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导》周报上的笔名“致中”与蔡和森、陈独秀考辨
《向导》周报上的笔名“致中”与蔡和森、陈独秀考辨
李永春
[摘要]《向导》周报上的笔名“致中”，有人考证为邓中夏，有人推测为尹宽，更多的人认定是陈独秀�？贾睢爸轮小蔽恼碌挠镅苑绺瘛⒂么侍氐愫椭饕枷牍鄣�，再证诸陈独秀、邓中夏和蔡和森的活动轨迹，可知《离间中俄感情之宣传》《丧尽利权之鲁案协定》《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出自蔡和森之手，《统一的国民运动》《广州事变之研究》《宪法与自治学院》为陈独秀的手笔。因此“致中”是蔡和森和陈独秀共同使用的笔名，部分署名“致中”的文章是蔡和森代陈独秀写的。
《向导》周报是党的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其中许多文章是党的领导人以笔名发表的�？贾ふ庑┪恼碌恼媸底髡撸杂谏钊胙芯俊断虻肌芬约暗车脑缙诹斓既说乃枷胗牖疃季哂兄匾庖�。关于《向导》上的笔名“致中”，有人考证为邓中夏，有人推测为尹宽，更多学者认定是陈独秀，并将署名“致中”的文章收入陈独秀的文集和年谱�！爸轮小钡降资撬谋拭�，仍值得深入考辨。
一、署名“致中”的文章不可能出自邓中夏之手，也不可能全是陈独秀的手笔
有研究者认定“致中”是邓中夏笔名的主要根据是，“致中”在《向导》的作者中的位序与邓中夏在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的排名大体一致，如《向导》第 13期“致中”的文章排列在张国焘文章之前，马林在 1922年 8月 12日至9月 7日工作记录中说“张太雷与陈独秀和邓[中夏 ]会谈后决定，邀请北京参加会议”，在1923年 3月 30日关于罢工问题的讨论记录也说“邓——蔡——张太雷讨论湖北代表与张国焘之间的分歧”，都将邓中夏排列在陈独秀之后、蔡和森之前，说明邓中夏在第二届中央委员中排序第二。从“致中”的文章在《向导》的排列与邓中夏在第二届中央委员中的排序一致，可证“致中”即邓中夏。（参见李继华、冯铁金、周芳编注《李大钊轶文辑注与研究》，线装书局 2013年版，第 281—282页。）其实，马林上述工作记录中关于邓中夏的位序，与当时邓中夏在中央委员中负责劳动运动的分工有关系，但不能由此得出邓中夏在第二届中央委员中排序第二的结论。揆诸史实，邓中夏在第二届中央委员中也并非排序第二（参见中共二大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56页。），“致中”的文章并非都排在《向导》相应各期第二位。从“致中”的文章排序和邓中夏在中央委员中排名的设定，来推论“致中”就是邓中夏，是经不起推敲的。
推测“致中”为尹宽的笔名，尚未见实据。《向导》上署名“致中”的文章大多刊发于 1922—1923年，与尹宽当时在法国、苏俄的活动轨迹不符，尹宽 1922年 6月参与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 10月至 1923年 2月任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 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任总支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研究会主任（至 1923年 12月）。1923年 12月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夏回国后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事务。因此不可能是尹宽的作品。
