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的新视野
深化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的新视野
单秀法
20世纪产生的在中华民族文化史和世界军事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发挥了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尽管人类已进入了21世纪，军事领域里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但人们仍然能感受到其思想光辉和理论的渗透力；仍然在不断地体悟那深邃的思想和传奇的军事实践。本文仅就深化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谈些认识。
一、研究重点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转变
什么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普遍的论述是这样讲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主要回答了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和夺取武装斗争胜利，以及在取得胜利后如何建立现代国防的问题。由此可见，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由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两部分内容组成的。人们对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比较深入，通常以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进行概括。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则显得薄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军事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编辑出版还没有全面展开。公开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所收录的建国后文献，不到20万字。毛泽东的许多军事论述散见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等著作中，还有些军事文献资料还散存在各档案馆或职能部门的档案室。有些论述，甚至一些很有影响的说法还需要斟辨。如“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是否是毛泽东讲的，还没有充分材料说清楚；“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提法，实际上出自傅秋涛的文章①[①傅秋涛：《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进一步做好兵役工作》，载1959年7月30日《解放军报》。]。如果不能全面准确掌握文献资料，也就难以科学地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编辑出版《建国后毛泽东军事文集》是一项亟待展开的工作。
二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重大的军事实践活动和战略决策还没有进行历史的深入的和系统的研究。如建国以来的边境自卫反击战的经验就没有很好地总结。为什么对印自卫反击战到1962年才进行？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末，在东北方向大张旗鼓地开展政治宣传配合对苏自卫反击战，新疆方向却相当克制？为什么毛泽东总是强调边境自卫反击战打的都是军事政治战，甚至是政治军事战？又如对1964年4月份两个报告的评价问题。一个报告是国家计委制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初步设想》。这个报告规定“三五”期间，第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第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第三，加强基础工业。这就是著名的“吃穿用计划”。另一个报告是总参作战部呈报的。这个报告分析了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问题，认为有些情况相当严重：（1）工业过于集中。（2）大城市人口多。（3）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4）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这个报告的核心思想是主要工业城市和交通枢纽都在沿海地区，而且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正是这个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深入思考，才有后来的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汇报提纲（草案）》。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深入探讨：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由“吃穿用计划”急速转变为“准备打仗”的计划？是按照“吃穿用计划”建设和发展经济的思路符合当时的实际，还是“三线”建设决策符合实际？
三是建国后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的研究尚留有较大空白。如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要协调发展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可在实际工作中却是不怎么协调。有的时期国防建设投入过大，既影响经济建设，又不是国防安全与社会稳定所必需；有的时期国防建设投入不足，不能满足国防和军队建设需求，从而影响军队现代化建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国防建设规模是由国家安全需求所决定的思想并没有形成理论共识，而对国家安全需求又缺乏理性的科学判断及其机制。又比如我军在20世纪50年代就多次举行现代条件下集团军级战役演习，反映和体现了现代战争训练意识。到了60年代以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为标志，只着重连、班、单兵训练，现代战争意识反而淡薄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如何评价和总结我军建国50年来教育训练的经验？这些都需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理论上进行深层探索。
文献资料搜集、整理、编辑出版，重大军事实践和战略决策研究，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这三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文献资料和军事实践及战略决策研究是基础性的，只有在这两者基础上才能进行科学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文献资料和军事实践是相互印证的。建国后，毛泽东并没有军事方面的长篇宏著，他的思想一方面在各种文献资料中得到直接反映，另一方面是在重大的军事实践中得到体现。这一情形使我们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必须在方法论上有别于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研究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可以以毛泽东的文献资料为主要的直接对象，文献资料蕴涵了他的全部思想，军事实践只是在背景意义上起作用。对建国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则必须以文献资料和军事实践为对象，并且在两者相互印证中才能深刻领会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质和真谛。
