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当今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重大成果，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国两制”方针的正式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制定的一项重大决策。它一方面继承了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的许多成功的实践经验和优秀理论成果，另一方面也结合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实际，有许多新的发展和突破。与当年的“一纲四目”等设想相比较，今天的“一国两制”方针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加深远的意义，已经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单项政策，发展成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战略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会发生这种飞跃性的变化，其根本原因是当今时代的国际、国内环境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发生了以下三点重大变化：
第一，时代的特征发生了重大改变，“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了当今时代的主题。在当今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生产力水平急剧上升，使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固有的各种基本矛盾仍然存在，但它们依靠自己所掌握的先进科学技术，获得了一个较快的经济发展阶段，现在仍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正在为加快已经趋缓的发展速度而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仍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社会主义国家在获得重大发展之后，逐步暴露出了一些内部体制上的缺陷和弊端，遭受了一些挫折，许多国家开始探索新的适合自身条件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完成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之后，也在积极探索各自的发展道路，以改变自身的贫困落后状态，巩固政治上的独立。发展经济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共同的首要任务。这种发展经济的强烈要求，推动了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使得以经济、技术竞争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成为了当前国际斗争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手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也将在相互交流又相互斗争中长期共存下去，直至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超过并战胜资本主义。
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正在快步走向世界。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科学分析了当代中国的国情，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扎根并初步显示出了优越性，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政治、经济体制还不够成熟和完善，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发展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中心任务。根据这一中心任务，我党在正确把握时代特征和科学总结国际共运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据此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实行对外开放，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大大加快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极大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同时也大大增加了我国经济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增加了对外经济交流在我国经济发展因素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通过这些地区与世界其他各地的经济交流，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第三，香港、台湾等地区已经发展成为相对比较发达的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区，经济生活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在冷战时期，香港、台湾等地区借助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发展了自身的经济。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这些地区利用了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经济转型的有利时机，适应世界市场的需要，确定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龙头、以出口加工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逐步完成了从原来带有一定封建残余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进入了新兴工业化地区的所谓“四小龙”的行列。其中，香港作为自由港，更成为了世界的金融、贸易、航运、旅游、信息中心。因此，“根据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1]。
这三个方面的变化，使得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解决，已不再仅仅是一个用何种方法来统一祖国的问题，而且是在当今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关系，并使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相对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地区实现统一的问题。这一问题处理得好坏，不仅影响这些地区的稳定和繁荣，而且会影响我国与资本主义制度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从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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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非常关注香港的过渡时期》，《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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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一国两制”的构想，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为解决这个问题提出来的。这一构想的核心是，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作为国家主体部分的祖国大陆坚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保留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实行高度自治，长期不变。它与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各种类似的设想和实践相比，有两点重大的不同：
第一，“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专为具有较高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的港、澳、台地区而设计的。因此，实行“一国两制”，不是为改变这些地区原有社会制度而采取的短暂的过渡性措施，而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始终要坚持的长期性政策。只要这些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仍有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余地，就不会改变其原有社会经济制度。邓小平曾经特别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1]正是为了强调“一国两制”方针的长期性。这一点，与签订“十七条协议”时，我们党和政府同意暂时保留西藏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逐步推进民主改革的做法相对比，是有原则区别的。与此相对应，中央政府也不派行政官员到港、澳、台地区工作，而由当地人士实行高度自治，这与当年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的设想相比较也是不同的。最近，达赖叛国集团和一些西方反华势力，图谋借用“一国两制”的口号，把西藏从祖国变相分裂出去，这完全是对“一国两制”方针的一种恶意的歪曲。由于西藏的历史情况和现有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一旦离开国家的扶助、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所能建立起来的绝非是现代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只能是复活极端腐朽的、政教合一的封建主义僵尸，使西藏沦为外国势力的政治、经济附庸。
第二，“一国两制”的构想，不仅是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方针，而且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整体构思中的重要一环。我们党和邓小平在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时，不仅考虑了港、澳、台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考虑到了这些地区的稳定、繁荣与祖国大陆经济发展需要之间的关系。邓小平在谈到香港制度50年不变的问题时指出，50年不变的政策“也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是与中国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所以我们讲‘五十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2]。这段话充分表明，“一国两制”方针绝不是一项孤立的政策，而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有机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又一个结论，就是“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绝不是对过去历史经验的简单重复，而是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历史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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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9页。
