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所做的两件大事
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所做的两件大事
孙东升
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为迎接新中国成立，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在新解放区建立政权、实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变革；二是筹备建立新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克服困难，开始筹划工业化建设。毛泽东说过：“人民革命的胜利，人民政权的建立，是决定一切的�！雹�[①《人民日报》1949年7月2日。]做好这两件大事，正好完成了这两方面的任务，从而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起步开了一个好头。
一、将革命进行到底，取得军事上的完全胜利
彻底打败国民党反动派，摧毁其统治基础，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在军事战线上乘胜追击，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成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1949年要面临的第一件大事。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挑起内战，人民解放战争开始。头两年，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基本处于防御阶段；但两年后，到1947年10月，敌我形势发生了“基本上的变化”（毛泽东语），人民解放军开始向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反攻，“我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人民欢声雷动”②[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5页。]，战争形势出现转折。1948年9月，毛泽东曾预计准备五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五年歼敌500个旅左右”①[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4页。]。辽沈战役打响后不久，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发生的急剧变化，在11月14日的一篇评论中，对解放战争胜利的时间重新作了估计：“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②[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1页。]。从1948年9月开始，人民解放军连续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4个月零19天的时间里，共歼敌154万余人，大大加速了全国胜利的到来。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发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③[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5页。]的号召；在军事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
军事的胜利取决于实力的对比，更取决于人心的向背。1949年春季以后，国民党只剩下一百六十几个师了，其中大部分是新编成或被歼后补充起来的，或者是战斗力不强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时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是大群大群地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我们方面来。自由资产阶级向我们找出路，跟国民党走的很少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们已经或正在成批地来到解放区。整个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崩溃，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是处在极大的混乱和崩溃的状态中。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彼裕蠖担骸�1949年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雹�[④《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页。]当然，“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雹�[⑤《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页。]
从党的文献反映的革命战争进程来看，这一年的胜利比预想的还要顺利。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部署下，各野战军全面出击，敌人溃不成军，全国解放已指日可待。
在华东战场，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领导的第三野战军，从4月20日夜开始到21日，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4月23日，南京解放。接着，二、三野战军又分路向南挺进，5月之内连续解放杭州、南昌、上海，7月进军福建，8月17日解放福州，10月17日解放厦门。
在中南战场，林彪、罗荣桓等领导的第四野战军，从5月14日开始，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100余公里的地段上，强渡长江，相继解放武昌、汉阳和汉口。接着，又南下湖南，程潜、陈明仁于8月4日宣布起义，湖南省和平解放。第四野战军在9、10月间进行衡（阳）宝（庆）战役，歼灭国民党白崇禧军的主力以后，向广东、广西进军。10月14日解放广州，11月22日解放桂林，12月4日解放南宁。
在华北战场，聂荣臻、徐向前等领导的华北各兵团，4月24日攻克太原。
在西北战场，彭德怀、贺龙等领导的第一野战军，在5月20日解放西安之后，同第十九、第二十兵团继续向西北国民党统治区进军，在8月和9月连克兰州、西宁、银川，全部歼灭了国民党马步芳、马鸿逵军。9月下旬，陶峙岳、鲍尔汉宣布起义，新疆和平解放。
在西南战场，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同贺龙、李井泉等领导的第十八兵团和第一野战军一部，于11月初开始向西南进军，月内解放贵阳、重庆，12月下旬全歼国民党胡宗南军，27日解放成都。12月9日，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宣布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
到1949年12月底，人民解放军已经全部歼灭了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