二、研究维度由条块结构向层次结构转变
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人们通常侧重于从条块结构的维度进行。人民战争、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概括，就是条块结构研究的成果。这种条块结构的研究最早起于朱德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内容的概括。后来叶剑英元帅又以人民战争的思想、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和人民战争的作战指导思想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容进行了条块式概括。改革开放后，宋时轮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体系概括为人民战争、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三个部分。条块结构的明显优势是能够把博大精深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用精练的语言概括出其最基本的思想内容并便于人们学习和运用。不过这种研究方式也有它自身的局限性，一是难以全面概括其内容。用人民战争、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概括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合适的，而以此来概括建国后毛泽东军事思想就难以胜任了。后来就出现不断地加条、加块的现象，有“三块说”、“四块说”、“五块说”等不同的体系建构，都反映了条块结构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内容概括的局限性。二是难以反映思想的普适性。理论的普适性一般表现为理论体系基本内核的普适性和反映普遍规律抽象度高的思想观点的普适性。一个科学理论基本内核具有普适性的特征，而其派生的结论或真或假并不具有必然的普适性。反映一般规律的抽象度高的结论具有普适性，而只是反映特殊规律的抽象度低的结论其普适性就受限制。条块结构难以区分哪些是反映普遍规律的具有普适性的基本观点，哪些只是反映个别现象的观点，而不具有普适性。
其实，毛泽东军事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多层次的科学体系，大致可区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对中国革命实践的科学总结所形成的属认识论、方法论层面的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战争与战略问题》、《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章就是毛泽东对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直接总结。这些总结有的直接用哲学语言对军事问题进行了哲学层面的概括和叙述，有的虽然用的是军事术语，但对军事问题的分析达到了哲学层面。如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认识规律和指导规律，军事战略的转变，主观能动性和客观条件的关系，战争消亡的辩证法，战争胜负问题上的人民的决定性作用等。第二层次是在论证中国革命战争合理性过程中所形成的战争观方面的内容。如战争根源、战争性质、战争目的以及对待战争的态度等方面的思想。这一层次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直接在他的军事文献资料中得到反映，许多思想还存在于政治类文献中。第三层次是从宏观上指导中国革命所提出的一些军事思想和战略决策。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每个历史阶段，为指导革命战争撰写、起草了许多专著和文电，提出许多著名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如积极防御思想、持久战思想、游击战思想、十大军事原则以及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思想。第四层次是指导重大战役所体现出的军事战略决策及战役指导思想。如指导中央红军反“围剿”斗争中所提出的诱敌深入思想，指导华北抗战的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思想，指挥陕北战场粉碎胡宗南进攻的“磨菇”战术，济南战役的攻点打援，辽沈战役的南下北宁线封闭东北大门的决策，淮海战役的全面包围、逐次歼灭的战役思想，平津战役的隔而不围、围而不歼的战役方针，以及抗美援朝后期的“敲牛皮糖”战法。所有这些无不反映毛泽东军事指挥的高超艺术，不能不使人不佩服，不能不使人肃然起敬。
这是对毛泽东体系作层次结构的分析，对毛泽东个别结论和观点也可以进行层次结构的分析。如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就是一个多层次的思想系统。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基石是：“一切有利场合努力地执行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在这两个思想观点基础上派生出的其他观点，如歼灭战与击溃战、消耗战的关系，歼灭战与丧失土地的关系，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兵力集中程度的不同处置等。一个理论的基本结论真实，并不意味着派生的结论也必然真实；反过来说，一个理论派生的结论被证明为假，或者“过时”了，并不意味着理论的基本结论也随之为假或“过时”了。很显然，毛泽东关于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有些派生性观点（如3倍4倍于敌）过时了。但你不能笼统地说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也过时了。
对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层次结构的研究，就可以看出哪些是抽象度高的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哪些是个别结论和观点。这样就可以很好地解决条块结构的缺陷，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提供方法论指导。
三、理论指导研究由着重“打赢”向“打赢”和“遏制”的双重功能转变
军事理论具有打赢和遏制战争两重功能。在战争年代，是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军事理论指导功能主要表现为赢得战争的胜利。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一切军事行动，“总以打胜仗为原则”。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用最坚定、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最巧妙、最灵活的斗争艺术，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曲折复杂的环境中，取得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新中国建立后，人民当家做主，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全面推进社会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成为党和政府的根本任务。军事斗争的主要任务，也由原来的夺取政权，变为保卫政权、保卫国家的安全统一和人民的和平生活。这种历史性转变，决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指导功能由原来的打赢为主转变为打赢和遏制战争并重，特别是1954年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决策后，制止战争和遏制战争成为军事指导的重要着力点。
