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与党的群众路线
刘少奇与党的群众路线
——基于七大、八大和七千人大会三个历史节点的分析
王双梅
[摘要]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突出地表现在七大、八大和七千人大会这三个历史节点上：刘少奇主持修改的七大党章和起草的修改党章的报告，详细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规定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在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把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上升到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高度，全面论述了群众观点的基本内容；在八大上，针对党内滋长的脱离群众的现象，更加突出强调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努力使党不犯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等错误，使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特殊阶层；在七千人大会前后，针对“大跃进”运动的失误，进一步阐释群众路线，强调要信任和尊重群众，把坚持群众路线同扩大人民民主权利联系起来，把“蹲点”作为调查研究的重要方式，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关键词]刘少奇；群众路线；七大；八大；七千人大会
[中图分类号]A841[文献标识码]A
从本质上说，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建筑在人类物质生产活动之上的，这就决定了物质生产的主体即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忠实地实践了这一唯物史观，并根据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革命力量相对弱小，又缺乏民主政治传统，封建专制制度根深蒂固的具体国情，创造性地完整地提出了群众路线理论，使之上升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中国共产党坚持这一根本工作路线，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胜利和巨大成就。在此过程中，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发展和践行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仅以七大、八大和七千人大会这三个历史节点为切入点，对此作些分析。
（一）在党的七大上全面阐述党的群众路线
七大是党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此时的中国共产党经过24年艰难曲折的征程，已逐渐走向成熟，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有机结合，总结出一整套带领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刘少奇则是群众路线理论的重要奠基者和总结者之一。
关于强调依靠和组织群众开展斗争，在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等的著述和党的一大、二大文件中就有所论述。但把它上升到政治路线的高度，则是在党不断走向成熟并不断深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基础上确立的。特别是经过大革命失败的惨痛经历后，党的六大通过的《政治议决案》指出，“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0页。），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历史节点。在此之后，李立三、毛泽东、周恩来等在有关文件中都不同程度使用了“群众路线”这一概念，并提出了关于群众路线的一些基本观点。但这时党毕竟还处于幼年时期，虽然在组织群众工作中已有很大进步，但在制定总的政治路线方面，还不能完全正确分析阶级形势和群众的基本政治需要，因此，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也犯了严重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不得不进行长征。全党在深刻总结这一经验教训基础上，在抗战时期制定了正确的组织动员群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率领全党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刘少奇在七大上关于群众路线的论述就是基于对其中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刘少奇主持修改的七大党章和起草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这是他总结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也包括对他20多年艰苦卓绝革命斗争亲身经历的总结。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的锤炼，刘少奇对群众路线的认识和实践逐步上升到理论自觉阶段，并从实践中深刻总结出群众路线的一些观点和思想。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开创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实践中，刘少奇把对群众路线的认识进一步提升到党的生命线的高度。他在抗战时期发表的40多篇文章和讲演中，绝大多数涉及到组织动员群众的问题，其中专门论述或设专节论述群众工作的就有16篇之多。尤其是在抗战最艰苦的1942年，他奉中央命令从华中返回延安参加七大，路经山东、晋冀鲁豫和晋绥等抗日根据地时，都专门作了关于群众工作的报告，详细阐述开展群众运动应该注意的各方面问题。他反复指出：群众工作是根据地各项工作的中心一环，要把根据地各项工作做好，首先要做好群众工作。他深刻解释党与群众的辩证关系，指出：“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劳动者的党”，“党是无产阶级、是群众的儿子，群众和无产阶级是共产党的母亲”，“我们的党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是要与劳动群众结合起来”，“如果我们党有这么一个时间或一个地方不去紧紧地依靠群众，就会要失败，以至死亡的。脱离群众是共产党最危险最严重而最应该受到责罚的事情”。（《刘少奇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21页。）他这一路的报告，极大地推动了这几个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工作，使党与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得到加强，为夺取抗日战争以至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了有效的政治动员。
正是这一路检查工作的实践，以及回到延安不久后担负的起草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的调研工作，使刘少奇进一步认识到：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间“群众观点还不够，群众路线也不够”，“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很多同志，我们的党充分地给它以注意”。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许多同志把“对党负责，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的问题对立起来”，有时完成了上级的任务，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反而可能受到损害。他认为，为了谁的问题，是群众路线的核心问题。因此，刘少奇主持修改的七大党章和起草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全面系统阐述了这一问题，“在党章的总纲上和条文上，都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这也是这次修改党章的一个特点”。（《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2页。）
首先，七大党章第一次设立了总纲部分，在党章中第一次详细规定了党与群众的关系。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明确强调了对党负责和对人民群众负责本质上的一致性。刘少奇指出：“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即是真理的最高标准，即是我们党员一切行动的最高标准”（《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0页。），“我们做工作是为群众服务，这个思想观念应该贯彻到我们每一个同志的一切工作，一切言论，一切思想，一切行动上面去”（刘少奇《关于建党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1944年10月23日。）。
