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１年岁末，存在了７３年之久的苏联最终解体。这一事件是２０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它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的最后终结，４０多年来始终在国际政治中起支配作用的两极格局彻底瓦解，一种新的、人们尚不熟悉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在这个巨大冲击的影响下，国际关系开始了新的分化组合，各种矛盾都处在急剧的发展变化之中，中美关系的基础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适应新的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为中美关系重构一个相对稳定的基础，是中美两国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试就苏联解体之后国际形势的特点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中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所采取的基本方针，做一点初步分析和研究。
一、苏联解体后国际形势的特点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苏联的骤然解体，使国际形势的大变局突然展现在世人面前。与历史上的历次变局不同，这次变局未经热战的催生就在冷战之中降临世间。由于变化的突然，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过程将延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内，国际形势的演变中出现了许多矛盾现象，为新的世界格局的最终形成增添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其中有三组矛盾成为这一时期国际形势的突出特点。
第一，世界总体和平趋势的发展与局部地区冲突的增多和加剧相并存。由于苏联解体，结束了两个超级大国在冷战中的对峙，有资格打一场世界规模战争的国家，也只剩下了美国一家，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进一步下降。一些长期遗留下来的、带有冷战时期烙印的热点问题，如印度支那问题、中东问题等，也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得到或者正在得到解决。然而，也正是由于冷战的结束，一些在冷战中被长期封存的历史问题重新开始激化，地区冲突日趋活跃。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家间的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因争夺资源而引发地区冲突的危险已显端倪。巴尔干、高加索、中亚和非洲大湖地区发生的或潜在的动荡和冲突，反映了这种发展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霸权主义迅速膨胀，对别国内部事务的干预也明显增多，一些原来不具有国际性影响的局部冲突有可能迅速发展成为重大�；Ｒ悦拦椎谋痹级阅纤估蚰诓棵褡宄逋坏母稍�，就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证。因此，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和平”与“小战争”的共生并存，“大和平”使“小战争”得以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中衍生和发展，而“小战争”则成为“大和平”条件下释放郁积矛盾、调整利益关系的一种方式，更成为超级大国维持其统治秩序的手段。
第二，现实世界格局中的“一超独大”与发展中的多极化趋向相并存。苏联解体之后，形成了美国“一超独大”的局面，世界力量结构显著失衡，短期内不存在根本改变这一状态的可能。然而，随着冷战体制的瓦解，世界各国人民反对超级大国干涉、控制，争取国家的独立自主，争取国际政治民主化的愿望也日益高涨。实现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进而建立一个相对更加稳定的、民主的、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政治结构，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这一要求与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是相吻合的。西方国家内部经济矛盾的发展以及欧元区的建立，中国、印度和东盟等新兴国家或区域集团的逐步崛起，俄罗斯国家力量的恢复与发展，都预示着世界多极化进程已经开始。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将进一步加剧，这必将导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变化，并对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冲击。因此，世界的多极化已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当前的问题是，作为现存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却悖逆时代潮流行事，竭力扩大北约组织和日美安保条约的作用范围，试图通过强化军事集团和推行积极的对外干预政策等手段，巩固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这不能不使人感到美国正在企图建立自己对世界的单极统治。美国的这种做法将会从反面推动多极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单极化势力与多极化潮流之间的矛盾冲突，构成当今国际形势另一个突出特点。
第三，国际经济交流的迅速发展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冲突的加剧相并存。冷战结束之后，核战争的恐怖阴云消退，世界人民争取和平与发展的愿望强烈迸发出来。减少军备开支，扩大经贸交流，分享“和平红利”，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同要求。按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划分国家阵营、军事集团的做法已经落后于时代，以经济技术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在国际斗争中的作用大大增强。这种状况使得经济领域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有所增加，但从总体上说也有利于国际局势的进一步缓和，有利于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有利于推进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沾沾自喜于冷战的“胜利”，把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西方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政治制度，看做是实现西方历史抱负和获得现实经济与安全利益的成功手段。他们借口维护人权的普遍原则，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全面展开了政治、思想、文化攻势，甚至把经济落后国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意识形态化，用做干涉别国内政的工具。这种按照西方的模式和需要来改造世界的设想，和把国际关系重新意识形态化的做法，背离世界多样性的现实，违反世界各国人民选择各自发展道路的自由意志，干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妨碍国际间的正常经济交流，最终也必将不利于西方国家自身的发展，因此，是注定要失败的。但在“一超独大”的形势没有彻底改变之前，这种霸权主义的泛政治化倾向一时尚难消除。经济因素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同时上升，相互碰撞，并交替发挥作用的现象，使世界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严重干扰了世界正常政治、经济秩序的建立，成为当今国际形势的又一个突出特点。
以上三个特点，反映出新旧格局交替时期特有的混乱，使世界的面貌变得更纷繁、复杂、多变。受这三大特点的影响，中美关系原有的基础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战略安全、意识形态、经贸关系和台湾问题四大基本要素都有了新的变化、新的内涵。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颠簸不定的阶段。