署名“致中”的文章在《向导》上共计 6篇，即第 13期《离间中俄感情之宣传》（1922年12月 23日）；第 14期《丧尽利权之鲁案协定》（1922年 12月 30日）；第 20期《统一的国民运动》（1923年 2月 27日）；第31、32合期《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1923年 7月 11日）；第 49期《宪法与自治学院》（1923年 12月 19日）；第 148期《广州事变之研究》（1926年4月 3日）�！断虻肌吩缙诨旧习雌诔霭妫陨鲜觥爸轮小蔽恼碌姆⒈硎奔涫窍喽宰既返�，其中《离间中俄感情之宣传》和《丧尽利权之鲁案协定》两文发表于 1922年 12月，正值陈独秀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 1922年 11月 5日—12月 5日召开。陈独秀在 1922年 10月初回安徽，之后组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1923年 1月 10日从莫斯科回到北京。这两篇文章按理是不可能出自陈独秀之手的。曾经参与《向导》编辑工作的罗章龙证实，陈独秀主编《向导》时几乎每期都执笔为文，但是“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出国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时中断了一个时期”。（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年版，第 284页。）这也印证了上述“致中”的两篇文章不可能是正在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陈独秀之手笔。
《向导》作为党的政治机关报，中央主要领导人几乎都参与编辑和撰稿。马林在 1923年2月 4日至 10日工作笔记中证实，“整个中央委员会——《向导周刊》撰稿人”；还谈到下一步“计划”为“陈，蔡，邓，上海《向导周报》”，大意是说陈独秀、蔡和森和邓中夏三人负责编撰《向导》。（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年版，第121、124页。）从此期邓中夏的活动来看，他在 1923年 2月因为组织开滦等工人罢工，遭到北洋政府通缉，但仍坚持留在北京处理“二七”惨案的善后事宜。因此，《向导》1923年 2月 27日刊发的《统一的国民运动》一文，不大可能出自邓中夏之手�！断虻肌贰氨本┱涮乜拧保�7月 11日出版）的署名文章中，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刘仁静以及共产国际代表孙铎都在广州，聚集于《向导》编辑部，他们无论是在撰稿还是编辑方面都有便利条件。而邓中夏在出席党的三大后回到上海，从 6月19日至 7月 9日一直忙于党和团的指导工作以及上海大学教务（参见冯资荣、何培香编著《邓中夏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年版，第 143—144页。），所以从撰稿或邮寄（从上海到广州）的流程来看，7月 11日发表的《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一文，就不大可能出自邓中夏之手。就《向导》而言，当时具体负责编辑事务的主要是陈独秀和蔡和森，蔡和森“坚持原则，积极工作，着重协助陈独秀进行政治宣传，处理政治问题。他在中央局内的作用仅次于陈独秀”。（王健英：《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年版，第 43页。）《向导》编辑部即设在主编蔡和森的住所，他有编辑和撰稿的便利条件。正如曾经担任《向导》编辑的郑超麟所说： “《向导》的灵魂是蔡和森，每期都是以他的文章为中心�！保ā吨３牖匾渎肌罚ㄉ希�，东方出版社 2004年版，第 213页。）因此，在陈独秀出国期间《向导》上署名“致中”的文章，应当首先考虑是否出自蔡和森之手。
二、从文章内容推断部分署名“致中” 文章的真实作者
郑超麟指出：判断一篇文章归谁所写，“可以根据当时党内的宣传形势，文章的风格来分析，不难得出结论”。（《郑超麟回忆录》（下），东方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39页。）就陈独秀、邓中夏、蔡和森的语言风格来看，陈独秀不爱写长文章，不喜欢用典故。他的古文根底好，用词简洁，文字朴实，写文章习惯于用排比句式，抒发议论，一气呵成。他有时候用词随便，“老头子惯用的字眼，有一些同我们现在惯用的不同，有些字眼，我们以前用的，现在不用了，但他继续用。例如，我们现在用的是‘阶级斗争’，但他仍用‘阶级争斗’”。（转引自《郑超麟回忆录》（下），第 656页。）