其次，刘少奇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把党的群众路线规定为“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阐明了群众路线在党的工作中的极端重要意义。他在修改党章报告中设立“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专节，指出：“所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是正确地从群众中来的路线，又正确地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48页。）
再次，为了切实加强各级干部和广大党员对党的群众路线的认识，刘少奇根据调研中了解到的各级干部在践行群众路线方面存在的问题，全面论述了群众观点的基本内容。一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他指出：我们党从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二是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我们为人民服务，就要对人民负责，就要在客观上使人民因为我们的服务而获得益处，获得解放，就要力求不犯或少犯错误，免得害了人民，引起人民的损失。三是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中，只能是人民群众的引导者和向导，而不应该是代替人民群众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我们的一切都依靠于、决定于人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四是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刘少奇认为，群众的经验是最丰富最实际的，群众的创造能力是最伟大的，只有我们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把群众的知识和经验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更高的知识，才能够具体地去启发群众的自觉，指导群众的行动。他强调，只有有了这些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参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48—353页。）
刘少奇的这些理论概括，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全面详细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在全国人民面前鲜明地高扬起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旗帜。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总结24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对群众路线的经典论述，在党的群众路线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以后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对群众路线的论述，虽然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而论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发展和完善，这是刘少奇在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发展过程中的突出贡献。
（二）八大前后对群众路线的创新探索
八大是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作大会政治报告，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群众工作的具体内容同民主革命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党本身的状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党员人数从七大时的100多万增长到1000多万。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重中之重就是防止党脱离群众，继续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正如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所分析的：“整个说来，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更加密切了”，但“在党领导了国家政权以后，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的现象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这种严重现象必须坚决制止”。（《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264、272页。）刘少奇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建国伊始，他就格外关注要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性和高标准，在百忙中修订出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广大党员提供学习教材；主持开展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整党，明确提出“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任务；根据党执政的新的历史条件，在七大党章规定的党员条件基础上拟订《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突出强调：“一切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的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刘少奇选集》下卷，第63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量发展党员的历史条件下，这对保证新发展党员的质量和党的纯洁性起了重要作用。
在八大召开前夕，刘少奇感觉到在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中逐渐产生了骄傲情绪，对社会主义建设等新的不熟悉的任务不去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就发号施令，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官僚主义、生活特殊化等脱离群众的现象有所滋长。因此，在负责起草八大政治报告时，他提出，要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使党与群众联系更加密切而不犯大的严重错误。由此，他在1956年4月下旬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起草修改八大党章草案后，又于5月19、21和22日，连续三次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由邓小平负责起草的修改党章草案。在他和毛泽东的深切关注下，八大党章进一步坚持发展了七大关于群众路线的论述，并第一次在党章总纲中明确提出“群众路线”的概念，强调“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在对党员的规定中写入了刘少奇在1951年拟订的《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中所强调的内容。同时，他对自己负责起草的政治报告中“党”这一部分也倾注极大心血。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想好，想睡也睡不着�！�（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最后，他在这部分过程稿中增写了14页计6000余字的手稿，总结党执政几年来的情况。
首先，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角度出发，强调要努力使党不犯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等错误。他指出，党面临着新的条件和任务，必须解决许多比过去更为复杂的和不熟悉的问题，而现在不少党的工作人员“开始表现出骄傲自满的情绪，宁愿坐在机关里，用空谈代替调查，由感想定出政策，而不愿意深入下层，倾听下情，检查党的决议的执行情况并且从实践中检验党的决议是否正确”。他强调，“党必须教育他们深刻地认识这种主观主义在工作中所造成的损害，必须帮助他们学会用老老实实的态度在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帮助他们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并且使他们懂得，这是他们能够继续担负党的领导工作的必要条件”。他要求，“必须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以便比较全面地反映党内外