在上述各个战役中，作为中国共产党军事统帅的毛泽东，时刻关注着战事的进程，给予了详细的指导。比如关于渡江时间、地点的考虑，关于北平和平解放问题的谈判策略，关于总攻上海的时间和步骤，关于击退胡宗南部和马步芳、马鸿逵联合反扑的作战部署，关于湖南、新疆和平解放的谈判，等等，写了大量的电报和指示。毛泽东甚至还亲自为前线指挥员撰写瓦解敌人官兵的广播稿，起草鼓舞士气的新闻稿，起草并发布新解放城市的通令，等等。因此，全面指挥并取得军事斗争的伟大胜利、打败国民党反动军队，夺取全国大部分城市，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在1949年做的一项主要工作，从而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巨大的政治基础。
二、筹备建立新中国，为新中国的起步做好政治准备
随着解放战争在1947年出现重大转折，建立新中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随即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必须承担的另一项重大历史任务，也随即成为1949年他们要完成的第二件大事。
1947年10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毛泽东审时度势，发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①[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7页。]的号召。1948年3月20日，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中，毛泽东更进一步具体设想说：“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在本年蒋介石的伪国大开会选举蒋介石当了总统，他的威信更加破产之后，在我们取得更大胜利，扩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时机大约在1949年�！雹�[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9页。]
随着战场形势的日益明朗，国民党失败已成定局。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认为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口号的其中一条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③[③《人民日报》1948年5月2日。]
在1949年成立新中国及其中央人民政府，就这样确定了下来。随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部署开展了一系列相关工作。
（一）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
“五一口号”发布后不久，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发出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全国知名民主人士纷纷响应，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安排下，通过各种渠道陆续到达东北、华北解放区，参与筹划新中国建国大计。
1948年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九月会议，进一步确认了这项历史任务。毛泽东就此指出：“现在，我们正在组织国民党区域的这些党派和团体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在1949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①[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7页。]1949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1949年的17项任务，其中第12项任务就是“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②[②《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页。]。
国家建设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国防建设、文化建设等等，召开新政协会议、筹建新中国实际上成为1949年党和全国人民最重要的政治建设任务。
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文献，已经公布很多。本文仅举三份文电为例，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重大任务的历史进程。
一是1949年1月6日中共中央关于欢迎民主人士工作致东北局并转李富春、张闻天电。当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等到达沈阳后，如何举行欢迎大会、如何确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代表名单，欢迎会之后如何作新闻报道等等，由于事关重大，中央非常重视。在刘少奇起草的这封电报中，毛泽东、周恩来均做了修改。其中要求：在开欢迎会前，须有很好的政治准备，以保证大会上讲演的人能够坚决赞同我党新年献词的基本主张；大会上设法使李济琛、沈钧儒、谭平山、郭沫若、章伯钧、蔡廷锴、李德全、马叙伦、彭泽民及其他重要人物均能讲话；在取得他们同意之后，可由新华社记者发表对于他们的访谈。③[③中共中央关于欢迎民主人士工作致东北局并转李富春、洛甫电报，1949年1月6日。]电报中还详细安排了已到达的33位人士的宴会座次。由此可见，当时中共中央对这些民主人士的安排多么慎重，工作做得多么周到和细致！
对民主人士的充分尊重和信任，还体现在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各级政府领导班子作合理安排，发挥他们在建设事业中的作用。比如1949年8月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东北人民政府委员候选人问题给东北局的复电中，指出39名候选人中“非党人士仅占四人，太少了，应再补充几位党外人士，如一时找不到适当的人，可留若干空额，俟政协会后，可考虑从此间派些民主人士去”。毛泽东还特意加上一句：“此点很重要，应使党外民主人士不少于五分之一，如有四分之一则更好�！雹�[①中共中央关于同意东北人民政府候选人问题致东北局的电报，1949年8月3日。]
二是毛泽东1949年7月31日发给正在苏联访问的刘少奇、王稼祥的电报，指示刘少奇在8月中下旬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其时，新政协筹备会议已经结束，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并定于9月份召开。刘少奇当时担任党内五大书记之一，是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当时正率团在莫斯科同苏联商谈新中国建设的一些具体事宜。电报要求：“少奇可先回国，留稼祥在莫斯科，帮助刘亚楼、张学思等接洽创办空海两校事完毕，于八月中旬或下旬回国一行参加政协，然后再去苏联。”请刘少奇暂离莫斯科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正说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的重视程度。此外，毛泽东还对苏联专家的去留发表意见：“我认为阿洛夫、米大夫（均为当时受派帮助中国工作的苏联医生——引者注）二人仍以留在中国工作为好，因为他们对中国情况已相当熟悉，他们已学了许多中国话，他们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他们的某些缺点是可以改正的，惟他们须统一在柯兄（即柯瓦洛夫，当时为来中国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组负责人——引者注）领导之下”。②[②中共中央关于参加新政协会议致刘少奇、王稼祥的电报，1949年7月13日。]电报透漏出的关于苏联专家的信息，也反映了当时苏联党和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的真诚友谊。
