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上，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早期以来，公共话语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即从关注贫困转向了关注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与社会融合(social inclusion)。尤其是在欧洲，社会政策对“社会排斥”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贫困”和“剥夺”、甚至“底层阶级”的关注，不仅“社会排斥”概念已经替代“贫困”概念成为欧盟社会政策的主要概念，而且“消除社会排斥”已经替代“克服贫困”成为欧盟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1]，社会排斥理论则成为了欧洲社会政策中新兴的理论[2]。这种概念替代和话语转换对中国社会政策的实施，尤其对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同时，任何理论和实践的借鉴都有一个本土化过程，对“社会排斥”概念和理论的借鉴也不例外。本文在国内已有关于社会排斥概念和理论的研究基础上，从词源学的角度进一步考察“社会排斥”一词的产生和传播过程，更清晰地区分“社会排斥”概念与相关概念，介绍社会排斥研究中出现的主要话语、范式甚至研究视角，希冀为实现“社会排斥”概念和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提供一些基础理论。
一、“社会排斥”概念的出现：现代词源及其传播过程
社会排斥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其思想甚至可以追溯到圣经所记载的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而从“社会排斥”的字面意思来看，自从人类开始在共同体内生活并希望对共同体有所影响以来，也就存在了社会排斥现象和被排斥的群体，比如希腊的陶片放逐制度，罗马的剥夺公权制度，印度的种姓制度，等等都是典型的例子[3]。不过，直到20世纪60、70年代，伴随欧洲社会模式的提出和发展，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排斥”概念才出现在法国。法国学者从1960年代开始用les exclus一词描述后工业化国家面临的社会问题，比如大规模失业和团结性、家庭和宗教等的削弱，与全球经济文化重构之间的关系[4]。1964年，法国人皮埃尔.麦斯（Pierre Masse）在其报告《Les dividends du progress（利益成长）》中首次采用“排斥”一词。1965年，克兰弗尔（J.Klanfer）在法国以社会排斥为题出版专著《L’exclusion social（社会排斥）》。同一时期，法国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也开始使用“排斥”概念。在布迪厄所有的著作，比如《学生文化》（1968）、《文化资本》（1977）、《体验》（1984）、《法国大学》（1988）、《文化产品》（1993a）、《学术话语》（1994）等中，我们均能看到“排斥”和“自我排斥”（Self exclusion）等概念。除了布迪厄，社会学家帕金（Parkin）在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封闭”（social closure）概念的影响下，也曾经对“排斥”思想作过论述[5]。
然而，麦斯、克兰弗尔、布迪厄、帕金等都不是公认的第一个真正在现代意义上提出“社会排斥”概念的人。在绝大多数研究者们看来，法国社会政策分析家勒努瓦（Rene Lenoir）才是第一个真正在现代意义上提出“社会排斥”概念的人。1974年，勒努瓦发表题为《Les Exclus,un Francais sur Dix(被排斥群体：法国的十分之一人口)》的论著，用“Les Exclus”（被排斥者）这个概念指那些没有被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的人，包括单亲父母、残疾人、失业者等易受伤害人群[6]。这些人群不能参与政治活动、医疗条件较差，而且在地理位置上受到社会孤立。勒努瓦之所以提出“社会排斥”概念，与当时的经济社会背景紧密相关。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进入大重组，由此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比如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生活方式无保障，只能依赖剩余式的家计调查收入项目生活，甚至被排除在福利安全网之外。与18世纪晚期工业化的发展促使提出贫困等概念一样，这时也亟需提出新的概念来理解新的变化。尽管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经济正处于进步和发展阶段，仍然有一些人群生活在经济发展的边缘，被“增长所遗忘”�；谡庋谋尘�，勒努瓦用“社会排斥”概念来描述被边缘化的人群。此后，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被排斥群体”（the excluded）一词开始被法国人越来越多地提及。