对毛泽东关于制止战争和遏制战争的思想，基本上没有展开深入的研究，也未能取得深刻的系统的研究成果。深化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除了继续研究打赢的理论外，还要加强和深化毛泽东关于遏制战争思想的研究。这种研究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展开，并在两者相互作用中做到理论上创新，形成系统的科学的遏制战争思想，以指导军事斗争实践。当前，关于毛泽东遏制战争思想研究有几点特别要引起重视。
第一，毛泽东对战争形势的分析和判断。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战争的判断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1950年初到1956年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提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思想。第二阶段，从1957年至1963年，提出“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个可能性”。第三阶段，从1964年至1976年，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毖踅缍缘谌锥蔚姆治鲇胁煌捶�。有的人认为毛泽东并没有“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判断，只是在两个可能性中偏重于“不可避免”这种可能性；对于核战争，毛泽东还是认为有可能打，也有可能不打。对战争形势分析和判断不仅关系到毛泽东关于遏制战争思想的科学性，而且涉及到对毛泽东晚年思想及实践的评价问题。
第二，打赢战争和遏制战争的关系。从毛泽东指导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实践看，“打赢”是为了制止战争的升级，最终目的是遏制双方爆发大规模战争。如中印之间毛泽东是根本不想打、不愿打的。1959年5月13日，他在我外交部关于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谈话的答复稿上亲笔加写了一大段话：“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雹�[①《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376、377页。]1960年，毛泽东还制定了使西南地区成为和平稳定边境的总方针，要把我国西南边境地区迅速安定下来，既要使内部安定下来，又要使外部安定下来，使西南边境成为和平稳定的边境。当时总参谋部制定的《西南地区边防守则》还具体规定：“不主动惹事，不挑起争端，不越出国境”，“邻国武装人员向我进行或大或小的越境挑衅，在未超过我三十公里时我概不开枪”，“停止边防部队在边界线附近巡逻”。但是印度决心以武力改变边境现状，一定要打，导致我通过政治、外交努力制止战争无效后，才于1962年10月实行自卫反击战。在自卫反击战取得重大胜利时，我又单方面主动实行�；鸷统肪⒔换刮揖苫竦挠【淦髯氨�。当时是让印军打着绿旗来接收被我军缴获的武器装备。这既给对方一个面子和台阶下，又表明我和平的诚意。所以，毛泽东讲打了一个政治军事战，至少可以保持中印边境十年的稳定。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也体现了通过“打赢”以制止战争升级、遏制双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战略思维。珍宝岛战斗结束后，毛泽东一方面强调要准备打仗，另一方面又把珍宝岛战斗作为调整中美关系、防止中苏全面冲突的契机。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道：“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又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焙罄粗兴樟焦芾碓诒本┗』峒�，达成了关于维护边界现状，避免发生新的武装冲突的谅解。事实证明，打赢珍宝岛这场仗，拉近了中美关系，遏制了中苏全面冲突的危险。
第三，战争准备和遏制战争的关系。毛泽东遏制战争是以充分做好战争准备为基础的。这种准备既表现为直接的当前的战争准备，也包括间接的长远的战略武器装备的准备。毛泽东认为，要不受人家欺负，说话算数，使人家害怕而不敢动，必须要有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核潜艇等战略武器。以直接战争准备遏制战争的发生这一战略构想，在中央谋划三线战略后方建设中得到充分体现。1965年11月，毛泽东讲：“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年内要把这件事情搞好。后方建设起来，敌人如果不来，也没有什么浪费�！雹�[①《六十年代三线建设决策文献选载》，载《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刘少奇说得更明确：“我们准备得快一点，好一点，战争就可以推迟，它就不容易来。如果我们准备得很好，甚至它就不敢来�！雹�[②《六十年代三线建设决策文献选载》，载《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对三线建设，有人认为是对战争过度反应，是劳民伤财。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现在通过一些解密材料来看，当时战争的危险确实存在。如果没有以三线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战争准备，中国历史进程也许会是另外一个样子。现在需要研究的是什么样的战争准备？怎样进行战争准备？才能发挥遏制战争的最大效益。
第四，政治外交斗争和遏制战争的关系。遏制战争除了做好战争准备外，还必须有政治、外交乃至经济斗争的配合，才能更好地遏制战争。离开战争准备谈遏制战争是危险的；只有战争准备而缺乏政治、外交、经济方面的配合，遏制战争也是难以成功的。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帝修反四面包围、面临两个超级大国战争威胁的严峻国际形势下，中国能够避免大的战争，保卫了国家的安全和统一，这与毛泽东政治、外交、军事斗争诸方面相互配合的高超艺术分不开。遏制战争要有军事准备，还要有政治外交的配合，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战争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范例。当时蒋介石制定了“旭光作战计划”，准备陆、海、空在厦门、潮汕、青岛登陆，全面反攻大陆。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刘安琪后来回忆说：“那时一鼓作气，可能就上去了。”总参谋长罗瑞卿当时则强调：“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怎么打的问题，是拒敌于大陆之外，还是诱敌深入�！痹谡饧谙疑稀⒁淮ゼ捶⒌奈＜惫赝�，中央一方面紧急向福建前线集结兵力，各方面做好战争准备，同时让王炳南立即返回华沙（当时在国内休假），争取让美国来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王炳南对美国大使卡伯特讲，蒋介石一旦向大陆挑起战争，其结果绝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好处。卡伯特表示：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③[③参见程远行：《风云特使——老外交家王炳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08页。]。这就是有名“联美制蒋”策略。毛泽东遏制战争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是极为丰富的。在通过战略威慑遏制或延缓战争爆发，或制止战争升级，避免或减少战争破坏，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战略威慑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军事斗争的重要内容的今天，深化毛泽东关于遏制战争思想的研究是极有现实意义的。