在陈独秀出国期间，《向导》上署名“致中”的文章，与此前及后来可以认定为陈独秀的文章在风格上并不完全一致。邓中夏是我党早期的著名理论家，但主要是研究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群众运动，撰写的时事评论文章并不多见。他在《向导》上没有发表过署名文章�！锻骋坏墓裨硕肪级┪露佬愕奈恼拢部梢苑穸ā爸轮小笔堑酥邢脑凇断虻肌肥褂玫谋拭�。蔡和森是中共早期理论家，他的文章理论性强，而且善于抓住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从复杂现象中揭示事件的本质，说理透彻，观点鲜明，
很有战斗性和说服力。他的文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多配以醒目新奇的标题，给人深刻的印象。诸如《请看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捣些什么鬼》（《向导》第 11期）、《吴佩孚真会拣便宜货》（《向导》第 7期）、《双管齐下的国际帝国主义》（《向导》第 4期）。他的文笔泼辣，语言生动形象，如“胡匪卖国贼”和“红胡子”（指张作霖）、“秀才爱国家”（指吴佩孚）、“吸血同盟”（指“九国公约”）、“联省‘闹剧’”（指联省自治运动），等等。以下根据三人的语言风格、用词特点和主要的思想观点，结合各自的活动，对笔名“致中”的文章作进一步考证�！独爰渲卸砀星橹�，刊于《向导》第 13期（1922年 12月 23日出版）。从发表时间来看，不可能出自正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陈独秀之手，已如前述。文章说到：中国报纸的这些反对苏俄的宣传“都是直接间接受外国帝国主义宣传员之支配的”；“这又不知道是那个侵略家造的谣�；蛘呤侨毡疽崛≈卸罚仍煨┮パ宰鼋蹇诘淖柿习��！薄八蟹炊运斩淼男蛞パ�，都不过是想离间中俄人民的感情的，中俄人民的共同敌人——外国侵略家——时常使用离间计，或反令使中俄人民的关系亲密罢”。这些内容不仅与《向导》第 10期《外国资本家的宣传员真聪明》（署名“田诚”）在思想上密切相关，观点也很相似。而且，与同期《向导》的《国人对于苏俄的同情》（署名“和森”）所说“这种对于苏维埃俄罗斯的同情，极其重要，不但促进两民族的感情和利益，而且与中国的解放有很大关系，因为我们要从世界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便非与苏俄联盟不可”，在主题上有明显的关联�？梢运�，这三篇文章都符合蔡和森此期宣传中俄联合思想的特点。而且，文中出现的“侵略家”“外国侵略家”等，都是蔡和森的习惯用语。从《向导》第 28期《美国不是外国，冯玉祥不是军阀？》等文章来看，陈独秀则喜用“外国侵略者”。此外，文中“外人为�；で让竦纳撇�，已忍无可忍，怪不得他们有这种主张”的讽刺语言，都类似蔡和森政论文章的风格。
《丧尽利权之鲁案协定》，刊于《向导》第 14期（1922年 12月 30日出版）。从刊发时间来看，该文也不可能是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陈独秀的手笔。该文与“振宇”的《可惊可骇的交还威海卫条件》（《向导》第 12期）在主题内容上非常类似，“退名不退实的假面具”等语言风格亦类似于蔡和森。而且，文章开篇就说：“本报对于山东问题，虽然发表过好几次意见，但是还有讨论之必要。 ”更接近《向导》主编的口气，在内容上与《可惊可骇的交还威海卫条件》的“本报关于英国帝国主义退还威海卫问题，曾经指摘过几次”也基本相同。此外，蔡和森《山东人民为威海卫交涉之奋斗》（《向导》第 46期，署名“和森”）提出的“迅速手段”是“立即动员，排斥英货”，与《丧尽利权之鲁案协定》的思想很相似，而与陈独秀《英国帝国主义者所谓退回威海卫》（《向导》第 4期，署名“独秀”）的思想迥异。因此《丧尽利权之鲁案协定》当为蔡和森的手笔。
《统一的国民运动》，刊于《向导》第 20期（1923年 2月 27日出版）。该文与陈独秀《怎样打军阀》（《向导》第 21期，署名“独秀”）的思想基本一致，其中的一些观点在后文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可以断定后文就是前文的扩展。据此可以断定该文为陈独秀所写。如前所述，《统一的国民运动》署名的“致中”，在 1924年《向导》汇刊第一集目次中改为“独秀”，进一步证明该文出自陈独秀之手。
