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经济问题发言与经济工作大转折
陈云经济问题发言与经济工作大转折
熊亮华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经济工作的大转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总结纠正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方针，使国民经济走上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
在这次会议之前，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嵘铣略圃诙弊樽髁肆礁鲋匾⒀裕渲�12月10日作的关于经济问题的发言，重申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出了一系列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意见，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针对经济工作“左”的指导思想，强调弄清事实是实事求是的关键
陈云发言，首先指出了一个原则问题，那就是怎样做到实事求是。他说：“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①]
谈经济问题，陈云首先强调实事求是，是针对经济工作“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即“离开了我国国情，超越了实际的可能性，忽视了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的经济效果和各项经济计划、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的科学论证，从而造成大量的浪费和损失�！�[②]
建国以来经济工作成就有目共睹，但也犯了不少错误，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经历了多次曲折。陈云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1957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1958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代价是重大的。”[③]据估算，如果不发生几次瞎折腾的情况，从1957年到1976年的20年间，工农业生产发展速度可以达到8%以上，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可以达到7%以上，按这个速度与实际比较，20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少实现14000亿元左右，财政收入少收3000亿元左右。如果加上支出方面的损失浪费、无效投资、平调退赔和处理遗留问题等，财政上总的损失估计有4800多亿元，相当于第五个五年计划的财政收入总数。这还不包括几次折腾造成的人民生命牺牲和耽误发展时机等其他各种有形和无形的严重损失。
在实际工作中，陈云和其他领导人都曾对这些错误进行过抵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力图挽回“左”的错误造成的损失。但是，在“左”倾错误领导下，还不可能总结纠正“左”的错误，相反，他们的努力还一再招致严厉批评。
正如陈云所指出，经济工作“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④] 但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主要领导人不但不及时总结“左”倾错误的经验教训，反而推行“两个凡是”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继续贯彻“左”的方针，表现在经济工作中，主要是不顾国情国力，一味要求“大干快上”。1977年4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1978年初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十年规划纲要》又提出，从1978年到1985年，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项目，全国基建投资相当于过去28个的总和。这就使得经济工作无法走上正轨,处于一种徘徊的局面。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时宣布的议题没有涉及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问题，而不及时总结纠正“左”的错误，确立正确的指导方针，经济工作还可能重蹈过去一再折腾的覆辙。有鉴于此，陈云一开始就提出了实事求是的问题。
陈云将搞清“实事”称为“关键”问题，是有深刻含义的。表面上，没有人不同意“实事求是”，但到了实际工作中却往往从主观愿望出发，片面强调形势好的一面，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力量，还美其名曰“鼓劲”，稍有不同意见就是“泄气”、“保守”，要求总结这方面的教训则是“秋后算帐派”。多次“左”的错误，都是不去搞清“实事”。“大跃进”盲目冒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误认为粮食不但过了关，而且多到不得了。1962年反“黑暗风”，也是因为对困难形势的估计存在严重分歧�！拔幕蟾锩钡姆⒍蛑唬彩浅鲇诙孕问仆耆髁舜砦蟮墓兰�，并将这种错误估计贯穿于政治、经济工作的全局�！拔幕蟾锩焙蟾恪把笤窘保裁挥薪笆凳隆备闱宄�。李先念后来指出：“‘四人帮’垮台以后，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当时的国民经济已经跌到了崩溃的边缘，看到了大力恢复经济的紧迫性，也看到了在经济恢复中需要加强某些薄弱环节，采取过一些措施，但对整个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缺乏全面的、切合实际的分析，也由于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因此我们对比例失调的严重状况认识得很不够。这两年多来，特别是去年（1978年），经济恢复取得了较快的进展，再加上全党全国人民又都有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烈愿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顺利的一面看得多了，对问题和困难的一面看得少了，对经济发展的要求急了，步子迈得不够稳�！�[⑤]当时也有不同意见，但受到压制。 1977年，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张劲夫反映党组讨论意见，认为财政困难不小，主张对“四人帮”破坏带来的困难要充分认识够，需要进行调整，却受到批评。1978年是拉长基建战线的一年，当年追加投资100亿元，其中第四季度追加48亿元，财政部说明中央财政要出赤字，战线拉得太长，不宜再追加了，领导上不同意。1978年7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讨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问题，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倾向，但因有的干部很不好说话，会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这样一来，实事求是只停留在表面上、口号上。
因此，陈云强调搞清“实事”是关键，就是要求在实践中真正贯彻这项原则。陈云认为，有关部门的干部对“实事”并没有认识，而不认识“实事”其他就无从谈起。后来他曾这样谈到这个问题：“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⑥]