四、军队建设思想研究由开拓创建到保持发展的转变
毛泽东开拓创建的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能否保持发扬光荣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壮大，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就人民军队而言，客观上存在着一个由开拓创建到保持发展的历史进程。人们对毛泽东军队建设思想的研究，更多着力于开拓创建时期的思想研究，对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继续发展思想的研究，并没有真正进入理论层面。其实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在夺取政权后，如何保持其性质和传统并继续发展的思想也是极为丰富的。
1954年10月，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把中国军队的近代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代是清朝末年搞的新军。第二代是黄埔军。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第三代。毛泽东认为，夺取了全国政权后，作为中国军队近代化第三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先要摆脱那种缺乏严格军事纪律、不集中、不统一的游击性；改变武器装备简单低劣和编制、制度的非正规性；现在已进到建军的高级阶段，要掌握现代技术，把我军建设成为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简言之，毛泽东这个时期关于军队建设思想主要着力于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和军队组织编制及管理的正规化。
在毛泽东这些思想指导下，20世纪50年代，我军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直接刺激下，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飞速发展。当时的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空军强国之一。”可是这个很不错的开端，在批教条主义之风影响下并没有继续向前迈进，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受到严重干扰。50年代后期，毛泽东提出“以我为主”的建军思想。认为苏联打败过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那很久了，苏联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我们打败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我们有丰富的战争经验，比苏联多。把自己的经验看得不那么值钱，是不对的。要以我为主，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同时还要研究敌情、友情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的讲话，1958年6月29日。]。20世纪60年代，林彪提出政治挂帅，政治至上，政治工作第一的“空头政治论”，并还要作为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后来，在毛泽东支持下，“突出政治”被置于全军工作的主导地位。
“以我为主”和“突出政治”成为我军建设的指导思想，对军队的建设和发展的影响是全面的复杂的，要作具体分析。“以我为主”的方针，强调在军队建设上要突出中国特色，保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作风，把学习外国经验同自己的现实情况结合起来，反对照抄照搬外国的做法。这些都是正确的，但在实际贯彻过程中，“以我为主”变成了以我军以往的经验为主，过于强调对过去经验的继承，不重视在新条件下的创新和发展，不重视学习和研究世界军事变化发展的经验。到了“文革”，“以我为主”实际上变成了自我封闭。政治思想建设和政治工作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是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政治是生命线，这些提法本身也没有什么不对。我们要反对的只是把突出政治变成了只讲政治，不要军事、不要业务的“空头政治”和利用突出政治来整人的“整人政治”。
对毛泽东军队建设思想的研究，一定要把重点放在新的历史条件如何发展壮大人民军队的问题上，当前特别要深刻认识军队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人民军队与我们党一样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现在已经从在党的领导下夺取全国政权的军队，成为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和国家的军队；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进行建设的军队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建设的军队。具体说我军建设经历了三种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主体企求。战争年代，农民是人民军队的主要成分，其个体企求——翻身求解放与整个军队乃至整个党、民族的企求是一致的，这是我军建设那些基本原则和优良传统得以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基础。计划经济条件下，军队、军人的主体企求及物质利益是既定的统一的按计划实现的，军人只是一个革命工作岗位。这些特征与战争年代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因此形成于战争年代的那些基本原则和传统可以直接得以延续和承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获取物质利益方式的多样性。军人成为人们的一种职业选择，由此对军队建设带来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人民军队要发展壮大，既要坚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更要研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治军的特色和规律，特别要研究如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使军队、军队的主体企求以法律制度的形式与国家、民族的企求相融合、相统一。只有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策制度，才能为建构与信息化战争相适应的编制体制提供外部社会条件和内部动力，才能使武器装备的效率得到最大化、最优化的发挥。
（作者单秀法，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
（来源：《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200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