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星照耀中国·长征》章勘误看红军长征的若干细节
从《红星照耀中国·长征》章勘误看红军长征的若干细节
胡为雄
[摘要]《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五章《长征》中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比如，德国的冯·法根豪森在第五次“围剿”时是不是蒋介石的首席顾问，是否参与了第五次“围剿”中施行的反动的新军事原则的策划；红军进入贵州时是否有“一二十万的军队的迎击”；红军进逼昆明时蒋介石与其夫人是否乘火车逃往印度支那；红军通过的贵州、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居住的是否为“苗族和掸族”；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时勇士有多少位；红军沿大渡河进军时是否有两支队伍夹江同行的情况；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其兵力是多少；是否有所谓“三国时代的英雄豪杰及众多勇士横渡大渡河时都曾遭失败”的史实；红军渡金沙江的渡口是否叫“皎平渡”；红军过雪山时攀越的一处荒凉山岗是不是叫“炮铜岗”；中央红军北上时，留下的是否是朱德和李先念；红军过草地时，一个萝卜“够十五个人吃”的说法是否准确，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勘误过程，可以反映出红军长征的若干珍贵细节。
埃德加·斯诺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中的第五章《长征》，有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这其中既有人物、事件、史实方面的，也有地名方面的；既有原著本身的，也有汉译本因翻译不准确造成的。这些问题，有的可能与斯诺本人有关，也有的可能与当事人即红军领导人的不准确记忆与叙述有关。本文对这些问题作些勘误，并由此反映红军长征的若干珍贵细节。
（一）德国人冯 ·法根豪森在第五次“围剿”时是不是蒋介石的首席顾问、是否参与第五次“围剿”中施行的反动的新军事原则的策划
斯诺写道：“据说第五次‘围剿’主要是蒋介石的德国顾问们策划的，德军著名的冯·法根豪森将军当时是蒋总司令的首席顾问�！保�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Revised andenlarged edition，Published by Pelican Books 1972，p.215216.）这种说法造成的影响广泛，但不太准确。
从 1928年至 1938年间，先后有五位德国退役军官出任过蒋介石的军事顾问。首任是鲍尔（Max Hermann Bauer），他 1928年 11月率顾问团来华，半年后患病去世。第二任为克利伯尔（Hermann Kriebel），他于 1930年 5月辞职归国。第三任佛采尔（Georg Wetzell）1930年 5月来华履职，在对江西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中，他为蒋介石制订的“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法惨遭失败。（江涌主编《蒋介石的真实侧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版，第 34页。）继之来华 的是塞克特（Han yon Seeckt），他是德国前陆军总司令，1933年 5月来华作过短期访问，于同年 10月回国。1934年 4月，塞克特再次来华，蒋介石授予他“委员长委托人”和“总顾问”双重头衔。（吴景平：《国民政府时期的大国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第 278页。）因年老体弱，塞克特 1935年 3月辞职回国，不久病逝。
随塞克特 1934年 4月来华的，还有法根豪森（Genenaheutnant Falkenhaulen）。有资料指出，塞克特的工作“实际是由法根豪森中将代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下）》，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年版，第 559页。），但在重要军务方面，塞克特还是亲自过问，蒋介石也很看重塞克特的意见。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参谋团主任的谢藻生在记录第五次“围剿”中的见闻时写道：“蒋介石关于军事作战问题，都以赛克特所言为主。”（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 21辑，1992年版，第274页。）并且“蒋介石给予塞克特的地位之高，权势之大，是其他任何外国顾问无法企及的”（吴景平：《国民政府时期的大国外交》，第 278页。）。1935年 3月，法根豪森才掌管顾问团，成为最后一任德国顾问团长。而 1934年 10月，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开始了长征，因此，第五次“围剿”时，他并不是蒋介石的“首席顾问”。