而弄清事实的方法是什么？陈云提出要“交换、比较、反复”。 “所谓交换，就是通过交换意见，使认识比较全面。交换意见，不仅要听正面意见，更要听反面意见。所谓比较，一是左右的比较，……二是前后的比较……所谓反复，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听一听不同意见。即使没有不同意见，还要自己设想出可能有的反对意见�！�[⑦]这就是针对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的教条和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的。
这些方法解放前陈云就阐述过，建国后他又贯彻到经济工作中。50年代陈云就曾说过：“从实际出发的关键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还是从全面的实际出发”，“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⑧]他认为“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要求大家“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⑨]。1957年1月9日他在中共商业部党组会议上讲话，强调了交换、比较、反复这个全面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1962年，在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讲话时，他又再次提出，要使认识比较正确，要交换、比较、反复。
这些方针方法陈云身体力行。50年代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提倡向苏联学习，但陈云在经济工作的领导中，并不是教条地照搬照抄苏联经验，而是将这些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他主持制订一五计划时，既看到有利条件，也看到制约条件，数易其稿，对当时的建设速度和规模，考虑是恰当的，一五计划完成得比较顺利，成效是显著的。“大跃进”中他出面抓钢铁指标调整，在当时一片热昏的氛中，他仍作了多方调查论证,务求全面完整地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三年困难时期，他更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正确估计形势，提出有效解决办法。
这么多年过去，陈云再次提出弄清“实事”是实事求是关键，方法是“交换、比较、反复”的观点，当然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对过去经验教训在实践基础上的总结和升华。在经历了“左”的错误几十年的干扰后，广大干部群众对“左”的错误有了切肤之痛，而经济工作又面临开创新的局面的紧要关头，陈云再次强调这一原则和方法，对总结和纠正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有着重大的意义。
二、五条意见重在纠正冒进
在阐释了经济工作实事求是原则之后，陈云在发言中提出了对当时经济工作的五点具体意见。这五点意见，是在实事求是地分析当时经济情况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的，主要针对的是当时的“洋跃进”。
陈云很注意了解情况，特别是当年7月开始举行的讨论加速经济建设步伐的国务院务虚会，重要发言他都看了。在这次的发言中，他谈到经济工作的一些矛盾，如：粮食问题上对农村压力太大，农民喘不过气来，建国快30年了，还有讨饭的，其他经济作物生产也紧张；工业引进项目没有循序渐进，一拥而上，造成窝工；各省市机动财力不足；生产和基本建设安排规模过大，造成材料供应紧张，等等。
当时的“实事”是不是像陈云说的，工农业生产都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呢？经过有关部门更全面的了解，情况确实如此。李先念1979年4月5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得更清楚。他指出：农业长期落后，远远不能适应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许多地方农民口粮不足甚至严重不足；轻工业长期落后，市场供应紧张，产品缺乏出口竞争力；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滞后，因为缺电有20％工业生产能力发挥不出来，铁路干线的一些薄弱区段只能满足运输需求量的50％－70％；“骨头”与“肉”关系处理得很不好，工人、农民收入长期没有增加，人民生活方面欠帐很多；全国2000万人需安排就业，其中急需安排的就有800万人。基建战线长，投资效果差，浪费惊人。1978年“洋跃进”增加了这些矛盾：第一，基本建设投资一加再加，投产项目和新增生产能力的计划都完成得很差。第二，引进工作搞得急了，重点又不突出，1978年同外国签订了22个大项目，金额高达78亿美元，这还只是一部分，全部签完还需要50亿美元。这给外汇支付和国内配套都造成了不少的困难。第三，工业生产本身比例失调，相当普遍地存在着追求产值、产量而忽视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消耗的倾向。第四，1979年计划在基建规模、生产指标、财政收支、利用外资等方面都安排大了，在物力和财力上留了不小的缺口。燃料短缺1500多万吨，钢材、木材、水泥的供应满足不了457亿元基建投资的需要，财政收入有50多亿元落实不下去 ，打算借用的外债高达100亿美元，财政预算中出现的赤字扩大到100多亿元，市场商品供应量同购买力相差100多亿元。
这些“实事”进一步说明，陈云发言中指出的矛盾是符合实际的，也说明调整已经是当时面临的紧迫任务。为此，陈云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而当时的“洋跃进”，显然是只求积极不管“稳妥”。因此，他主要针对当时冒进出现的问题，指出了5点具体的意见：大规模增加粮食进口，以放松农民征购压力；引进工作要循序渐进；计划安排上不能留材料缺口；给地方以真正的机动财力；大力发展旅游业。
工农业比例长期严重失调是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最大问题。为着手解决这个问题，陈云提出：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两千万吨，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进口粮食的时间，不只是三五年，时间还可能长些，数量则可能少些。陈云强调说，这是大计，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对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陈云一直高度关注。50年代他就指出：“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⑩]他还提出，为保证国民经济保持合理比例关系，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可能，出现不平稳和混乱状态，必须适当增加农业投资的比重。他还在1979年3月8日的一份提纲中写道：“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计划机关和工业、商业部门的同志对此没有深刻的认识。如果不纠正这种认识上的盲目性，必然碰壁。”[11]他在1979年3月2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讲话中指出：“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这是一个根本问题�！�[12]