首先，中美双方在对抗苏联霸权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战略共同利益不复存在，双方在战略安全问题上彼此视对方为一种不确定因素。中国方面感受到美国不断膨胀的霸权主义的沉重压力，美国方面也开始把日益强大的中国视为威胁其全球利益的潜在力量。美国一些顽固坚持冷战思维的人，为了论证美国霸权存在的合理性，不惜制造种种流言，竭力妖魔化中国，力图把中国塑造成为“一个新的邪恶帝国”。美国官方也提出要把“遏制”中国的“潜在威胁”作为自己的政策目标。这一切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的稳定性。重新定义中美双边关系的性质和战略地位，已成为两国外交课题中最重要、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其次，在美国发动的“西化”攻势中，作为现存最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自然成为了首当其冲的目标。美国一些人把中国视为社会主义的最后堡垒，力图改变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最终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美国官方也宣称：“理想和价值观念，必须成为我们同中国接触中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必须“对北京实行一种微妙的政策，直到中国出现一种更为人道的制度”。这就使双方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上的矛盾冲突日益凸显出来，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已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
其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市场对美国的吸引力越来越强。这使得中美经贸交流在政治逆境中不退反进，不断扩大，在整个中美关系中一枝独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中国是决定美国工业未来竞争力的关键市场之一”①。反华势力取消中国正常贸易待遇的努力始终未获得成功。经贸交流已逐步成为稳定和发展双边关系的最积极、最有效的推动因素。但中美双方的贸易摩擦，也将随着经贸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增加。
其四，由于中美战略共同利益的变化，原来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已趋向缓和的台湾问题，在两国关系中再次突出出来。随着“中国威胁论”的兴起，提升台湾战略地位以牵制中国的论调也在美国抬头。更有一股以反共斗士自居的政治势力，顽固地把台湾看做是对抗和颠覆中国大陆社会制度的政治堡垒。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的对台政策发生了变化。就在苏联刚刚解体后不久，美国即于１９９２年突破了中美“八·一七公报”的限制，开始向台湾大量出售先进武器。１９９４年９月，美方又宣布调整对台政策，提高了与台湾当局官方往来的层次。美国的这种态度使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在分裂国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对中国的统一大业构成了严重威胁，也使台湾问题成为了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具有爆炸性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中美关系中第三方因素的作用下降，双边问题突出出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日益上升，中美关系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二是中美关系中的消极因素，大多是由美方的政策变化所引起的。美方改变了对世界发展前景的看法，并过高估计了自身影响世界的能力，从而也改变了对中美关系存在价值的认识。这正是中美关系中麻烦不断的症结所在。
二、中国领导人对中美关系的战略思考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导致了世界局势的剧烈变化。面对扑朔迷离的国际现象，中国领导人做了冷静观察和审慎分析，认为世界形势正在经历一场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各种矛盾多得很、大得很，特别是西方国家内部的矛盾在不断发展、深化，许多深层的矛盾才刚刚暴露出来，中国在外交斗争中仍有着广阔的回旋余地。这种复杂的多样性的矛盾斗争，推动世界加速向多极化的格局发展。中国依据自身各方面的条件必将成为多极中的一极，并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任何围堵、孤立中国的企图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由这些客观因素所决定，中美之间仍然有着建立正常国家关系的现实基础和继续推进这一关系的发展空间，只要双方做出认真的努力，完全能够在一定条件下使双方的关系稳定下来。
建立国家间正常关系的基础是找到双方的共同利益。在世界局势发生巨大变化后的今天，保持并发展中美关系的新基础是什么？中美之间还有哪些利益的交汇点？这是稳定中美关系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首先，中国领导人认为，中美双方在战略安全问题上有着共同的需求。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国领导人曾多次指出，世界的稳定是真正的大事；一个稳定的世界，不但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笆澜缧枰榷�，地区需要稳定，国家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雹谥泄且桓龇⒄怪械纳缁嶂饕骞遥⒄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和一切工作的中心。一个稳定的良好外部环境是中国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美国是冷战后国际形势变化的最大受益者，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也不会希望世界上发生新的大规模动乱。中美双方在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这一点上可以找到一定的共同语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负有重大责任。能否保持正常的、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对于稳定世界大局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其次，中国领导人认为，中美双方在经济领域中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对两国关系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已成为支撑中美关系的又一个重要支柱。此外，中美之间在促进国际科技文化交流、保护自然环境、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全球性问题上，也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