那么，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战略战术是如何产生的呢？ 1933年 5月，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由他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6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集了一次所谓“剿匪”会议，专门讨论了第五次“围剿”的战略战术。行营第一厅第二处第六课上校柳维垣等人在这次会上提出的普遍推行“堡垒政策”的建议，为蒋介石所采纳。（曾汉辉主编《巍巍松毛岭》，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 260页。）谢藻生回忆，柳维垣所拟的这个计划，蒋介石亲阅后，“立时转交德国军事‘顾问’团长赛克特研究，赛克特认为这是‘妙计’”（《江西党史资料》第 21辑，第 276页。）。在南昌会议上，除了讨论决定了军事战略方针以外，蒋介石还进一步强调要贯彻他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围剿”方略，使政治与军事相辅而行，用种种方法来彻底摧毁苏区“所有一切的组织及共产党在民众中的一切潜势力”。（曾汉辉主编《巍巍松毛岭》，第 261页。）当时，除了塞克特为首的德军顾问团以外，蒋介石还聘请了以裘特为首的美国军事顾问团，以劳地为首的意大利军事顾问团�！罢馊觥宋省牌饺赵陉袅�，有时来到南昌，南昌设有高楼大厦一座，专供‘顾问’团住用，名曰‘顾问办公厅’�！比龉宋释鸥饔薪ㄒ椋饧制缡�，蒋介石往往倾向塞克特的意见。（《江西党史资料》第 21辑，第 273—274页。）第五次“围剿”的具体办法是：先成立“庐山军官训练团”，调集中、上级军官轮流受训，讲授心理战；再应用杨永泰的“政治剿匪论”进行“政治围剿”“文化围剿”“经济围剿”“交通围剿”等政治战；加上戴岳、柳维坦等的“碉堡政策”，驱使数十万军队作军事战。（参见《江西党史资料》第 21辑，第 276页。）以上种种情况来看，法根豪森应该没有策划第五次“围剿”的战略战术。
大体说来，虽然蒋介石聘请了外国军事顾问，也厚待德国的塞克特和法根豪森这两任顾问团长，但第五次“围剿”的战略战术主要是南昌行营蒋介石的将领们制订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指出：柳维垣、戴岳等的意见最后“被蒋介石采纳了”，这便是“第五次‘围剿’中施行的反动的新军事原则产生的过程”。（《毛泽东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273页。）
（二）红一方面军进入贵州时是否有“一二十万的军队的迎击”
斯诺的原文是“a reception committee of a couple of hundred thousand troops”（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Revised andenlarged edition，Published by Pelican Books 1972，p.221.�。�，胡愈之译为红军在贵州遇到了“二十万的联合军队”（《胡愈之译文集》（下），译林出版社 1999年版，第 276页。）的迎击，董乐山译为红军在贵州遇到了“一二十万的军队的迎击”（〔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三联书店 1979年版，第 165页。）。原文所说的“一二十万军队”，这应是红军最高指挥人员对敌情的估计，但当时敌情千变万化，远比这要复杂。
实际上贵州境内并没有这么多的军队“迎击红军”。在西南军阀中，黔军最弱，共为“5
个师 34个团，约 4.5万人”（元江：《长征时期红军和国民党军在四川兵力的考订》，《四川党史》1997年第 6期。），且内部分成王家烈、犹国才、侯之担、蒋在珍四个派系，他们争权夺利，彼此之间矛盾很深。1934年 12月中旬中央红军进入贵州时，贵州省主席兼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所能直接调动的，只有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共十五个团的兵力”�！岸�，这些贵州军阀的部队，都是有名的‘双枪兵’（即每个士兵除有一支步枪外，还带有一支鸦片烟枪），战斗力极差�！薄耙虼耍醒牒炀肭鲋�，一触即溃，进军极为迅速�！保ɡ畎草幔骸冻ふ魇贰�，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6年版，第 73页。）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时，黔军遭到重创，后被蒋介石收编。