《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刊于《向导》第31、32合期（1923年 7月 11日出版）。文中说：“国民党能做这种违反民意的事，甘为国民公敌吗？国民党若真与曹锟携手，那真是自杀了！”“若孙中山可与曹锟携手，那末，岂不是孙中山和陈炯明沈鸿英走到一条道路？”又说：“另有一班所谓‘民党’的人，在暗幕中鼓吹孙中山曹锟携手，和曹锟嫡裔温大烟灯南北呼应，这是什么一种勾当！这是什么一种民党！”严厉批评国民党要人对于孙中山曹锟携手说的错误态度。陈独秀几乎没有公开发表过直接批评孙中山的文章，在同期《向导》发表的《北京政变与国民党》中说：“此时国民无论对何派人都绝望了，所希望能救国的只有国民党。在此重大时机，国民党就应该起来统率国民做革命运动，便应该断然抛弃以前徘徊军阀之间，鼓吹什么四派势力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绷砦摹端锊芄恍至�？》（《向导》第 26期，署名“独秀”）也只是反对孙中山曹锟携手，不承认孙中山曹锟携手的说法，并没有直接批评国民党。只有蔡和森在《向导》上敢于公开批评胡汉民、汪精卫等国民党要人，甚至敢于批评孙中山，而且他的批评比陈独秀更严厉更尖锐。他的《辟孙曹携手》（《向导》第 21期，署名“和森”）批评一些政客制造的孙曹携手的空气，“一面为军阀政客三梦合一的产物（有梦想总统的，有梦想总理的，如温世霖、杨度等则梦想总长）；一面为北洋派统治中国的弄猴政策，这种政策的内幕，不过是教孙中山向北洋派投降罢了�！薄八镏猩饺艨珊筒茱啃郑艨擅蜗胗氡毖笈赏仔赐持沃泄�，那么，早就应该效化康有为、梁启超，何必革命？”该文的思想内容与《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非常接近。而且，蔡和森《北京政变与各政系》（《向导》第 31、32期合刊，署名“和森”）对孙洪伊派的批评，在《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中也得到说明。前者特别提到，对于“经纪于曹吴与英美之间的外交系”，“吾人已于另篇详言之，此处不必赘述”，所谓“另篇详言”就是同期的《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吾人”当是蔡和森自称，也是《向导》编辑们的自称。此外，陈独秀的《对等会议与孙曹携手》（1924年《向导》汇刊成册时，在目录上署名“独秀”）指出，所谓对等会议“不过是孙曹携手的变相名词”；所谓孙中山曹锟携手“不过是劝孙降曹的变相名词”，政客们提出这个名词，“这是因为他们有的想靠曹做总理，有的想靠曹做总长”，这与蔡和森《辟孙曹携手》的批评主题相同，但蔡和森的批评显然比陈独秀更尖锐更深入，故推断《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更可能出自蔡和森之手。
《宪法与自治学院》，刊于《向导》第 49期（1923年 12月19日出版）。陈独秀在12月 21日给蒋梦麟、胡适的信中谈到：“国立自治学院，为张君劢所主持，此院名称不见于新学制，且北京教育费奇窘，焉有余勇本年即以七万九千二百元举此？究竟内容如何，京学界对此有无抗议，均求详示�！闭獗砻髁顺露佬愣哉啪郊捌渥灾窝г旱呐捞取！断芊ㄓ胱灾窝г骸肪退档剑骸扒肟丛诠诵＞讶绱死训谋本┱尤灰云咄蚓徘Ф僭啪桨焓裁唇兆灾窝г�，听说还是在国立名义之下，不知道这种自治学院，是否教育部规定的现行学制所有？”又说：“现在又以拥宪之功来办理自治学院，不知要毒害多少青年�！薄敖窈笳飧鲎灾窝г翰恢酪炀图付唷灰侥源簟乃趁窭矗课睾粝芊�，呜呼自治学院！呜呼‘不要战脑袋要紧’的江苏人。 ”显然也是坚决反对成立自治学院，而且文中所引的数据与上述陈独秀的信完全相同，思想逻辑亦可相互印证。由此可以认为，该文应出自陈独秀之手。