在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中，两国间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与冲突，以及美国对中国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整个中美关系的发展，并成为两国尖锐对立的重要原因之一。７０年代后，由于两国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问题上存在着共同利益，这个问题一度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但仍然若明若暗、时起时伏地存在着。中国１９８９年发生的政治动乱和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使这个问题再度尖锐起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寻找种种借口对中国施加压力，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使中美间的正常国家关系受到了严重损害。如何正确认识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作用和影响，并采取正确的因应之道，始终是中国处理与美国关系时的一个难题。中国领导人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做了冷静、务实的分析和判断。概括起来，可把这些分析和判断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是西方国家的既定方针，它们不仅要“西化”中国，而且要以“西化”为手段来促使中国“分化”，以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第二，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作用是有限的，只要我们的党是团结坚强的，我们的国家是强大巩固的，任何和平演变的攻势都是不可能奏效的。因此，对于和平演变的威胁我们要有一个恰如其分的估计。第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是有两面性的，它们既要“西化”、“分化”中国，又要从现实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出发保持与中国的国家关系。对此，我们要善于加以利用。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又一个无法回避的破坏性因素。台湾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完全属于中国的内政。只是由于美国的插手干涉，才形成了今天台湾海峡两岸分离对峙的局面，也成为了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长期的痛点。在统一祖国这个涉及中华民族最神圣感情和最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中国是没有任何退让余地的。因此，美国把台湾用作遏制中国的工具，也就同时为自己套上了一条锁链。一旦“台独”势力铤而走险，导致两岸兵戎相见，也必然把美国拉入泥潭，损害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为此，中方反复向美方强调指出：“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核心问题”③，在这方面搞出乱子，“我们是绝不会坐视不管的”④，如果发生战争，“对海峡两岸没有好处，对美国没有好处，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没有好处”⑤。告诫美方要从世界大局出发，不要做破坏台湾地区稳定的事情。美国绝不应忽视中国的这一警告。
综上所述，中国方面认为中美两国之间既有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相互需要、进行合作的一面。因此，两国关系是能够在矛盾和斗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并最终形成一种新的关系模式。为了实现这一点，中国方面就处理两国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⑥的十六字方针，并要求美方与中方一起在以下四个方面做出努力。这四个方面是：一、登高望远，从战略的高度、从世界大局和二十一世纪的角度看待中美关系；二、坚持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作为两国关系的基础；三、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平等相待；四、十分谨慎地处理台湾问题。⑦
中国方面认为，只要真正做到了这几点，双方就一定能够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减少矛盾冲突，使双边关系稳定、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
三、世界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对美外交工作的基本方针和策略
中国长期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全方位发展对外友好关系的外交方针，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呈现出持久而强劲的生命力。适应新的形势，中国方面重新审视了自己长期以来奉行的对美外交方针，认为基本上是符合现实情况的，需要继续坚持下去，有一些方面的内容要根据形势的变化重新加以阐述。在当今形势下，中国领导人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是必须再次予以重申和强调的。把这些问题归纳起来，可将其概括为：坚持一个统一，注意两个区别，把握三个关系。
所谓坚持一个统一，就是要在处理对外关系特别是对美关系时，坚持把促进对外开放与反对和平演变统一起来。中国领导人认为，反和平演变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因此，坚持改革开放同反和平演变斗争是统一的。只有把二者结合好，才能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得以正确的贯彻执行。苏联、东欧开始发生演变的时候，邓小平就指出：“搞改革开放有两只手，不要只有一只手，改革是一只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一只手。有时这只手重些，有时另一只手重些，要根据实际情况。”⑧江泽民也曾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⑨，“我们在制订和贯彻现代化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措施、方案的时候，都要坚持把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有机地统一起来”[10]。这一原则在外事工作中的体现，就是要把促进对外开放与反对和平演变统一起来。根据这个要求，江泽民多次强调指出，中国在处理同西方国家关系的时候，一定要坚持“两点论”。既要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引进资金、技术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优秀文化，又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摒弃西方国家的一切丑恶腐朽的东西，有效地防止西方的坏影响渗透进来。“准备了‘两手’，掌握了‘两点论’，我们的学习和借鉴工作就会广泛正确地开展起来和长期坚持下去”[11]，确保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
要实现这个要求，需要注意掌握两个区别，就是要把国家关系与意识形态的分歧区别开来，把国内政治与外交工作区别开来。首先是要把国家关系与意识形态的分歧区别开来，坚持不以意识形态为标准，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以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在处理国际问题时，中国也坚持不以意识形态来划线，而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并注意利用西方世界内部的矛盾，广交朋友，营造于己有利的国际环境。由于坚持了这一原则，中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斗争中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自主地位，也为自身的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与上述原则相适应，在处理国家关系时还必须注意把国内政治与外交工作区别开来。江泽民曾强调指出，反和平演变的斗争要“内外有别”，斗争的重点应放在国内。要注意在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加强反和平演变的教育，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坚决抵制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侵蚀。但在国与国之间，则强调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要求发展国家关系，不搞意识形态上的公开论战。这样既可以防止国际敌对势力的渗透和颠覆，又可以避免国内政治因素干扰正常的外交工作。