群众的各种意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69—270页。） 要定出中央、省、市机关负责人经常深入下层、了解下情、倾听群众意见的具体办法。这些切中时弊的意见，是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在党的领导工作实践中的深切体会。
其次，在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突出强调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群众路线执行的好坏，最明显地表现在党的作风建设上。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他在讨论大会发言的安排时，就建议有人分别讲讲党内贪污腐化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他重申，党的全部力量的源泉在于我们能够密切地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为此，党应当密切关心群众的生活，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经常接近劳动人民，尤其是必须在全体干部和党员中反复地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他用非常朴素的语言，向全党提出做一个好的党员、好的领导干部的号召。他指出：“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只要我们的党是由这样的党员组成的，我们就永远有无穷无尽的、不可征服的力量�！�（《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75页。）其执政为民，情为百姓系，利为百姓谋的思想情感跃然纸上。
最后，要使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特殊阶层。这是党的群众路线能否真正执行的关键问题。八大以后的半年多时间，刘少奇对这一点继续进行了积极探索。特别是他通过对国际上发生的波匈事件进行深刻剖析，认为发生这样的事件，除历史原因、西方国家的渗透、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苏共二十大简单否定斯大林等原因外，最根本的就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没有实行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教条主义地搬用苏联经验，在重工业方面投资过多，人民生活没有改善，而国家领导人又享受一些特权，学了苏联那么一套。由此他提出，在无产阶级政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要特别注意，我们的党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工农劳动群众。共产党什么也不怕，就怕脱离人民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东欧这些国家就有这个问题。他分析若干社会主义国家中干部最高收入与群众最低收入相差一二百倍的情况说：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一种特殊阶层，特殊的统治阶层。就是在我们这些国家，如果不注意的话，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要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间进行反对特权思想的教育，并规定一些必要的群众监督领导机关的制度，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接近人民群众，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那么一种特殊阶层。他特别提出，“我们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过分悬殊。脱离群众的某些特权应该取消”、“从我们起，从中央的人员起，到各级领导干部，配售的东西基本上应该跟人民一样”。（《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645、646页。）他要求，党的各级组织部门要把干部管好，“要规定一些制度，限制他们的权力，要他们把工作做好，要他们永远不脱离群众”。要研究如何使干部和群众的生活不要悬殊太大，“共产党员如果待遇太高了，就不利于团结群众，在政治上就会陷于被动”。他再三强调：“脱离群众是根本性的错误，是十分危险的错误。波、匈事件就是脱离群众的结果�！�（《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654、652、653页。）
为了避免中国发生类似情况，刘少奇于1957年春用两个月时间，行程7000余里，南下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和广东五省的工厂、农村和学校，直接听取群众意见。通过这次调研，他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分配问题上，必须公平合理分配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就是要干部少分配一点，国家领导人、工厂企业领导人以及其他方面的领导人和管理干部的生活待遇如果过高的话，是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违背的。他在调研中，尖锐地警示各级领导干部说：“我们当中有这么一部分人，把公有制的财产似乎不自觉地据为己有，无限制地享受。这样就会要引起人民群众的反对，而且要引起蜕化”，“形成官僚阶层、官僚集团。这样就会引起冲突、闹事”，（刘少奇在湖南省委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4日。）“那些生活待遇上要求很高的人我看是危险的，将来会跌交子”（《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667页。）。他强调：“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上不能搞等级制度。越搞越深的，特别是对后代不好，悬殊太大不妙”，“总的路线是：无论搞什么事情，都应该接近群众，联系群众，关心照顾群众，要走群众路线”。（刘少奇在湖南省委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4日。）
刘少奇的这些思想颇具前瞻性，尤其是他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角度，提出领导干部的生活水平不要同人民群众过于悬殊的思想，即使在半个多世纪后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三）七千人大会前后的不懈探索
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虽然不是党的代表大会，但在党史上可以称为“不是代表大会的代表大会”。（关于这一提法，可以参见邓小平在八大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篇文献认为，1949年后召开的许多全国范围的会议，如七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及全国财经会议等，“实际上都起了全国代表会议的作用，都在自由的、切实的讨论的基础上，解决了党的政策和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按照这一标准，七千人大会无疑起了全国代表大会的作用。）在这次有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及省、市、县各级领导干部参加的大会上，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在大会上受政治局委托作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在这两个报告中，尤其是在口头报告中，他以极大的政治勇气，打破反右和“大跃进”运动后党内形成的说套话、说假话的不良作风，以自己素有的“一针见血”的风格，实事求是地总结“大跃进”运动以来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成绩和失误，并继七大和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后再次设专节论述“群众路线”，对端正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克服三年严重经济困难起了重要作用。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贯彻执行得好，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反之则遭受挫折。七千人大会前后，党对“大跃进”运动的失误进行了反思和总结。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运动失误的基础上，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中央也就认真开展调研工作发出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信。由此，刘少奇与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纷纷深入基层进行调研。其中刘少奇的调研很有典型意义。他深入农村，住在农民的茅草房里，共进行了44天的调研。特别是在天华大队，一住就是18天，真正了解了农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提出要让农民有一栋好房屋、一套好用具、一栏好猪、一群好家畜、一园好蔬菜、一塘好鱼、一块好柴山、一天三餐好饭菜、一人有几套好衣服、房前屋后一片好风景林的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目标。同年七八月间，他又深入东北和内蒙古林区进行了20多天的专题调研。正因为他“沉”得深，对情况了解得比较透彻，所以到次年初召开七千人大会时，带头作了实事求是的、敢说真话的口头报告和书面报告。在这两个报告中，刘少奇都用相当大的篇幅谈到群众路线问题。