三是毛泽东1949年8月30日写给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重大贡献的原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的亲笔电文。这年8月19日，程潜致电毛泽东，对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包括湖南省人民政府人事安排等提出一些具体建议，毛泽东认为“尊见极好，完全同意”，并说：“新政协召开在即，拟请我公及仇亦山（即仇鳌——引者注）、陈子良（即陈明仁——引者注）出席，共商国是，倘能命驾，无任欢迎�！雹�[①毛泽东关于参加新政协会议致程潜的电报，1949年8月30日。]这类的电报大多已为公众所熟知，如毛泽东、周恩来写给宋庆龄的几封著名信函等，都表明了中共领导人对民主人士的尊重和对协商建国的真诚态度、博大胸怀。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不懈努力和具体领导下，经过充分的筹备，新政协会议于1949年9月在北平胜利举行�；嵋橥ü诵轮泄氖┱倭臁吨泄嗣裾涡袒嵋楣餐倭臁�，确定了新中国的基本制度，解决了新政府成立的一系列问题，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仪式，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开辟了历史新纪元。
（二）主持召开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的一切工作，包括形势的发展变化，似乎都在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预先设计在有条不紊地进行。1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1949年的任务时，第17项是“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还规定这次会议的任务是：1、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2、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3、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案；4、批准军事计划；5、决定经济建设方针；6、决定外交政策；7、其他事项。②[②《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5页。]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七届二中全会如期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毛泽东在向大会作的主题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全国胜利以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报告中指出的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以及告诫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的这一告诫，在60年后的今天依然振聋发聩，警示犹存。
七届二中全会最重要的文献是毛泽东向大会做的主题报告和总结，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和《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广为人知。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新闻稿》，这是毛泽东在胡乔木起草稿的基础上修改定稿的，也即会议的新闻公报。在修改稿中，毛泽东重新亲笔改写了其中的第一段，着重申明“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以及关于“以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主席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为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与军事集团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问题。在文中，加写了“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和农村、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密切地联接起来”的重要思想。在文末，还加写了一段“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成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①[①《人民日报》1949年3月25日。]的论述，给人以信心和力量。
通过阅读这篇新闻稿，再结合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可以发现，七届二中全会的主要思想，比如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必须学会管理城市和领导城市，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全力学习工业生产的技术和管理方法，要巩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创造条件使治国尽可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等等，和毛泽东写于同年6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共同构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因此可以说，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建国前夕我党一次意义极其重大的会议，为新中国的成立做了充分的思想和政策准备。
（三）不断总结经验，学习领导和管理城市。
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革命斗争，经验是丰富的，但一旦进入大城市，就会面临很多困难。怎么办？毛泽东向全党大声疾呼：“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雹�[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页。]毛泽东特别重视收集各地经验，多次要求地方负责同志注意调查研究，写成报告，再由中央转发各地参照执行。1949年，为了给新中国建设事业积累经验，在战事间隙，毛泽东写了很多这样的电报。比如，这年2月18日，他致电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要求每五天至七天给他写一次报告，谈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等。这是毛泽东领导方法中的重要一环。