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被“排斥”在经济增长之外的问题群体倍增，“排斥”话语敦促法国启动了综合性的反排斥运动�！吧缁崤懦狻辈唤霰挥美粗刚錾缁崛跏迫禾�，而且还成为法国讨论由于快速的经济变迁而导致的“新贫困”问题的核心概念。1988年，在左派和右派的支持下，法国政府还出台了最低“融入”收入项目(minimum “insertion” income,RMI,法语是revenu minimum d’insertion)，即后来的最低生活保障金项目，对消除社会排斥做了进一步努力。该项目要求签订一个“融入”合同，详细规定了如何帮助个体和其他成员成为对社会而言有生产力的成员或者成为有用的成员，其帮助途径包括“参加工作”、“自愿性学习”、“家庭再团结”或者“由社会工作者和非盈利组织提供多方面、综合和个性化定制的帮助”，等等。
与此同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排斥”概念也以英语形式出现在了欧盟贫困项目的政策报告中。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欧盟的许多国家还认为其贫困问题已经减少到了“可以通过进步和增长就能消失”的剩余状态。那么，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贫困和失业的增长，人们开始对已有的社会发展产生了质疑。为避免“贫困”和“剥夺”等概念已有的缺点，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们试图寻找一个新词汇来推动社会政策的发展。在法语中，社会排斥对应的词汇是“exclusion sociale”，而“exclusion sociale”或“social exclusion”都比较容易翻译，再加上法语和英语对所有欧盟国家都是指定的官方语言，所以，“社会排斥”概念最终替代了“贫困”或“剥夺”概念，成为了欧洲社会政策的新概念。当然，正如很多文献指出的，更为重要的因素还在于时任欧洲委员会主席的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是法国人，而且欧洲委员会就业指导委会的成员中也有不少法国官员，通过他们的努力，社会排斥概念得以在欧盟更快地得到了传播。1985年，德洛尔被任命为欧洲委员会主席。通过欧盟项目及其网络，尤其是通过第三轮反贫困行动，德洛尔将“社会排斥”概念不断传播和运用到法国以外的国家比较来看，以前两轮反贫困行动（1975-1980年，1986-1989年）中，欧盟以贫困概念作为项目基础，而在第三轮反贫困行动中，受法国的影响，欧盟开始采取了比过去更综合全面的方法来开展反贫困活动，开始关注“最没有特权者”的整合问题，明确对贫困（货币和分配问题）和社会排斥（包括收入，同时也包括关系，社会参与、医疗和其他自由）概念进行了区分。欧洲委员会的文件中开始经常提到社会凝聚力和团结性下降，需要将被社会排斥者重新整合入主流社会之中。在1993年布鲁塞尔的会议上，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发表《增强欧洲团结：加强反社会排斥的斗争、培育整合》，以及旨在促进社会融合的《欧洲社会政策之路：选择联合》白皮书[7]。2000年，欧盟在里斯本召开会议，进一步专门阐述了贫困和社会排斥的程度，并且提出，建立一个更加社会融合的欧盟，是实现欧盟经济十年可持续增长、工作更多更好和社会整合目标更大的一个关键要素。欧盟的主流话语已经普遍接受了“社会排斥”概念，并对反对社会排斥采取了实际行动。
由于“社会排斥”概念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语义上具有灵活性等优势，并且具有追求社会正义、多样性以及�；とɡ饶勘�，“社会排斥”概念出现后迅速对主流的发展话语（主要是社会弱势和贫困问题）产生很大影响，推动了主流发展模式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排斥”概念陆续被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采纳，传播到了包括拉丁美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国家[8]。社会排斥话语已经成为国际发展机构的重要话语。其中，1995年3月，联合国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世界社会峰会。首脑会议通过《社会发展问题哥本哈根宣言》，在社会峰会的行动项目及其后续工作中都采用了社会排斥一词。同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也出现了社会排斥一词。2000年，世界银行也开始采用社会排斥话语，明确指出，基于性别、民族、种族、宗教或社会地位而引出的歧视可能导致社会排斥，使人们长期陷入贫困陷阱之中。
二、“社会排斥”概念的定义：四个关键性的区分