首先，在痛定思痛总结“大跃进”运动失误原因的基础上，强调坚持群众路线必须同扩大人民民主权利联系起来。刘少奇认为，“大跃进”运动犯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党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提出的指标过高、过急；另一方面则是同党内不少领导同志违反党的群众路线传统作风，“破坏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不民主的错误作风有关”。他说，如果党能够密切地联系群众，在工作中充分地发扬民主作风，“有事很好地同群众商量，认真地倾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倾听不同的意见，很多错误是有可能不犯的”。由此他强调：“要把工作做好，要使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成为不可战胜的，我们就必须经常地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经常地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去联系群众，同群众互相交心。这是我们工作中的头等重要的问题�！�（《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76页。)为此，我们应该在人民内部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造成毛泽东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政治局面，“有了这种政治局面，我们就能够很好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其次，进一步阐释群众路线，强调要信任和尊重群众。他针对“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命令主义、瞎指挥等问题，在七大修改党章报告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什么是群众路线。他指出：“什么是群众路线呢？概括地说，群众路线的基本点就是：第一，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二，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党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00—401页。)这里，刘少奇对群众路线进行了更明确、更具体的阐释，更有针对性地强调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愿望而不是干部的主观想法。他说：“同志们应该记住，我们党是掌握了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许多党员是国家政权的各级领导人。处于这种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滋长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币虼耍暗澈凸业囊磺谢�，都应该密切联系群众，严肃地处理关系广大群众利益的问题”，“一切共产党员，不论职位多高，都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都应该把自己看成普通劳动者，没有任何特权，都必须关心群众生活，和群众同甘共苦”。(《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01页。)这是刘少奇对党的七大、八大所规定的党的群众路线内涵的进一步发展。这些论述对于纠正“大跃进”运动中许多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作风，恢复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度过三年经济困难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刘少奇的这两个报告，也成为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发展史上闪耀着熠熠光彩的代表性著作。
最后，强调“蹲点”，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中央有些同志，常常只是依靠汇报来了解情况，并且轻易地相信那些不符合实际或者不完全符合实际的汇报，没有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因而对于某些工作问题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参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55页。)他认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在七千人大会后的几年中，为切实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他一直在进行着艰辛探索。他从1961年的调研中深刻体会到，在党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在中高层领导干部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办公室和会议室工作的情况下，如何真正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真正了解广大群众的所思所想，从而作出正确的决策，成为切实贯彻实行群众路线的关键环节。他认为，在实际工作中，有不少基层干部已不能代表多数群众的利益，他们也不向领导反映多数群众的意见，而上面领导又没有或很少去直接倾听多数群众的意见。因此，在这些基层干部领导下的多数群众的呼声和意见，上面领导就听不到或很难听到，领导听到的大多是这些基层干部的意见；而有许多基层干部对于上面的指示和党的政策，“是愿意执行的就执行，不愿意执行的就不执行”，上面对此也不容易弄清楚。他说：“只要省委、地委、县委没有经常地直接地去接近群众，倾听多数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的呼声，只听基层干部的汇报，它们就无法区别基层干部汇报的情况是不是真实的，或者有多少是真实的，它们就不能不盲目地接受基层干部的领导。只要省委、地委、县委如此，中央在许多问题上也就是如此�！痹谡庵掷诽跫�，他认为，仅用开调查会的方法已难以听到群众的真正呼声，纠正的办法就是真正落实毛泽东提出的“蹲点”方法。他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认真对待，并不怎样困难。这就要我们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去直接参加和观察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我们就能够听到群众的呼声，当然也要听基层干部和其他干部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就能够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如果不是这样做，则官越大，
真理越少，官做得越久，真理也越少”。（刘少奇给江渭清的信，1964年9月30日。）毛泽东完全赞同刘少奇的这一思想，并批示指出：“存在着的问题，正是要照你写的那样去解决”；“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刘少奇反复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下去调查研究，下决心长期蹲点，“直接地去接近群众”，倾听多数群众的呼声，而不是只听基层干部的汇报。在刘少奇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大力提倡和督促下，从中央到大区及省市县等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深入农村生产队和工厂企业，同农民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对改善和密切当时的干群关系，促进生产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刘少奇在为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懈奋斗的历程中，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在七大、八大和七千人大会这三个历史节点上，他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情况，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意义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思考、阐释和归纳，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王双梅，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100017〕
（责任编辑：高长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