不过，若是指贵州一带或指西南地区，围追堵截的红军的兵力就比较多了。有军史学者对贵州、四川、广西、云南以及湖北诸省围追堵截川黔边红军的总兵力作过考证。除了黔军约 4.5万人外，还有国民党中央军 9个师 32个团，共计 8万余人，因为“沿途逃亡、疾病、落伍已减去大半……剩下不足五万”；川军的 12个旅 39个团，共约 7万人；滇军的 3个旅，及临时配属的几个步兵团等，共计约 1.5万。综上，国民党中央军及川、滇、黔 3省地方军，在川黔边参加“追剿”中央红军的部队共 110余团、20来万人。再加上布防于湘黔边和黔东的湘军 4个师 22个团约 3.7万人，布防于黔南都匀地区的桂军 2个师 6个团 1.2万人，以及 3月下旬由黔东开抵遵义及其南北防堵之湘军第 53师、4月入黔的中央军第 54师，整个在贵州“追剿”的国民党军加起来，共是 150余团约 28万余人。（参见元江：《长征时期红军和国民党军在四川兵力的考订》，《四川党史》1997年第 6期。）
当然，根据笔者对党史材料的综合分析，在这些军队中，有的军队尾随红军，但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同红军作战，如中央军的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有的只是布防，没有参与围堵，如中央军上官云相第九军的四十七、五十四师，桂军廖磊第七军的十九师、二十四师；有的地方军怕蒋介石收买自己的军队将领，采取追而不堵的策略。这些正好被红军利用，最终成功突围北上。尽管有多省的军队参与围追堵截红军，但除了 1935年 1月薛岳率领两个军进驻贵阳，接管贵阳城防，迫王家烈下台外，其他军队并没有深入贵州，更谈不上“迎击红军”了。
（三）红军进逼昆明时蒋介石与其夫人是否乘火车逃往印度支那
斯诺写道：“1935年 5月初，红军突然挥师南进云南，这是中国与缅甸及印度支那接壤的地方�！蛟颇细慕槭救擞肫浞蛉�，慌忙爬上法国火车去了印度支那�！保�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Revised andenlarged edition，Published by Pelican Books 1972，p.221.）这是不确的。
1935年 3月 24日，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督战。4月初，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乘虚进军云南，又以一部兵力佯攻贵州息烽，主力前锋逼近贵阳。当时贵阳守军只有第九十九师 4个团，兵力单薄，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十分惊惧。他急令其“追剿”军火速增援贵阳，同时令守城部队赶修工事、死守飞机场，并准备轿子、马匹和向导，准备随时逃跑。
蒋介石 5月 10日从贵阳飞抵昆明指挥对红军作战时，红军已渡金沙江北上，蒋介石并无惊险，更没有与夫人乘火车逃往印度支那的事情发生。红军进逼昆明时，倒是军阀龙云大惊失色，他电催各部队支援，这使滇北、金沙江南岸防守力量削弱，为红军北渡长江创造了条件。根据相关史料，“5月 9日，红军主力全部渡过了金沙江。在此期间，在滇黔边单独行动的红九军团也由水城地区西进，攻占宣威、会泽，并在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区渡过了金沙江”（许农合主编《解放档案》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 357页。） �！�5月 10日，蒋介石到昆明，翌日曾偕夫人宋美龄及高级将领何应钦等人，在龙云、卢汉陪同下游览海源寺�！保� 昆明市西山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山区志》，中华书局 2000年版，第 663页。）
（四）红军通过的云南、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地居住的是否为“苗族和掸族”
董乐山译本将红军通过贵州和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译成“苗族和掸族”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第 169页。）聚居地，其实红军通过的应该是“苗族和瑶族”的聚居地。