一直以来，人们对“社会排斥”概念富有争议，要想对其做出完备的定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争议不仅根源于不同的国家政治、知识和研究传统，也根源于各种各样的学术和专业背景(比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城镇规划、建筑学、社会工作、社会行政等)以及实践目的[9]。因为其内容往往模糊而矛盾，令人困惑，所以，“社会排斥”概念产生后也遭到不少学者的批评。然而，这并没有影响“社会排斥”概念对社会政策分析的有效性。也正是因为这个词具有模糊性和不精确性，又比“贫困”、“剥夺”等词汇更具有动态性，所以，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政治家、决策者都比较热衷于使用“社会排斥”概念来分析现实问题[10]。
研究者和实践者们根据不同的研究需要对“社会排斥”进行不同的界定。即便在社会排斥概念和研究比较盛行的欧盟和英国，甚至在英国内部，对社会排斥的界定也各不相同。当然，尽管有如此多各种不同的定义，但概括来看，文献中大体上主要存在三类隐含的社会排斥定义。在第一种定义中，社会排斥被理解为公民缺乏对社会制度的参与；而在第二种定义中，社会排斥则被理解为公民权利被否定或未能实现。在第三种定义中，社会排斥被理解为人群间的距离[11]。比如，（1）在欧盟看来，社会排斥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层面。在经济层面，社会排斥是指失业人口…被剥夺获取资产权利（比如财产或信用资产）的人群；在社会层面，社会排斥指个体失去了与主流社会的联系；在政治层面，社会排斥则指一些类型的人群，比如妇女、种族或宗教少数人口，或者移民-被部分或者全部剥夺了政治和人类权利。（2）北爱尔兰认为，社会排斥是指一系列过程，包括在劳动力市场内部和福利体制内部，个体、家庭、社群或者甚至整个社会群体都被推向了社会边缘或者保持在社会的边缘。它不仅包括物质剥夺，而且还包括更广泛的定义，表示公民充分参与社会和生活的机会被剥夺。（3）苏格兰认为，社会排斥是复杂的，其原因相互纠结，其后果本身也会变成进一步被社会排斥的原因。比如，贫困既是社会排斥的主要原因，也是主要后果。因此，推进社会融合的行动既需要综合性措施，也需要相互协调。同时，必须强调个体、家庭或社区所面临的全部问题。（4）而英国社会排斥局则认为，社会排斥指个体或区域因为众多相关问题的纠结而受到的影响，比如受到失业、低技能、低收入、住房条件差、高犯罪率环境、健康医疗差、家庭解体等问题的影响。
关于弱势群体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欧洲的研究者们、政策制定者就从贫困、剥夺、歧视和不平等，以及边缘化等角度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社会排斥概念与这些已有概念和研究主题不仅在内容上有交叉，而且在时间上也有先后延展关系。其中，尤其需要对贫困、剥夺、不平等、歧视等等与社会排斥概念最为紧密的概念进行区分。
首先，需要区分“贫困”概念与“社会排斥”概念。由于人们对社会排斥的定义不统一，所以有时候也用贫困来近似等同社会排斥。实际上，这两个概念并不相同。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欧洲委员会就对贫困概念和社会排斥概念进行了区分，认为贫困通常指收入不足，如果个体或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满足其在食品、交通、住房、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则说这些个体或家庭是贫困的；而社会排斥的定义会更宽一些，除了收入以外，社会排斥还包括因为肤色、性别、职业类型、社会经济条件、以及文化、制度和政治要素等而限制了（代际内和代际之间的）社会流动，以及来自住房、教育、医疗和服务获取方面的行为。皮特.亚伯拉罕（Peter Abrahamson）曾经从状态、原因、前景、分层、政策和学科等角度对贫困和社会排斥的主要区别做过较好的阐述[12]。他认为，从状态来看，贫困是指资源不足，而社会排斥则是指缺乏运用权利的能力；而从原因来看，贫困是由于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后果，社会排斥则是由于个体或群体在参与社会整合机制时受到了歧视或者被拒绝；从分层来看，贫困往往是从高到低的垂直分层，而社会排斥则是从内到外的水平分层。如果我们用贫困等同于社会排斥，那就将掩盖排斥的多重特性，尤其是对社会和文化关系的强调。
第二，需要区分“剥夺”概念与“社会排斥”概念。在理论上，剥夺与社会排斥有所不同。两者都具有多重特性，特别关注个体能（不能）完全参与社群或社会。但是在实践中，剥夺更狭义地指生活水平上的弱势，并且金融或物质资源在其中起着关键的决定作用。相比之下，社会排斥的范围更宽一些，它强调生活的关系特性的重要性——社会、文化或政治，以及分配或物质的特性[13]。此外，剥夺能够对一定时间点上的状况进行测量，能够对不同时点上的不同个体、家庭和地区进行比较，而对社会排斥的测量则更宽泛一些，包括了对运行过程中的经济、社会和关系性过程的测量。形象地说，剥夺提供了“是什么”的指标，测量状况的水平和范围，而社会排斥则能理解“为什么”，了解原因和效果。也就是说，剥夺是个静态的概念，而社会排斥则是个动态的概念。不过，因为社会排斥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导致剥夺，所以，人们通常也把社会排斥简单地理解为能力剥夺，把剥夺当作社会排斥的一个指标，认为社会排斥是剥夺长期存在的过程[14]。