但是，在实际的经济工作中，却一再出现忽视农业的状况�；ü婺Ｌ螅说笔迸┮瞪Φ目赡�，为了维持城镇居民的口粮供应和工业生产的需要，国家需要掌握必要数量的粮食及其他农产品，不得不加大对农村的征购压力，以至于有些农民连口粮都不够了�！白蟆钡拇砦蟪て诨�，使得这种超重的征购压力也长期化了。陈云是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首倡者，但他要求统购统销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由于“左”的干扰，政策越来越死，征购越来越紧，农民正当利益被忽视，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压抑。虽然农业搞“以粮为纲”，并几乎把农民和农村社队的经营活动死死限制在粮食生产上，但粮食生产长期没有突破性进展。
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陈云曾经提出进口粮食、缓和农村征购压力的主张。这一主张得到了中央的采纳，从1961年到1965年，国家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国家集中掌握了大量粮源用于机动调度，保证了市场供应，相应减轻了农村征购压力，使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恢复发展。但不久“左”的干扰接踵而至，这一政策也就被中止。1976到1978这三年，国家净进口粮食265亿斤，还挖了粮食库存几十亿斤，市场和农村征购两头都紧，仍然谈不上放松农民征购压力的问题。
为此，陈云再次提出大量进口粮食，进口粮食的时间，不只是三五年，时间还可能长些，数量则可能少些。粮食进口多一些也不要紧。他指出，“农民稳住了，事情就好办了”，“农民有了粮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经济作物就都好解决了。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13]国家手头有了粮食，就可以减轻农民征购压力。更重要的是，有意识地把进口粮食作为调整农村政策的主要手段，可以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调整农村政策，使其能迅速发挥调整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威力�？梢韵爰绻故窃霾辉鍪�，将会严重影响农村政策调整的效果。如果通过进口粮食调整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则不但安定了几亿农民，增产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发挥农业的基础作用，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超过国力的大规模引进，是当时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陈云对此提出：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不能窝工。
陈云对充分利用有利时机，尽可能多地吸收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速度，态度一直是很积极的。五十年代，他主持制定并组织实施的一五计划，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以苏联援助为基础，搞156项，大大加快了我国工业化步伐。“文革”后期陈云一度协助周恩来总理抓外贸，在极左路线干扰严重的情况下，他仍然提出要利用外国资金、技术和设备，反对把利用国外资金和市场与自力更生对立起来。。
但面对“洋跃进”的局面，他主张在利用外资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看到有利条件，也要根据自己的可能。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处于“滞胀”之中，急于要为产品和资金寻找出路，利用外资时机有利，中央下了利用外资的决心。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了由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关于四化建设的务虚会，主题是研究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会上特别对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问题，深入进行讨论，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但在发展国民经济问题上求成过急。陈云曾提出，务虚会是否多开几天，听听反对的意见，可能有些人有不同意见。陈云认为，向外国借款是可以的，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太多，办不到。有些干部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我们的工业基础不如它们，技术力量不如它们。有的国家和地区发展快，有美国的特殊照顾。只看到可以借款，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这是缺点。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
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发言中指出，我们现代化建设的起点，是3000万吨钢。但是，不能光看钢铁这个指标。我们同日、德、英、法不同，工业基础不如他们，技术力量不如他们，这两点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比解放初期有很大进步，但同日、德、英、法比，还是落后的。我们也不能同南朝鲜、台湾比，它们是美国有意扶植的，而且主要是搞加工工业，我们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项目排队，如有所失，容易补上；窝工，就难办了。
针对当时计划安排过于庞大，导致经济过热的状况，陈云提出：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材料如有缺口，不论是中央项目或地方项目，都不能安排。
材料缺口的大量出现，实际反映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基本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客观现实。五十年代，陈云总结了我国一五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要使基本建设和国力相适应，不适应就是冒进，他并提出了防止冒进的5条重要方法：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和必需的消费，然后再进行必需的建设；人民的购买力提高的程度必须和消费品增长的程度相平衡；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多年来，他一直强调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遗憾的是，这种平衡长期遭到人为的破坏。计划安排上，各方面都争上项目，建设规模一直降不下来，材料和资金难以为继，结果是各方面都叫“紧”。
在发言中陈云指出，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表面上好看，挤来挤去，胖子挤了瘦子，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现在采购员东奔西跑，就是由此而来的。显然，他对于当时的基建规模，是不同意的，希望能实事求是地减下来。
陈云还谈到当时财政体制准备进行的改革，希望给地方一些真正的机动财力。当时旅游部门计划加快发展旅游事业，陈云在发言中表示支持，并要求旅游部门逐步把旅游管理由行政管理转变为业务管理。但总的来看，他强调的重点，是针对经济工作急躁冒进的“左”的错误进行纠正。
三、 陈云经济问题发言的重要意义