掸族（Shah）是缅甸少数民族之一，与泰国的泰族、中国的傣族同源异称。一部分人聚居在缅甸东北部的掸邦境内，其余则散居在克钦邦、克耶邦以及上亲墩（Upper Chindwin）、杰沙和缅甸本部。（参见《东南亚历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5年版，第 381页。）而瑶族是我国南方人口较多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广西、湖南、广东、云南、贵州、江西等�。ㄇ┑� 130多个县市内。（参见朱从兵等：《民族传统文化与当代民族发展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 157页。）所以，此处“掸族”应为“瑶族”。而苗族的翻译无误。苗族是我国南方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湖南、贵州、广西、海南、四川、云南等省。云南全省绝大部分县（市）均有苗族分布。（参见谢崇抒等：《中国云南少数民族音乐考源》，上海三联书店 2012年版，第 231页。）
（五）红军强渡大渡河时的勇士有多少位
斯诺写道：“五个连中挑出 16名自告奋勇者乘这第一只船过河。”（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Revised andenlarged edition，Published by Pelican Books 1972，p.226.）其实，红军强渡大渡河的红军勇士共有 18位，其中乘第一只船过河的是 9位。
1982年 4月 27日，当年指挥渡江的杨得志致信《历史研究》编辑部，对强渡大渡河的红军勇士的人数问题作了回答：“我们挑选了十七名同志组成奋勇队，分两次强渡，第一船由连长熊尚林带队，过九人，第二船由营长孙继先同志（现任济南军区顾问）带队，又过九人，我是第三船过去的�！薄耙虼�，我们可以把奋勇队十七位同志称为勇士，若把当时的营长孙继先同志算进去，称十八勇士也没有错�！保ㄑ畹弥荆骸肚慷纱蠖珊拥暮炀率渴嵌嗌俑�？》，《历史研究》1982年 4期。）
（六）红军沿大渡河进军时是否有两支队伍夹江同行的情况
斯诺写道：“当主力部队沿南岸向西推进时，已在北岸的红一师也开动了。峡谷两岸有时很窄，两路红军隔河呼喊彼此可以听见；……这两支先遣部队昼夜兼程。”（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Revised andenlarged edition，Published by Pelican Books 1972，p.228.�。�
据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回忆，1935年 5月 26日，中革军委发出夺取泸定桥的指令。5月 28日清晨，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接到命令：限于明天夺取泸定桥。战士们表示：“坚决执行军委命令，一昼夜走完二百四十里，明天六点以前赶到泸定桥�！保ㄑ畛晌洌骸堆畛晌浠匾渎肌飞喜幔夥啪霭嫔�2005年版，第 116页。）杨成武还回忆道：“我们正在发愁。突然，对岸出现了几点火光�？吹秸饣鸸獠挥晌倚耐芬涣�，还没来得及细想，对岸的火光，刹那间变成了一串火炬，原来敌人是点着火把在赶路，增援泸定桥。“
”‘我们也可以点火把 !’敌人的火把给了我们启示。闪过这个念头，我立即找黄开湘同志商量，他认为是个好办法，但提出必须慎重。他说，我们与敌人仅一河之隔，如果敌人向我们联络，怎么办？这时，我忽然又想到了今天与昨天消灭、打垮的一个团的敌人，他们的番号不是现成的吗？ !”“一切都准备妥当了。我们点上火把，又开始了急行军。部队兴高采烈地举着火把挺进。大渡河两岸，敌我双方的火把在夜空中焚燃，隔水相望，就象在山谷里盘动的两条火龙，把几米外的大渡河水映得通红�！保ㄑ畛晌洌骸堆畛晌浠匾渎肌飞喜�，第151、152页。）所以，当时曾出现过的应是国民党军隔着大渡河在对岸与红军并行行军的情形。
（七）红军飞夺泸定桥时的勇士有多少位
斯诺写道：“必须在敌人援军赶到之前夺取这座桥。于是再一次征求志愿者，红军战士一个个站出来甘冒生命危险，在这些自告奋勇的人中挑选出了 30人。”（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Revised andenlarged edition，Published by Pelican Books 1972，p.229.�。┑话闳衔啥徙蚨ㄇ诺挠率渴� 22位。
事实上，关于飞夺泸定桥的勇士，到底是21名，还是 22名甚至是 23名，也不是完全清楚的。比如一八六期的《战士》报，上面写的就是“二连 21个英雄首先爬铁链冒火过河”。现在，根据杨成武发表在《星火燎原》上的著名回忆文章《飞夺泸定桥》，人们把飞夺泸定桥的勇士定为 22名。由于当年战事非常紧张，打完泸定桥，部队又继续向前打，22勇士的名字没有来得及记下来。据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党总支书记的罗华生回忆，当年的 22勇士，是他亲自到二连挑选出来的。突击队的任务是二连连长廖大珠抢下来的，就由廖大珠担任突击队的队长。（参见李砚洪等：《星火燎原：你所不知道的红军故事》，同心出版社 2006年版，第 89页。）