第三，需要区分“歧视”概念与“社会排斥”概念。歧视是指政府或私人组织基于人的某些先天性的与能力不相关因素做出的任何区别、排除、限制或优惠。这种区别、排除、限制或优惠对公民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其它公共生活领域中的基本权利具有消除或减损的危害。社会排斥和歧视是相互作用的两个不同过程。如果说，歧视使得对资源和机会的获取更加困难，那么，社会排斥则阻碍了对资源和机会的获取，剥夺了相关权利。另外，歧视还可能是导致社会排斥的原因。最穷的人或者那些遭受较大社会排斥的人在日常生活与获取公共、私人服务时更可能被歧视。因为种族、或者民族类别、宗教或者信仰，残疾、年龄或者性取向而受到歧视的人，更可能受到社会排斥[15]。
第四，需要区分“不平等”概念与“社会排斥”概念。不平等包括结果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其中，结果不平等是指从状况来看，个体或群体之间存在差距；而机会不平等指由于种族、年龄、性别、民族和宗教等原因而受到不同的待遇或获得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的能力不同。不平等概念与社会排斥概念紧密相联。在不平等社会里，一些受歧视的群体可能受到社会排斥。同样，社会排斥也会加剧不平等。此外，我们可以把不平等分为垂直型和水平型两种。垂直型不平等主要关注个体的不平等，而水平型不平等则关注群体间的不平等，后者与社会排斥的关注点一样。虽然，水平型的不平等和社会排斥都是多维度的，包括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形式，然而水平型的不平等并不一定就会导致社会排斥的产生。一定意义上，减少水平型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的政策措施比较类似，两者都可以采取多种措施，通常的政策对象是群体而不是个体[16]。
三、“社会排斥”概念的运用：主要话语和范式
受各国政治文化传统和学科传统的影响，“社会排斥”概念在其传播和运用中实际上形成了一些话语和范式。这些话语和范式主导着社会排斥理论的发展，以及世界各国的反社会排斥实践。
首先，希拉里.西尔弗（Hilary Silver）提出了社会排斥研究的三种范式。希拉里.西尔弗是社会排斥理论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她对社会排斥概念在文献和实践中的运用进行了概括，认为目前已有的社会排斥研究实际上存在“团结范式”（Solidarity）、“专业化范式”(Specialization)以及“垄断范式”(Monopoly)等三种不同的范式[17]。这些范式基于不同意义的社会整合和公民权理念之上，而且每一种范式存在于不同的理论视野（包括贫困、不平等和公民权利论等）和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包括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之中，甚至存在于不同的国家话语之中。一方面，每一种范式阐释了由于不同的原因而引起的不同排斥；另一方面，每一种范式也提供了对社会劣势形式的多种解释，比如经济形式、社会形式，政治和文化形式等等。
其中，（1）团结范式受法国共和主义与已有的国家集体主义意识的影响，它将个体与更大的社会捆绑在一起。在这种范式下，社会排斥威胁着社会凝聚力，因此，需要通过“道德凝聚力”来消除社会排斥。法国的经验属于这种范式，而卢梭、杜尔凯姆等是这类范式下的重要思想家。（2）专业化范式受自由主义的影响。在这种范式下，个体或群体由于社会领域的分离不充分，从而没有实现权利，被市场“取消资格”（disqualification），从而成为被社会排斥者。因此，国家必须加以干预，以确保社会的整合。美国的经验属于这种范式，而洛克、麦迪逊和效用主义者是这类范式下的重要思想家。（3）垄断范式受社会民主思想的影响。在这种范式下，由于垄断产生共同利益者之间的纽带，从而形成对外部者的不公平。因此，被排斥者既是外部者，也是大多数人。需要通过履行公民权，向外部者扩大平等成员资格的供给，使外部者充分参与社区共同体，消除社会排斥。西欧的经验属于这种范式，而马克思、韦伯、马歇尔等均属于这个范式下的重要思想家。
除了以上三种范式，当然也还存在其他范式。比如，利特伍德(Littlewood)就认为，在贝克、吉登斯、鲍曼、拉什等人研究中出现了第四种社会排斥的研究范式，即从反思性的角度来探讨社会整合和社会排斥问题[18]。
其次，莱维塔斯(Ruth Levitas)提出了社会排斥研究的三种话语�；坝锸侵杆枷牒痛サ慕换ス逃胱钪战峁�。在研究了英国的政治和社会政策后，莱维塔斯对社会排斥和英国新工党的实践进行分析，认为社会排斥概念及其理论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三种话语，分别是“再分配话语” （Redistributionist Discourse，RED）、“道德底层阶级话语” （Moral Underclass Discourse，MUD）、“社会整合主义话语” （Social Integrationist Discourse，SID）[19]。莱维塔斯把这三种话语当作一个分析工具或“模型”，用来表示“社会排斥”一类的词汇是如何策略性地在政治过程中被使用的。不同的话语对英国政治和社会政策具有不同的深刻意义。（1）再分配话语强调贫困和缺乏充分的公民权是被社会排斥的主要原因。这种话语嵌入在社会民主传统之中。（2）道德底层阶级话语主要关注被排斥者自身的道德和行为。这种话语根源于新保守主义。而且这种话语把社会排斥等同于底层阶级的发展。（3）社会整合主义话语强调有薪工作和就业对社会融合的重要性。这三种话语部分地反映了西尔弗的三种范式，其强调的重点可以概括为“三无”，即“无收入”（no money）、“无道德”(no morals)、“无就业”(no work)。