陈云当时虽然没有明言经济工作的“左”倾错误性质，但从指导思想和具体的方针政策上，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纠正办法。由于他在经济工作方面的崇高威望，他的意见受到了会议的高度重视。更重要的是，三中全会后陈云重新进入党的最高领导集体，使他得以将这些意见贯彻到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有许多干部指出了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并明确提出要求在一定时期内规定经济调整的任务。陈云的发言与这些意见一道，汇成了总结和纠正建国以来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的先声，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后，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陈云的发言有利于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工作的“左”的错误的教训，为确立正确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打下了基础。
正如陈云所说，经济工作“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14]这次会议和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全会决议反映了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主张，在强调国民经济发展高速度的同时，也强调了稳定发展，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并指出存在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状况，要用几年时间来解决，为迅速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这说明中央开始正视并着手解决经济生活的矛盾，而不再一味追求“大干快上”。这可以说是弄清“实事”的一个重要步骤。
会后不久，全党上下就开始对“左”的经济指导思想及其危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总结。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讨论了建设方针，认为搞现代化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首先要把‘实事’弄清楚，从中找出它的规律。1980年6月，王丙乾在中央党校讲话指出极左思潮对经济工作干扰的三个方面，即：（一）用政治代替经济，忽视国民经济发展的固有的内在规律，也就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二）凭主观想像指导经济，不讲实事求是，急于求成，欲速不达；只讲主观需要，忽视客观可能，往往是闻风而动，一拥而上。（三）忽视综合平衡，破坏经济发展中应有的比例关系。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陈云在会上讲话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邓小平表示完全同意，并说陈云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15]。他还指出：“至于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然后着手编制切实可行的第六个五年计划�！�[16]李先念也认为，陈云这一论述是非常深刻的，“要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就要认认真真总结经验，并在今后工作中切实加强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编计划，作预算，搞平衡，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做虚假文章，更不能凭主观偏见。我们过去往往在这方面吃了亏�！�[17]
经过全党上下认真总结建国后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过去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脱离国情、超越实际可能的“左”的错误，并且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我们必须采取科学，深入了解和分析情况，认真听取各方面干部、群众和专家的意见，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努力做到各经济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这个基本事实，同时又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建设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以及国际经济技术交流的扩大等国内国际的有利条件，并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既反对急于求成，也反对消极情绪。”[18]
其次，陈云提出的实事求是、弄清“实事”等意见，使一些领导干部从过热的气氛中开始清醒过来，认识到经济工作冒进的问题。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重新进入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加强了拔乱反正的领导力量，也为经济纠“左”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三中全会后，调整工作很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79年1月1日和5日，陈云了解到有的部门还在留材料缺口，曾两度批示，对计划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1月6日，邓小平明确提出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要压缩计划中不可靠的高指标。根据邓小平、陈云的指示，国家计委开始会同有关部门，着手研究和调整197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但他们感到问题很多，难以确定下来。邓小平和李先念商量后，建议国务院成立财经委员会，请陈云当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这一建议为中央所接受。1979年3月14日，在中央作出决定的当天，陈云就同李先念联名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情况严重，要有两三年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3月21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要用两三年时间进行调整。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要集中三几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进一步为加快实现现代化奠定更稳固的基础。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这次调整“如果要说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改掉我们工作中还存在的不符合三中全会精神的毛病，那就是下决心去掉不切实际的设想，去掉主观主义的高指标，而这正是三中全会的路线要求我们必须做到的�！