《广州事变之研究》，刊于《向导》第 148期（1926年 4月 3日出版）。该文开篇就说：“三月廿日广州事变之真相，我们现在虽然还未能详知其巨细颠末，而大致已经明白了：此事关系中国革命运动影响颇大，值得我们加以研究。研究之方法，不应该从自己的主观做出发点，而且应该综合各项消息，依据事实证明那些消息是可靠的，那些消息显然是谣言，然后所得的结论方近于正确�！币恍┭芯空呷隙�，彭述之在《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交代了《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的写作背景，亦确信“致中”即陈独秀的笔名。（参见任建树：《关于识别陈独秀笔名的几点意见——兼答吴稚甫同志》，《民国档案》1992年第 1期。）从思想观点来看，该文揭示了有关广州事变的最可靠的消息，批评国民党右派的各种谣言，指出事变之主动者是国民党右派，事变之中心问题是中山舰开赴黄埔惹起了蒋介石的疑惧。得出的结论是：“事变的主动者，无论出于共派倒蒋之阳谋或出于右派倒共之阴谋，都应该受国民及国民政府严重的惩治�！闭庥胪凇断虻肌返摹吨泄锩屏ν骋徽哂牍阒菔卤洹罚ㄊ鹈岸佬恪保┰谒枷肷鲜腔疽恢碌�。后者明确指出：“国民党内的一般右派及国民党外的一般右派，一向号召反俄反赤反共，这是实行帝国主义者分离中国革命势力的根本政策；广州事变之根本原因，仍旧是这个政策的应用。 ”从而极力否认右派所谓此次剧变是由于共产党阴谋推翻蒋介石，建立工农政府之谣言。故断定出自陈独秀之手，“致中”即陈独秀的笔名。
三、结 语
从上述“致中”文章的考订可知，其中《离间中俄感情之宣传》《丧尽利权之鲁案协定》和《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当为蔡和森所写；《统一的国民运动》《宪法与自治学院》和《广州事变之研究》应为陈独秀所作。由此看来，“致中”是蔡和森和陈独秀共同使用的笔名。如果说“致中”是陈独秀的笔名，则前三文是蔡和森代出席共产国际会议的陈独秀所写。对此，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达在 1949年 12月曾非常明确地说：“至于他（陈独秀——引者注）在第二次大会以后所发表的东西，主要的是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代笔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7页。）1955年 8月2日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回忆》李达又说：“《向导》上署他（陈独秀——引者注）的名字的文章，大都是同志们代写的�！保ㄖ泄仓醒氲呈费芯渴�、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 145页。）通过对笔名“致中”的考订，可以证实陈独秀的一些文章确由蔡和森等人代写。在陈独秀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期间，蔡和森以“致中”笔名发表文章，正好填补陈独秀远在莫斯科不能为《向导》撰文而留下的空白，直到陈独秀回国后继续用“致中”的笔名撰写文章。这也印证了罗章龙的如下说法：因为《向导》是党中央的机关报，许多重要文章都是由蔡和森与陈独秀亲自撰写。（参见《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60—61页。）当时担任《向导》发行工作的徐梅坤在回忆中也证实：“陈独秀和蔡和森负责编辑工作，也是《向导》的主要撰稿人。 ”（徐梅坤：《九旬忆旧——徐梅坤生平自述》，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年版，第 21页。）在陈独秀出国期间，蔡和森以其在党内和《向导》周报社的重要地位，不仅代理了陈独秀在《向导》的部分编辑工作，而且完成了原来陈独秀担负的撰稿任务。在陈独秀回国后因故不能撰文时，蔡和森仍以“致中”的笔名代陈独秀撰写文章，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央机关刊物和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在《向导》周报的权威和影响。
〔作者李永春，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湖南湘潭 411105〕
（责任编辑：宿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