（八）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其兵力有多少
斯诺写道：“在懋功与南方布尔什维克会师时，徐向前的军队约有 5万人。”（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Revised andenlarged edition，Published by Pelican Books 1972，p.233.）史实是否如此呢？
据考证，1933年 10月宣达战役后川陕苏区的鼎盛时期，红军的最大兵力约 8万人，但接着开始的反川军六路围攻作战，历时 10个多月，虽获歼敌 8万余人的重大胜利，但自己也损失二三万人。所以，红四方面军渡嘉陵江开始长征时，有 6万人左右。1935年 3月底，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此后，部队在嘉陵江、涪江之间的江油、中坝、剑阁等地大量扩军，共得 1.3万余人。此时，红四方面军兵力又回到 8万人左右。（参见元江：《长征时期红军和国民党军在四川兵力的考订》，《四川党史》1997年第 6期。）对这一过程，一些党史、军史资料也有相关记载：“1933年，红四方面军总兵力达到 8万人，川陕根据地进入鼎盛时期�！保ā吨泄嗣窠夥啪繁嗉被岜唷吨泄嗣窠夥啪罚ㄏ拢�，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2583页。）“强渡嘉陵江战役之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涪江地区休整，同时发动群众，筹集粮物，扩充红军。各部队大量补充了武器、弹药、粮食、被服、经费、兵员等。红四方面军总兵力这时达 8万多人。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等编《红色铁流：红军长征全录》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年版，第 49页。）可见，到 1934年 4月，强渡嘉陵江战役后，红四方面军兵力应为 8万多。
1935年 4月下旬，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云南省金沙江西岸。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决定突破川军邓锡侯部在四川土门、北川河谷设置的防线，发起了土门战役。这场战役从 4月底开始到 5月 22日结束，红四方面军取得胜利，歼敌 1万余人。（参见郭德宏主编《长征档案》中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年版，第 817页。）5月底，红四方面军又派出三个师各一部由岷江地区兼程西进，扫清敌人。6月 8日，红九军向懋功县守敌发动进攻，歼敌 2个营及反动民团约 1000人，占领懋功城，随后又进占懋功以东的达维。（参见郭德宏主编《长征档案》中卷，第 522页。）6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强渡嘉陵江后，红四方面军除了土门战役，并未进行大规模战役，而土门战役也是在歼敌 1万人的情况下取得胜利，所以，战斗减员不会太大。最终会师时，兵力可能不足八万，但不会相差太远。
（九）“三国时代的英雄豪杰及众多勇士横渡大渡河时都曾遭失败”，是否有这种史实
斯诺写道：“横渡大渡河是长征中最为关键的一着，红军要是失败就会有灭顶之灾。这样的命运历史上已有先例。在偏僻的大渡河两岸，三国时代的英雄豪杰及众多勇士都曾遭失败�！保�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Revised andenlarged edition，Published by Pelican Books 1972，p.224.）
三国时代蜀国的将士们有“渡泸”的著名事迹，但并未曾遭失败，当然也有些损失。蜀汉建兴三年（公元 225年）春，诸葛亮率南征西路大军从蜀都（成都）出发，至西昌平定越嶲高定叛乱之后，南下渡泸水进入云南，至昆明与中路大军李恢会师，后又与马忠的东路大军会师，马忠此时已平定牂牁朱褒之乱。据《三国志·后主传》：“建兴三年十二月，亮还成都。 ”可见，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平定叛乱，是获胜而归。