�[19]李先念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委托就调整问题作的讲话指出：这次调整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坚决地、逐步地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上调整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真正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20]，并宣布了调整比例关系的十二条原则和措施，其中包括：近几年多进口一些粮食，以利农民休养生息，调动农民积极性，调整工农业比例关系，安排好城乡人民的生活；将原定1985年钢产量6000万吨指标降为4000万吨，钢铁生产不但不能挤轻工业，还要为轻工业让点路、服点务，同时加快能源、原材料建设；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能源、原材料供应的可能，坚决地、有秩序地关停并转一批企业；坚决缩短基建战线，将全国在建的1700多个大中型项目削减到1000个以下；各项计划要互相衔接，不留缺口，严格控制引进规模，引进要循序前进，前后衔接，比较大的引进项目要组织各有关部门会审，1亿美元以上的重大引进项目，要报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批。从中可以看出，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意见在这些调整措施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这些措施在贯彻实施后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79年，国家多进口了几百万吨粮食，从而得以降低全国的粮食征购基数，并减免了部分农业税，这些措施与农业政策落实、农业投资增长等一系措施配套，使农业生产出现多年来没有过的好情况，1979年农业增产200多亿斤，国家库存有所增加，其他农副产品也出现了喜人的增长势头，棉花增产100多万担，油料增长1500多万担，增幅达15%，全国绝大多数城市猪肉敞开供应。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方面也迈开了重要的一步，停建、缓建了348个大中型项目，开始遏制长期存在的基建规模过快膨胀的势头。以宝山钢铁公司建设计划调整为代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引进工作进行了重新部署，有的项目延长建设期限，有的推迟上马，引进工作逐步走上正轨。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调整工作胜利完成，为促进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经济问题发言中阐述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党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对经济工作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实事求是，关键是要搞清“实事”，仍然是经济工作的重要准则。三中全会以后，中共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领导深入探索，最终形成了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经济工作和经济政策必须从这个最根本的实际情况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工作的必须长期重视的基本认识。
要在搞清楚“实事”的基础上，确定我们经济工作的方针，既要勇于抓住机遇快速发展，也要勇于根据情况大胆调整，处理好主观与客观、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抓住有利时机，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经济工作迈开步子，取得了很高的发展速度，但也积累了一些矛盾，在这种情况下，1988年开始搞了三年治理整顿。此后，我们抓住机遇，加快了经济发展步伐，但一些制约因素也开始出现，1993年以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审时度势，又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是因为总结了经济工作中长期“左”的错误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的经济工作也出现了波折，但都没有造成过去那种长期的灾难性后果，而是及时、主动地进行调整，为更进一步地发展创造条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过去20年了。现在，国内和国际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要在充分吸取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的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的新发展，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下，迎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加辉煌的新时代。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来源：《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
[①]《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35页
[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第346页
[③] 《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81－282页
[④]《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82页
[⑤] 《李先念文�。�1935──1988年）》下卷，第349－350页
[⑥] 《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50页
[⑦] 《陈云文选》第三卷，235－236页
[⑧] 《陈云文选》第三卷，第46页
[⑨] 《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4页
[⑩] 《陈云文选》第三卷，第55－56页
[11] 《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46页
[12] 《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51页
[13] 《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36页
[14] 《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82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54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56页
[17] 《李先念文�。�1935－1988年）》，第420页
[18]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第346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56页
[20]《李先念文�。�1935－1988年）》，第3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