第三，马克库(Markku Jahnukainen)和特诺(Tero Jarvinen)提出了社会排斥研究的三种视角。他们认为，按照希拉里.西尔弗等人的研究，对社会排斥的运用存在三种不同的视角或研究方法，分别是古典自由主义视角、团结视角和马克思主义视角[20]。其中，（1）古典自由主义视角的重点是强调个体行动。换句话说，在这种视角下，社会排斥被看作是否是被排斥者自愿的选择，比如，某人不情愿接受低报酬工作，可能是因为能够获得福利收入并且收入水平更高，从而造成自愿性排斥。这时的被排斥者被看作“底层阶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政府项目最重要的目的是为被排斥者创造激励机制，使他们摆脱对福利的依赖，选择工作。（2）团结视角是对不同社会观念，比如受到卢梭思想影响的共和主义，天主教社会思想以及杜尔凯姆的社会学观念等的综合。在这种视角下，社会排斥发生在个体和社会之间的纽带断裂，即人们共知的社会团结出现问题时。被排斥人口，比如长期失业者，被看作外部人以及“其他人”。虽然造成排斥的原因多种多样，被排斥的形式也多种多样，但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政策强调最多的还是通过有报酬的工作，尤其通过培训和教育，使被排斥者被整合进社会。结果，排斥往往被等同于失业，被排斥者，比如长期失业者被看作“外部人”或“其他人”。（3）马克思主义视角主要强调后工业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在产生当代社会排斥上所起的作用。在这种视角下，由于灵活劳动市场的需要而引起的收入差距扩大以及空间分割，还有政策往往取悦一些商业利益集团，从而造成一定群体和个体被社会排斥。从这个视角出发，被排斥者被看作外部人和附属者。
结 语：反社会排斥是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
作为对贫困、剥夺、不平等、歧视等概念的一种替代，尽管“社会排斥”概念具有模糊性和不精确性，人们对它的界定也各式各样，但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概念的更替和话语转换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世界各国在贫困、剥夺、歧视等社会弱势问题研究与政策实践上的新发展。进入20世纪以来，经济社会结构的演化加快，人类社会面临了不少新问题，而这些新问题更加复杂和具有动态性，比如新贫困问题和长期失业问题。无论理论界还是政策制定者都非常需要一个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阐释新问题，从而指导新的社会政策实践。正是在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欧洲国家提出和传播了“社会排斥”概念，并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和丰富了国际的社会政策实践。对于正处在经济社会急剧转型期的中国来说，这种概念更替和话语转换同样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消除社会排斥，实现社会融合，也是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21]。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不同的社会排斥话语和范式受到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甚至国情的影响，比如受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政治思想的影响。因此，在借鉴西方社会排斥理论以及反社会排斥的实践经验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弄清“社会排斥”概念语义的来源、概念区别和话语范式，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实现概念和理论的本土化，而在本土化过程中，不仅要学习西方国家反社会排斥的成功经验，也要努力避免西方国家实现社会融合上存在的误区，从而有效有序地推动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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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晋阳学刊》2009年第1期）（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