除了坚持上述重要原则外，在处理对外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问题上，中国还需要注意把握三个相互关系。这就是要把握好合作与斗争的关系、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中国领导人认为，鉴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具有两面性，中国在与他们打交道时也必须既有合作又有斗争，“以两手对两手�！痹诙氛�，则要处理好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中国从来不在原则问题上做交易，但也强调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斗争的策略，以保持应有的灵活性。在涉及国家主权、民族尊严、人民利益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态度鲜明，绝不退让，绝不向别人乞求什么东西。世界格局变化以来，不管国际风浪如何险恶，中国一直坚持这一原则，与干涉中国内政和威胁中国主权、安全、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种种霸权主义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时，在国际斗争中要注意掌握斗争的限度，注意根据情况的不断变化调整斗争策略，做出适度的反应。
进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必然也要涉及到世界范围内的反霸问题。这就面临着一个在国际事务中如何正确把握“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的课题�！拌汗庋蕖笔堑诵∑教岢龅囊桓鲋匾恼铰院筒呗运枷搿Ｔ缭谒樟馓�、东欧剧变之前，邓小平就多次指出，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但绝不能当第三世界的头头。苏联衰弱之后，针对世界上的某种议论，他明确提出了“韬光养晦”的思想，并再次强调指出：“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这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盵12]但是，他同时又指出：中国“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3]。这样，邓小平就提出了既要“韬光养晦”又要“有所作为”和在什么方向上“有所作为”的一整套外交战略方针。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江泽民就中国如何在国际反霸斗争中处理好“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深入探索，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把这些观点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得出三点结论：第一，认为“韬光养晦”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要长期坚持下去的战略和策略方针；第二，认为“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是统一的，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不能把“韬光养晦”看成是一味让步；第三，认为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有所不为。所谓“有所作为”，是指必须做而又可能做的事就要尽力去做，而“不是无所不为”。现阶段要做的事情就是推动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这样既坚持了中国的原则立场，又避免了“四面出击，到处树敌”。江泽民的这些观点全面揭示了“韬光养晦”方针的精神实质，成为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行动准则。
事实证明，中国对美外交的基本方针和策略是成功的。通过中国方面的努力，美方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认识到发展对华关系符合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与强大，奉行对华“接触”战略，已越来越成为美国政界的主流意识。然而，在中美关系的发展进程中又总是波折不断，甚至发生了李登辉访美和美军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样的严重事件。这说明中美之间深层次的分歧和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双方关系总体上走向缓和的趋势中仍潜藏着逆转的危险性。中美之间利益与矛盾相互扭结交织的客观现实，决定了两国关系经常处于一种在紧张与缓和之间交替往复的动态过程之中。这种状态一方面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这种稳定又是十分脆弱的，稍有不慎就可能打破平衡。美国对外干涉主义倾向的发展，大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综合国力的提高，台湾局势的演变与美台关系的变化，都可能为中美关系带来新的变数。其中，台湾问题是最具危险性的因素。中美双方对此都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
回顾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中美双方在现阶段的共同利益仍然超过彼此间的相互矛盾，这也就是两国关系能够穿越重重障碍蹒跚前行的根本原因。中美两国的政治家都不应也不能无视这一点。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国，无论是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指导思想，还是国家当前的实际利益和长远的发展战略目标，都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威胁美国的安全，也不会主动与任何国家为敌。只要美方能够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双方之间完全能够长期友好地相处下去。
注释
①参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１９９２年４月３日对香港美国商会的演讲，新华社１９９２年４月３日电。
②江泽民：《在第二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１５日。
③江泽民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纽约正式会晤时小范围会谈的发言，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２４日。
④⑤江泽民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西雅图正式会晤时的谈话，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１９日。
⑥江泽民会见美国众议员访华团时的谈话，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３０日。
⑦江泽民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纽约正式会晤时大组会谈的发言，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２４日。⑧邓小平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时的谈话，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６日。
⑨[10]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１９８９年９月２９日。
[11]江泽民：《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１９９２年６月９日。
[12][13]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４日），《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６３页。
（本文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北京，１０００１７）
（来源：《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