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并决定于社会的发展。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以物为本”、“以资为本”和“以人为本”三个主要阶段，形成了“物本”、“资本”和“人本”三种最基本的社会存在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总体状况的反映，也决定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状况。马克思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P11）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社会主要矛盾不同，就产生了具有明显阶段性特征的不同需要，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的需要”、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建设的需要”和今天科学发展时期“发展的需要”，结合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需要，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不同阶段。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反映着我国社会发展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
一 人类社会发展的三种基本逻辑
任何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有一种最基本的精神，这种精神作为整个社会的灵魂，确证着它所属的那个社会的人的本质，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深层根据和基本逻辑，它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和人们最主要的生活追求，渗透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个方面，遍及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以一种或显性或隐性的意识形态，牢固地统摄着人们的思想观念、生产实践、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的本质的不断丰富，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三种最基本的社会存在逻辑，即以物为本的“物本逻辑”、以资为本的“资本逻辑”和以人为本的“人本逻辑”。
在马克思看来，“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P78-79）在此，马克思不仅为我们揭示了人类社会从“生产物质生活”到“创造历史”的基本发展逻辑，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把“人”作为理解人类社会的“本体”的根据。人作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本质，是由人的生命存在和超生命存在共同构成的，人的生命存在也即人的自然性存在，它决定着人们对能够维持自身生命存在的物质资料的需求，是人们通过创造活动实现自身超生命存在的前提。人的超生命存在也即人的社会性存在，它决定着人们对“生活”与“创造历史”的需求，是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而为人的根据。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很长一段时期，直到人们能够自由实现自身的生命本质，大体上可以认为从人类社会产生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前，人们努力所争取的一切根本上都与维持人类自身的生命存在有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也都遵循着以物为本的“物本逻辑”。当然，这里的物不是列宁所讲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纯粹外在客观的自然物，而是能够满足人的生命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以及能够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资料。在“物本逻辑”的社会中，人的生命存在从根本上决定着人们的一切活动，具体说来，人们的一切活动最终都只是为了获得维持自身生命所需要的物，如果从物所包含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来看，则只是为了获取物所具有的使用价值。人们的生活、社会的生产从人们“吃喝住穿”的自然需要出发，具体化为对耕有田、居有家、食有鱼、饮有酒、出有车的追求，买地、造屋、储粮、置衣等构成了人们生活几乎全部的内容和意义。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看，物本的逻辑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整个社会的生产紧紧围绕着人们的消费来进行，人们需要消费什么，社会就生产什么，人们需要消费什么，人们就到集市上去交换什么，在这里，“物”作为人们几乎全部的需求，承载着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力量。虽然这种物本逻辑的社会是落后社会生产力和人单纯生命本质的反映，但它本身所具有的有限生产与有限消费特质却对克服它之后社会的可持续性困难非常有利。
一当人们能够生产自身，他就再也不会仅仅满足于生产自身、满足于对只是能够维持自身生命的物质生活资料和物质生产资料的需求。这与动物一辈子的活动都只是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命存在不同,动物只追求维持自身生命所需要的东西，本能是其活动最基本的机制，包括繁洐后代的行为。人也追求与维持自身生命无关的需要，追求能够确证自身超生命本质的需要，因为对于人的总体性存在来说，生命存在是重要的，没有生命的首先存在，就没有人创造自我、创造历史的可能。而超生命存在是主要的，只有它才能承受起人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成为人生活的主要内容和根据。关于人的这一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人要活着，但不能只是活着”的简单道理。这就意味着，随着人“能够生活”的满足，超越作为人类社会最初存在基本精神的“物本逻辑”就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资本逻辑”的产生就表现为这一自然历史过程。而这一自然历史过程是通过人们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和交往的不断扩大实现的。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与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与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2］（P278-279）由此，马克思不仅为我们揭示了“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真正本质，而且也为我们揭示了“以资为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精神与根本阈限。在亚当·斯密看来，资本是“为了生产的目的而积累的资产储备”，马克思则揭示出资本的本质在于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索托进一步认为，资本不是积累下来的资产，而是蕴藏在资产中推动新的生产的潜能。这样，资本的本质就外化为无限性生产的逻辑，隐藏在商品拜物教背后的是人类精神对资本增殖能力的无限欲望和超越商品的使用价值对商品价值的符号化追求。与物本逻辑社会的消费决定生产不同，资本逻辑社会的消费完全取决于生产，无限性的生产为了充分实现自身，不断通过各种现代传媒形式制造出人们的无限性消费。这种无限性生产和无限性消费未经反思地作为资本逻辑社会的根据，因其对资本增殖不计成本的追求，又成了资本逻辑社会的否定性根源。具体说来，资本逻辑的社会没有关于自然有限性的自觉观念，以牺牲自然、掠夺资源、耗费能源为基础的无限性生产对资本增殖的纯粹追求，带来了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自然已开始失去继续承载人类生存的能力，以各种方式威协着人类的继续存在，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能源危机等都在昭显着对“资本逻辑”的深层批判，“以人为本”社会发展逻辑的产生就承继着这一批判的结果。
如果说“资本逻辑”的产生更多地表现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话，那么“人本逻辑”的产生则更多地体现着人类理性的自觉能力。因为与“资本逻辑”以“物本逻辑”的充分满足为基础的产生不同，“人本逻辑”的产生并不是“资本逻辑”实现的自然结果，它甚至产生于人们对资本无限增殖能力依然热切的追求之中。自然因其只是单纯的自在性存在，因而自然界的发展在其本质上也只能是一种无目的单纯的自然进化。人则因其不仅是自在的存在，更重要的还是自觉的存在，因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其本质上就不仅表现为一种自然进化，更重要的表现为一种合目的的历史发展，也即作为合乎人类理性自觉的发展，通常是人类理性自觉的结果。正是人类理性的这种自觉能力，使人类能够超越自然意义上单纯的感性直观，不必经历危机就能自觉到�；⒖朔；�，不必面对灾难就能自觉到灾难并避免灾难�！耙匀宋尽鄙缁岱⒄孤呒牟褪侨死喽烙械睦硇宰跃醴此寄芰Φ某浞痔逑�，它主要源于人们从尚未充分实现的“资本逻辑”中看到的人类未来发展的危机。严格说来，“物本逻辑”和“资本逻辑”在一定意义上也都确证着人的本质，但它们更多表达的只是人的自在本质，而缺乏对人的自觉本质的观照，因而只能直观到人的当下存在，不能自觉到人的未来生存，只能满足单个人的现实需求，不能解决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只能照顾到有限的狭义的人自身，不能照顾到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存在的自然界，这个“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1］（P45）“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逻辑坚持从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本质出发，以“物本逻辑”的超越和对“资本逻辑”的反思为基础，旨在通过解决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个体和类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实现“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实现“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因此，这里的人不是指欧洲中世纪之后在反对宗教神学中产生的人的自然性、不是指“资本逻辑”中对资本增殖无限追求的人的“非理性”，也不是指我们以往在阶级斗争话语中存在的人的人民性，而是作为类存在物，它包含了“自然性”、“非理性”和“人民性”在内的人这个特殊种类的全部特性，尤其是最能确证人之异于一般存在的“理性”。这就意味着，“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逻辑必然有助于克服以往社会发展片面的弊端，实现人类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二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是一个伴随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历史任务的发展过程。结合近代中国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建设阶段和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阶段，分别形成了以政治革命为主题的毛泽东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主题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重要理论成果。
