段被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
成为历史悲剧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与发展曾经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毛泽东，自1957年下半年起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同程度地违反了自己以往阐述过的许多正确的哲学观点，主观主义失误日益严重，以至于形成了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延续。但是，我们在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中，认识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观点的真理性，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重新恢复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权威，毛泽东哲学思想成了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开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思想武器。
（四）对当代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和人们思维方式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基础部分、灵魂部分，它的基本原理不会因为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失去价值。事实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至今对于我们的哲学理论工作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都依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就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来讲，是先有毛泽东哲学思想，后有包括邓小平哲学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思想、科学发展观哲学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哲学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哲学思想放在中国共产党的哲学思想发展中来看，它与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怎样的关系呢？这也是需要回答的问题。目前，我国学术界大体上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它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相比，是一个独立的理论形态。另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哲学思想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而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即是说，它们是同一个理论体系中的两个发展阶段。我赞成第二种意见。
应该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哲学思想自然而然地也实现了第二次飞跃。
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哲学思想所使用的概念、命题基本上都是从毛泽东哲学思想那里沿用过来的，所阐述的道理也基本上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基本原理的恢复和发挥。邓小平当年所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动员人们重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从而恢复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权威；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明确阐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并用了很大气力去阐述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以及如何才能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这个思想在江泽民、胡锦涛那里也有很好的表达，他们都十分重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都一再强调要从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中吸取智慧和力量。
我们这里不是说，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没有自己的哲学，也不是说后来思想的提出只是毛泽东原先思想的简单逻辑推导，事实上它们包含着后来人对很多历史经验和新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思考。但是就哲学理论体系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哲学思想与毛泽东哲学思想还是同一个理论构架，后来的发展是一个体系中的发展。
至于有人说，毛泽东哲学思想讲“斗争哲学”，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哲学思想讲“和谐哲学”，其实这是一种简单化和片面性的看法。毛泽东哲学思想强调的是对立统一，是矛盾的统一性与斗争性的结合。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有时强调斗争，我们不能离开当年的历史条件去看这个问题。翻开《毛泽东文集》第三卷，那里收有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的口头报告，其中就说明了“斗争哲学”的由来。毛泽东指出：“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宝珊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25]放在当年的语境下，不难理解讲“斗争哲学”的针对性和真正用意�？纯唇不暗纳舷挛�，毛泽东讲“斗争哲学”是在讲我们对国民党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时说的，其中特别强调我们讲的斗争，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反对的是要么放弃斗争只要团结、要么斗得不恰当这两种错误倾向。至于毛泽东晚年有些片面讲斗争的话，那是不能包括在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有人说现在我们改成“和谐哲学”了，其实，和谐与斗争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统一。离开矛盾、斗争，一味地讲和谐，那只能是自欺欺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正是因为有矛盾才提出社会建设的任务，而构建和谐社会，其中最主要的工作不是别的，而是正视矛盾、研究矛盾、化解矛盾。我们所能够构建的和谐社会，也不是有人说的那样“没有矛盾、没有斗争”，而是一种有矛盾但不激化的社会状态。又统一又斗争，对于社会矛盾的解决来说，是一对永恒的关系，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告诉我们的真理。
比起政治理论的发展来，哲学思想的发展要艰难得多。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由哲学思想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哲学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领域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知识体系。这种理论特点就决定了它的发展有赖于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发展规律的理论抽象和升华，包括我们对这种规律概括的语言更新和层面更高。这种工作我们一直在做，而且还在继续做，它寄希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进一步积累，寄希望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寄希望于广大哲学工作者的理论创新。
注释：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38页。
[2]《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253页。
[3]同上书，第257页。
[4]《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6页。
[5]同上书，第109、115、115页。
[6]同上书，第111页。
[7]同上书，第111—112页。
[8]同上书，第296—297页。
[9]同上书，第295—296页。
[10]同上书，第319—320页。
[11]张如心：《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载《共产党人》第16期，1941年3月20日。
[12]张如心：《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载《解放》周刊第127期，1941年4月。
[13]和培元：《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载《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1941年8月20日。
[14]艾思奇：《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述评》，载《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1941年8月20日。
[15]张如心：《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载《解放日报》1942年2月18、19日（连载）。
[16]载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
[17]艾思奇：《〈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载《解放日报》1943年8月11日。
[18]《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页。
[19]严北溟：《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中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载《新建设》1958年8月号。
[20]李光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载《新建设》1958年12月号。
[21]孙叔平：《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载《光明日报》1960年3月13日。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67页。
[23]同上书，第303页。
[24]《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页。
[25]《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6页。
（作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