[2]《中国是信守诺言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2～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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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超越，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一个成功的范例。而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的纽带，就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盵1]
二
“一国两制”构想是现阶段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案，并为祖国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实行“一国两制”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实现祖国的统一，同时也为祖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共同繁荣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有利条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构想兼顾了中国的国情和港、澳、台地区的区情，也适当照顾了世界各国在这些地区的正当利益，并且符合当今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讲“一国两制”长期不变，“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2]不仅是指港、澳、台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保持不变，而且首先是指大陆地区的社会主义制度长期坚持不变。这是因为，中国一百多年来的近代史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不足、历史上长期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压迫、科学文化相对落后、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稳定与和谐，才能避免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引导全体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国民经济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就更进一步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
同样，也正是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可能在短期内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这就决定了我们对香港、台湾等地区较为发达而又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不能像对待已经完全腐朽、僵死的经济制度那样，采取消灭或改造的政策，不能打乱其原有的经济秩序，也不能割断或干扰其与世界市场的密切联系。因此，我们解决港、澳、台问题的方式，既不同于解放战争时期大军南下解放上海，也不同于“十七条协议”签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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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是信守诺言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1页。
[2]《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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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和平进军西藏，而是要实行“一国两制”，以保证祖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现有的社会制度“两个方面不变”。这是现阶段统一祖国的最佳方案。
“一国两制”方针所以必须长期坚持下去，不仅仅是保持港、澳、台地区稳定、繁荣的需要，而且也是促进祖国大陆与这些地区共同发展的需要。
首先，实行“一国两制”方针，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于实现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在当今世界里中国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这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然而，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巨大政治、经济压力的情况下，我们绝不能像港、澳、台地区那样向资本主义世界全面敞开自己的大门，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限制和防范各种外来不利因素的侵蚀和危害，保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和经济利益。近年来横扫亚洲等国家的金融�；砻鳎檬盗ο喽匀跣〉姆⒄怪泄�，在强大的西方金融资本的冲击面前，如果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就匆忙打开大门，那将是十分危险的。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需进一步完善，因此，建立一种防止外来因素直接冲击的“栅栏”，更是完全必要的。由这种既需要对外开放、又要有一定程度限制的特殊要求所决定，在国家的一部分地区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相连接的窗口、桥梁和缓冲区，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早在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就针对香港问题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这对于我国战胜帝国主义的封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香港地区作为我国吸收境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与各种信息的重要来源和渠道，作为我国商品的重要市场和出口中转地，也起了人所共知的重大作用。随着香港的回归祖国，香港经济必将和祖国大陆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祖国的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并成为中国迎接世界经济全球化挑战的战略性前哨据点。正像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盵1]在香港等地区保留原有制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因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与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讲，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需要有香港这样的资本主义特别行政区。
同样，作为问题的另一面，按照“一国两制”方式与社会主义的祖国大陆实现统一，也符合港、澳、台地区人民现实和长远的政治、经济利益。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只有与日益强盛的社会主义祖国实现统一，才能使港、澳、台地区的人民最终摆脱或寄人篱下或为人附庸的地位，真正掌握自身的命运，才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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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是信守诺言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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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强大国家国民的一部分而分享祖国的光荣与权益，才能和全国人民一道昂首挺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其二，只有与社会主义的祖国大陆统一，才能为港、澳、台地区的经济提供一个广阔的活动空间和稳定、坚实的发展依托。特别是港、台经济都面临着转型的课题，与祖国大陆统一，将使这些地区的经济摆脱仰人鼻息的境地，真正走上独立自主的健康发展道路。祖国大陆的广土众民和丰富资源，社会主义制度下统一、稳定的社会环境，也包括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可能实现的举国一致的对港、澳、台地区的经济支持，都是推动这些地区经济再发展的重要有利条件。其三，与社会主义祖国实现统一，将使港、澳、台地区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祖国大陆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独一无二的结合部。从而使自己作为二者之间的联系渠道而享有举世无双的区位优势，并因此从双方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在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今天，这一区位优势的价值必将更加突出。
从以上三点来看，资本主义的港、澳、台地区要真正获得全面、健康的发展，也需要一个社会主义的祖国大陆。这个结论并非出自于抽象的理论推导，而是已为近几年来的事实所证明。在香港过渡期的十几年中，香港经济以内地为腹地和依托，获得了高速度的发展，为实现向以高技术为基础的经济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外流的港人也已开始大批回流香港。香港回归祖国之后，港币能够在亚洲金融风暴中顶住“国际炒家”的一次又一次冲击，除其自身因素外，祖国大陆在政治、经济、心理等各方面的支持也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其中，中国人民币在亚洲金融�；屑岢植槐嶂�，就是对港币的最大支持。这一切都充分证明，在香港和内地之间已逐步形成了一种优势互补的经济组合模式，并已经对两地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谕览�，台湾地区的企业家也对李登辉的“戒急用忍”政策提出了尖锐地批评，并且不顾当局的限制而踊跃向大陆投资，其中除了民族感情纽带的联结之外，经济上的巨大效益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亚洲金融危机中，台湾的“南进政策”在东南亚碰壁，台湾企业家“西进”的愿望也必然越来越强烈。这也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些事例表明，密切港、澳、台地区与祖国大陆的经济联系，已经成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需要，成为了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为在“一国两制”基础上统一祖国奠定了牢固的经济基础，成为实现这一方针的重要历史条件。