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最基本的主题，是近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的突出反映。1840年以后，随着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不断侵略，中国开始逐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由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逐步转变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3］（P631）这种革命运动具体说来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3］（P637）近代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取代旧有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解决这一矛盾就首先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要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新中国的成立就“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4］（P1）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都表现为对抗的特征，革命不仅是中国近代社会以及建国后一段时期的主要任务，而且也是中国近代以及建国后一段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因。结合近代中国社会革命的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形成了以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思想。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促进中国革命不断走向成功，先后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历史任务。作为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首先是关于革命的理论，是关于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的理论。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逐步完成，我国就开始进入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吧缁嶂饕甯锩哪康氖俏私夥派Α！�［4］（P1）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5］（P116）但在较长一段时期，由于国内外众多因素影响，更主要的是由于当时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还缺乏深入认识，对我国社会发展水平的把握还存在偏差，虽然意识到我国社会的性质、主要矛盾和任务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却并没有能够真正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上来。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5］（P269］这标志着我们党和国家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实践，重新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一方面，客观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作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更加突出，另一方面，主观上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本质的认识也不断深入，这就决定了：实践上，我们必须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最根本的任务，把集中精力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最突出的主题；理论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从革命阶段进入到建设阶段，从以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为主要内容的革命理论进入到以经济建设和生产力发展为中心的建设理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根据我国社会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反思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实现新发展”，在新的建设实践中逐步提出并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结果，是总结以往我国社会发展实践和反映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的必然。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产生的思想前提�！耙磺写邮导食龇�，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笔俏颐堑车乃枷肼废撸从匙疟缰のㄎ镏饕迨澜绻酆腿鲜堵鄣谋局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既是对这一思想路线的高度概括，也是我们坚持这一思想路线的根本方法。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认为世界是运动变化的，“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的�！�［6］（P733）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物质是世界上一切变化的基础，思维是存在的反映，不能脱离开物质存在本身，“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倍叭可缁嵘钤诒局噬鲜鞘导��！币虼恕叭说乃嘉欠窬哂锌凸鄣恼胬硇�，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P55-56）实践既是人类认识产生的基础，也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动力，还是检验人类认识的根本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思想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不断发展的思想前提。正是因为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我们才在革命中克服了各种左右倾错误，指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形成了经过中国革命实践检验以政治革命为主题的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也正是因为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现实出发，坚持解放思想，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才破除“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错误，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从而最充分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次形成了经过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检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建设成就为基础，结合我国社会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总结社会继续发展面临的问题，我们坚持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的精神，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战略，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思想。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思想的提出和形成，是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的结果，也是我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思想路线的要求。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的阶段性特征，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产生的客观基础。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社会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进入新世纪新阶段，虽然我国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没有根本改变，但社会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主要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7］这些新的阶段性特征要求我们必须正确面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即以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作为我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出现的新特点，结合人们生活需要发生的新变化，即由以往只重视物质需要的满足转向对精神文化需要不断提出更高要求，我们必须突破以往只注重经济效率、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忽视社会效益、忽视区域平衡、忽视人与自然关系、忽视人类长远利益、忽视人类自身精神需求的发展观念，确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念，即确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7］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