历史上称为泸水的有两条江，一是四川雅砻江下游以及与金沙江交汇一段，一是云南怒江。郦道元在《水经注》第 36卷中这样描述“泸江水”：“多瘴气，鲜有行者。”（〔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陈桥驿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版，第 671页。）正与诸葛亮渡泸时士兵多有中毒而死的史事相合�！端ⅰ分谢挂兑嬷菁恰吩疲骸般蛩闯鲇谇迬Q，下三百里曰泸水。”（〔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陈桥驿点校，第 672页。）益州即今成都，而诸葛亮所平定叛乱的四郡之一，就在益州南。因此，说泸水是金沙江是比较可信的。毛泽东在当年指挥渡金沙江时曾这样说：“想当年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3月从成都出发，‘5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地。泸水就是现在的金沙江，马岱过泸水的 2000人，中水毒就死了 1500人。真是历史的巧合，我们也是 5月渡泸水，但我们要做到不死一人一马，否则，我们怎样向历史做出交待呢 !”（李新芝等主编《毛泽东纪事（1893—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45页。）
杨成武在回忆红军飞夺泸定桥时，特地说到了大渡河与泸水的关系：它们是指同一条河。杨成武说：“泸定桥飞架于大渡河上。这里古称‘泸水’，诸葛亮所谓‘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就是指这一带。”（杨成武：《杨成武回忆录》上册，第 151页。）不论金沙江是泸水，还是大渡河是泸水，总之，诸葛亮率军渡泸未遭失败。虽然手下将士马岱领军过泸水损失 1500人马，但诸葛亮南征总体上胜利了。
（十）红军渡金沙江的渡口是否叫“皎平渡”
董乐山译《西行漫记》将渡口译成“皎平渡”：“有一营红军突然悄悄地倒过方向，强行军一天一夜，象奇迹一样，走了八十五英里，到傍晚时分到达附近其他一个唯一可以摆渡的地方──皎平渡�！保ā裁馈嘲５录印に古担骸段餍新恰�，董乐山译，第 167页。）这是音译，正确的地名叫“绞平渡”。现在一般把红军渡过金沙江的渡口合称为“绞车渡”。
这个金沙江南岸渡口今属云南省禄劝县皎西公社绞平大队，叫“绞平渡”；北岸渡口，今属四川省会理县通安区四一公社金江大队，叫“中武山渡口”。据当年为红军划船渡江的船工口述 :红军在绞平渡巧渡金沙江成功后，次日只征得渡船四只，难以迅速渡过全部红军，于是当夜船工李友才领着红军去鲁车渡，寻找到两只渡船，顺流划向绞平渡。这样就依靠六只渡船抢渡金沙江。又据船工陈月清口述 :绞车渡口是绞平渡和鲁车渡的合称。红军在绞平渡过江时，在绞平渡弄得四只船，在鲁车渡弄得两只船，因而称红军渡江点为绞车渡。所谓“皎平渡”系“绞平渡”之误，而“绞车渡”则是“绞平渡”与上游“鲁车渡”的合称。后来的刘伯承《回顾长征》、张爱萍《从遵义到大渡河》、肖应棠《巧渡金沙江》等等都称该渡口为“绞车渡”。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挂图或分省地图）也都标明该处渡口为“绞车渡”。（参见王廷科：《红军长征几个史实的考证》，《历史研究》1981年第 1期。）
（十一）红军过雪山时攀越的一处荒凉山岗是否叫炮铜岗
董乐山的译文是：“更难的是爬荒凉炮铜岗。”（〔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第 175页。）到底是不是“炮铜岗”呢？
亲历者刘型认为，“炮铜岗”系“炮筒岗”的误译，因这山势像炮筒故名炮筒岗。（参见刘型：《黄洋界保卫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 144页。）而张爱萍之女张小艾到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新建乡苦蒿沟专门寻访此地，实地考察后，得知此岗本名为“泡桐岗”。当年张爱萍长征时劈山开路，差点累倒，对翻越此岗的印象特别深刻。张小艾在《寻找泡桐岗》一文中说：泡桐岗这个山名还有好几种叫法：“抱通岗”“炮通岗”“炮铜岗”。泡桐岗位于二郎山山系最南端、大野牛山东侧，是紧贴南北走向二郎山断裂带的一个弧形构造山岭，海拔 2301米。当地人曾告诉红军，泡桐岗又叫苦竹山。进到竹林中才知何为苦：前山的原生竹林清一色四川方竹，密不透风，阴暗潮湿的地上落叶混着稀泥没过脚踝，走步如踩滑板，全仗手抓竹竿保持平衡。张小艾还提到，1936年，红军的“五老”之一谢觉哉日记中称此山为抱桐岗；《彭雪枫传》中称此山为泡桐岗。 （参见张小艾：《寻找泡桐岗》，新浪博客。）泡桐是一种桐木，或许是因岗上曾多此木而得名。其他同音或近音的叫法可能是民间传讹所致。
（十二）中央红军北上时，留下的是否是朱德和李先念