三
“一国两制”方针的历史走向取决于时代特征的发展演变，也取决于对这一方针的成功实践。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作出这样一个总结：“一国两制”的构想绝不是哪位领导人为应付一时之需而提出来的一种临时创意，绝不是相互间暂时妥协下的权宜之计，也绝不是追求眼前利益的短期策略，而是邓小平在集中全党智慧的基础上，经过慎重思考而提出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长期国策。这一国策符合祖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双方的实际情况，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包括港、澳、台地区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历史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归宿。因此，“一国两制”的方针既不会因为领导人的更迭而随意改变，也不会因为国际、国内形势的一时变化而发生动摇；将来也不会因为受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方式、方法的影响，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一国两制”方针的历史走向如何，将来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这是许多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事物的变与不变，关键在于其存在的条件是否发生变化�！耙还街啤狈秸胧堑苯袷贝牟�，只要时代的主要特征不变，这一方针就不会也不应当改变。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保证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其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生活方式50年不变。这就体现了这一方针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这50年期限的提出，是与我国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相一致的。到下一世纪的中叶，我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初步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多极化的世界新格局也将在那个时期正式形成，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或许就将从那一刻开始。然而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50年后的时代特征究竟如何？是我们现在无法预知的。但是，不管未来世界如何变化，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只要“一国两制”方针仍然符合那时的客观实际情况，仍然符合包括香港等地区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那末，这一方针就不会改变。这是确保这一方针长期稳定不变的最根本保证。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到下一个五十年，这个政策见效，达到预期目标，就更没有理由变了�！盵1]“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盵2]
要保证“一国两制”方针长期稳定不变，还取决于这一方针在实践中是否取得成功。如前所述，这一方针是符合客观实际、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此，这一方针拥有取得成功的充分必要条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地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并将其落到实处�！耙还街啤笔且桓龆粤⒌耐骋惶澹耙还鼻康髁斯抑魅ǖ耐骋�，“两制”则是承认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差异和距离。只有在维护国家主权统一的前提下，正确把握两种制度之间的关系，才能排除一切干扰，实现大陆与特区两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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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7页。
[2]《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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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目的。单纯强调“一国”而忽视“两制”，或是单纯强调“两制”而忽视“一国”，都将不利于“一国两制”这个统一体的稳定。因此，要正确贯彻执行“一国两制”的方针，就必须把握好“一国”与“两制”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要做到这一点，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处理好社会主义国家主体与资本主义特区之间的关系。这取决于处理好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必须保持社会主义祖国的稳定和强大。因为，没有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可能有祖国大陆的稳定，也就不可能有“一国两制”方针的存在。而也只有这样一个国家的不断兴旺发达，才可能对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和向心力。正如邓小平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所指出的那样：“香港问题为什么能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的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1]。要保持中国的稳定和兴旺发达，进而保持“一国两制”方针的稳定性，就必须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必须坚持两个“基本点”，而不是一个“基本点”。就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没有哪个人有这个胆识，哪一个党派都不行�！薄昂雎粤怂南罨驹颉簿兔挥邢愀鄣姆比俸臀榷�。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荣和稳定，五十年以后也繁荣和稳定，就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2]此外，还必须注意一点，就是江泽民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大陆与资本主义特区之间“这个大的社会政治界限一定要有，不能含糊”，“深圳不会也不能成为香港的扩大或延伸，珠海同样不会也不能成为澳门的扩大或延伸，……深圳、珠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越是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香港、澳门就会越稳定，它们的长期繁荣就会越有保证”[3]。
第二，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体与资本主义的特区之间，必须保持一种和谐稳定地正常关系。国家在主权范围内授予特区高度自治权，从而为正确处理中央与特区的关系奠定了基础。根据这一原则，中央政府不干预属于特区高度自治权限之内的事务，特区也要新生并服从中央政府的法定权力。特区不能变成变相独立“政治实体”，更不能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颠覆大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地。两种制度之间，我不谋求“改造”你，你也不要试图“演变”我，真正做到江泽民所指出的那样，双方“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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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5页。
[2]《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7～218页。
[3]《一国两制重要文献选编》，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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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犯河水”[1]，谁也不吃掉谁。这就是双方所应具有的正常关系。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就是“高度自治”不等于中央一切放手不管。就像邓小平所告诫的那样：假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2]
第三，要特别警惕并坚决排除外来势力插手干涉我国的内政。使香港、台湾问题国际化，一直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反华图谋之一。这里姑且不谈国外势力插手阻挠台湾与祖国统一的问题，仅举香港回归祖国前后的情况为例。早在香港回归之前，外国殖民主义势力就曾经试图通过打“民主牌”来搞乱香港。在香港胜利回归祖国之后，国际金融投机资本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冲击香港货币，这其中也很难说没有一点政治用意。所有这一切，既是针对香港的，更是针对整个中国的。香港在回归之后虽仍保持着资本主义制度，但在一些顽固坚持冷战思维的人的头脑里，香港可能已被看成了“粉红色”的区域，因此，冲击香港，也就是为了冲击中国。这一切都充分证明，历史和现实都已经注定，大陆人民和特区人民已经紧密联结为一个统一的命运共同体。只有使全体中国人民坚强地团结起来，才能保持特区和大陆两个方面的稳定，维护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
只要我们正确地解决了以上三个问题，“一国两制”方针的成功就是毫无疑义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的成功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张宏志，中央文献研究室，北京，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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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民日报》，1989年7月12日。
[2]《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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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