从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看，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反映着我国社会新阶段主要矛盾的新特征。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是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不同历史时期，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其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压倒一切，乃是所有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是涉及民族存亡、生死攸关的矛盾。毛泽东思想作为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反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要阶段。随着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逐步完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由于缺少现代化的生产力发展过程，更由于近代以来长期遭受国外的殖民掠夺和长达几十年战争的不间断破坏，造成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物质生产和生活资料极端匮乏，新中国成立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首要问题是温饱问题，也就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因此，“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尤其是人民的物质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成为这一时期我国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矛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反映，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重要阶段。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不但解决了我国十几亿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一方面因为与我国人民经济生活的迅速发展相比，我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发展相对缓慢，另一方面也因为人们在经济生活得到满足以后，通常都会表现出精神文化需求的日趋旺盛。所以，进入新世纪新阶段，虽然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没有变，但也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的阶段性特征，即由对物质需要的强烈追求转向对精神文化需要的更多渴望。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根本上来说，体现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的阶段性特征，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的主题看，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反映着我国社会新阶段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新主题。到目前为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我国社会经历了革命、建设和发展三大阶段，分别形成了以政治革命为主题的毛泽东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三大重要理论成果。如所周知，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并成功指导了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以阶级斗争为特征的政治革命构成了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主题，对立和斗争则构成了毛泽东思想最基本的思维。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成功指导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构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突出主题，认为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发展生产力则主要是通过不断扩大的改革开放来实现的，因此，改革开放也构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另一突出主题，而统一与合作是其最主要的思维。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是“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8］（P849）它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其中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罢饫锏姆⒄咕恢皇侵妇迷龀ぃ且岢忠跃媒ㄉ栉行�，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8］（P396）这里的发展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吧缁岬娜娣⒄埂焙汀叭说娜娣⒄埂惫餐钩闪艘匀宋究蒲Х⒄构鄣闹魈猓托乘嘉虺闪艘匀宋究蒲Х⒄构鄣母舅嘉�。从政治革命到经济建设再到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经历了三大主题，人的发展是以政治革命和经济建设为基础，是政治革命和经济建设的逻辑结论，同时，人的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的最新主题，不但包含而且超越了单纯的政治革命和经济建设，是以社会全面进步和人全面发展为主题的发展，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新阶段。
从我国人们的需要变化看，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反映着我国社会新阶段人们对于发展的新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需要不仅是人的一种“天然必然性”，而且也是人的一种“内在的必然性”，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是人的需要的基本结构。其中生存需要是最基本的需要，也是产生和满足其他需要的前提，因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P67）生存需要确证着人的生命存在，表达着人的自然本质。享受需要是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产生的。当人类的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并且在人类的生产达到这样的高度时，即“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毕硎芫突岢晌说囊恢中枰蛭叭瞬唤鑫娑氛�，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9］（P163）享受需要是一种追求舒适生活和安逸生存方式的需要，与生存需要一样是人类自然性的表达，是人的一种“天然必然性”。与人的生存需要和享受需要不同，人的发展需要是“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现”，“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10］（P287）人类的“内在的必然性”代替了“天然必然性”。发展需要是人类更高级的需要，以人类生存需要和享受需要的满足为前提，是人类生存需要和享受需要得到满足的必然结果，它确证着人的超生命存在，表达着人的社会本质�！暗搅苏飧鼋锥�，从动物界来的范畴就不再适用了�！�［9］（P163）具体到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的过程，政治革命和经济建设都是为了争取实现和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因为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政治解放是其他一切解放的前提，如果没有政治上的独立，没有摆脱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就不可能有经济的解放和生产力的发展，更不可能有“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现”。正是因为我们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才得以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从而解决了中国人民的温饱等生存问题；也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我们的生存需要和享受需要才得以基本满足，并产生了发展需要，从而使我国人们的需要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人的发展需要是与生存需要和享受需要具有不同性质的需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反映着我国人们对社会全面进步和人全面发展的新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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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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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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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