1949年8月24日，彭真就北平开展城乡贸易及恢复发展生产工作，向毛泽东并华北局写了一份约3500字的报告，详细汇报了五、六、七三个月来北平市经济工作概况，城乡贸易，劳资问题与资本家的情绪及生产状况等等。毛泽东饶有兴趣地仔细阅读全文，并在两天后转发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华中局、西北局，作为研究材料，指出“其中有些经验是各地可以采用的”�；垢咝说鼗睾碚妫骸鞍嗽露娜盏谋ǜ媸盏皆南�，很高兴。已转各中央局参考。请你将此报告抄一份送给黄敬（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引者注）同志看一下，并请你转告他我希望他写一关于天津情况的报告给我，同时抄给华北局。”②[②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北平工作情况报告致东北局等电、毛泽东关于转发北平工作情况报告给彭真的信，1949年8月26日。]
再如，1949年9月3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询问裁减旧人员、工厂学校内迁、召集各界代表会议情况等问题，并要求转发康生、张鼎丞、谭震林及各区党委书记遵照执行。9月9日，饶漱石为回答毛泽东所提问题，将上海与华东概况向毛泽东写了一份详细报告。其中谈到：裁减二万七千旧人员问题由于过于急迫、处理马虎简单，确已引起很多人不满，决定马上调查研究，照顾由于被裁而生活无着者，停止裁员，遵照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的原则办理；工厂、学校内迁是一件复杂而艰巨的工作，不但必须遵守自愿原则，而且必须事先有充分周密的计划和准备；召集各界代表会议问题，根据上海的经验，提早召开不但有更好的影响，而且也有把握保证领导，大大巩固和加强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和减少反对派的阻力，在新区各县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当先选择上海附近一两个县去做，积累经验；为粉碎敌人封锁、建设新上海，及时颁布了《关于私营企业劳资争议调处程序暂行办法》和《关于复业复工纠纷处理暂行办法》，上海劳资关系已开始纳入正轨；坚决采取整理税收、增加收入，发动全市各界劳军运动，进行精简节约、紧缩开支，全力突击煤炭运输等等，保证了上海物价平稳；江南各新区均在集中力量进行剿匪和开展农村工作，建议正式颁布减租条例，以发动群众和安定人心；在目前上海及江南各地接管工作已告一段落时，为加强思想政策与组织的领导，建议华东局与上海市委分开工作，华东军区似应加强，民主政府似应建立。①[①饶漱石关于上海与华东近况给毛泽东的报告，1949年9月9日。]
毫无疑问，对上海这座中国超大城市的关注，关乎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未来。从饶漱石报告中回答各点，可以想见毛泽东当时急于知道的各种问题。9月12日，毛泽东复电饶漱石：“完全同意你申佳电各项意见和办法”，“你们这样做，就有了全部的主动权了�！辈⑿老驳刂赋觯骸拔颐撬枰恼钦庋谋ǜ�，此外不须做另外的综合报告�！雹�[②毛泽东关于同意九月九日电报各项意见和办法致饶漱石的电报，1949年9月12日。]
在初进大城市的这一年内，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转发了许多这样的报告。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向实践学习，向专家学习，通过总结经验进行普遍推广的一个重要工作方法，也是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建设事业所做的准备工作之一。
此外，关于如何接收国民党政府旧机构，如何留用旧人员、解决其职位和工薪问题，使他们愉快参加新中国建设事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在吸收平津等地经验的基础上，采取了适当措施。
三、配合上述两件大事，陆续开展其他工作
新中国成立在即，中国共产党除要继续完成与国民党残余、地方土匪武装进行军事斗争的艰巨任务之外，还将面临成为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严峻考验，也面临着如何处理国际、外交问题的严峻考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坚定地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取得他们的经济和技术支援。从1949年初开始，就多次派刘少奇等高级领导人到苏联学习、取经，谈判援建事宜，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并恰当地处理了一些国际纠纷，培养了新中国所需要的外交人才。实践证明，这一切都是行之有效、适合中国当时情况的明智选择。
这一年里，各主要解放区开展了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陆续建立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选举了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各主要解放区内健全党委制，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在中原解放区和长江以南新解放区逐步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工作，等等。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社会等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容应对，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9月21日下午7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宣布：“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次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的社论�；嵋槠诩�，毛泽东就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问题，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和国都问题等，在讨论中做了发言。具有开国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在起草和定稿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毛泽东在1949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说：“中共28年，再加两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就是铲地基。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功夫。高级干部要懂得，全国打开，事情方开始，那时会感觉比打仗还难�！雹�[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新中国建设的路还很长，但历史已经证明，党在1949年确实开了一个好头。
（作者孙东升：中央文献研究室党的文献杂志社常务副主编、编审）
（来源：《毛泽东与新中国研究文集》（下）2010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