根据斯诺记述，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红军继续北上时，李先念（Li Hsiennien）（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Revised andenlarged edition，Published by Pelican Books 1972，p.234.�。┖椭斓乱黄鹆粝吕戳�，这是不准确的。斯诺可能误把刘伯承当成了李先念。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两河口召开会议，讨论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并作出“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 226页。）的决策。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精神，中革军委制订了《松潘战役计划》，由红一方面军为左路军，红四方面军为中路军、右路军和岷江支队。（具体的进军部署在《中革军委松潘战役计划》中有详细说明。参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 396页。）根据《李先念年谱》，6月底到 7月初，李先念“率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两个团、第八十九师一个团暂编入左路军，从卓克基、康猫寺、马塘等地，向松潘西北黄胜关、两河口地区开进，协同红四方面军主力进攻松潘”；7月 2日，“率部同红一军团翻阅长板山雪山，进至芦花、黑水地区”。（《李先念年谱》第 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 111页。）可见，李先念是作为左路军，和红一方面军一起北上的，没有留下来。朱德此时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刘伯承担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根据计划，“中央军委及总司令部随中路军行进，约七月三日开到马塘附近”（《朱德年谱》（新编本）（上），中央文献研究室2006年版，第 513页。），所以，朱德和刘伯承是和中路军一起行进的。
然而，由于张国焘的拖延，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因敌情变化不能实现，8月上旬，红军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制订《夏洮战役计划》。调整进军部署：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的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一、三、四、三十军为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刘伯承率一部随左路军行动。（参见《刘伯承年谱（1928—1986）》，解放军出版社 2012年版，第 70—71页。）《李先念年谱》也指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李先念年谱》第 1卷，第 115页。）。因此，中共中央随右路军北上时，刘伯承和朱德、张国焘一起留在左路军。李先念由于担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治委员，第三十军被归入右路军，所以，他并没有留下来，是和中共中央一起北上的。
（十三）红军过草地时一个萝卜是否“够十五个人吃”
董乐山的译文是：据毛泽东说，萝卜大得可以一个“够十五个人吃”（〔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第 170页。）。这是不确的，可能是由于斯诺在书中加的一个注释引起的。斯诺在该注中说：“西藏高原空气稀薄，蔬菜作物在短短的生长季节里，个头要比‘正常的’大5到10倍�！保�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Revised andenlarged edition，Published by Pelican Books 1972，p.235.）斯诺使用的原词是Turnip，该词有“萝卜”“蔓菁”等义。亲历长征的刘型曾指出：“萝卜”实是“蔓菁”之误。后者长得圆大扁平耐寒味甜，适宜在高寒地区生长，当时因缺乏粮食，一个“蔓菁”分给“十五个人吃”，不是“够十五个人吃”。（刘型：《黄洋界保卫战》，第 144页。）
〔作者胡为雄，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北京 100091〕
（责任编辑：茅文婷）
（来源：《党的文献》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