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廉政建设
汪裕尧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党风和廉政建设一直是党十分关注并着力加以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奋斗中，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不仅反复论述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深刻分析了党内产生腐败现象的主客观原因，而且为拒腐防变创造和积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制定了适合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全党树立了永久的楷模，培育了我们党勤政为民、廉洁从政的优良传统。重温毛泽东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对于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斗争，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具有深刻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论述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党风和廉政建设的卓越贡献。
一、把党风廉政建设始终当作关系党和政权建设全局的大事
党的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同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构成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相辅相成地推动整个党的建设不断向前发展。在我们党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特别是执掌全国政权之后，廉政问题既是党的作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又是政权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深刻地影响着党和政权建设的全局。
毛泽东一贯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在治党治国治军的长期实践中，对它的重要性有许多深刻的阐述。在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之初，就重视培育党和军队的优良作风，亲手拟订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规定“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等纪律要求和注意事项，用以规范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的行为。1929年，他为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尖锐地指出了当时红军党内思想作风上存在的种种错误，深刻分析了这些错误产生的根源和危害，指明了纠正的办法。他把这些思想作风问题同执行党的路线问题联系起来，指出它们“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必须坚决纠正。①在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期间，他亲自领导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强调“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雹诳谷照秸逼�，他以陕甘宁边区为典型，在修改审定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时，专门为廉政建设加写了一条，规定边区政府要“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③把廉政要求明文规定在政府的施政纲领中，体现了人民政权的性质，显示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是我们党风廉政建设史上的重要一页。
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党的作风建设对于党的事业成败有着重大的影响。为了端正党的作风，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毛泽东在延安发动著名的整风运动，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④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风。这次整风运动从1942年开始，到1945年结束，历时三年多。他在谈到这次整风运动的重要性时说：“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就会影响全民族”。⑤这是毛泽东在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方面的一个创造。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延安整风取得了丰硕成果，基本达到了把全党思想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向上来的目的，从而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5年，我们党在延安整风的基础上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对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的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雹廾蠖诠サ慕不昂臀恼轮�，对这些作风都分别有所论述，但是把它们集中起来，概括为党的三大作风，并系统地加以阐述，这是第一次。特别是他在报告中把这三大作风称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三个“显著的标志”，更是点睛之笔，含义十分深刻。在这里，他把党的作风同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党的性质和宗旨、党内生活的准则联系起来，把党风建设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贡献，同时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起来的，但是如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在长时期内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从全党来说，这个问题真正从思想上解决，确立起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在延安整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之后。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个问题在建党之初就明确了的。而要真正起到先锋队的作用，关键是要同人民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时刻了解群众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汲取群众的智慧，代表群众的利益，为群众办实事，这样才能带领群众不断前进。党如果脱离群众，就失去了先锋队的作用，必将一事无成，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毛泽东把密切联系群众归结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正是抓住了保持党的性质，履行党的宗旨，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自我批评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党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始终保持勃勃生机，就是由于我们党掌握了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关于党的三大作风的概括和论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至今仍是我们党的作风建设乃至整个党的建设的指南。
毛泽东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又有新的丰富和发展。主要是对如何迎接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经受住胜利的考验，以及成为全国执政党之后，如何防止脱离群众，巩固执政党的地位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走出一条比较成功的路子。
全国胜利前夕，我们党面临着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向城市，党的地位将由执掌解放区政权转向执掌全国政权，党的任务将由主要进行革命战争转向主要进行和平建设的新情况。同这个历史性的变化相联系，在国际上，帝国主义不会甘心于他们在中国的失败，必将继续进行破坏和捣乱，他们不相信我们有能力建设自己的国家，而终将乞求于他们。在国内，革命胜利之后，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将继续保持统一战线关系，同他们的代表一起在政权内合作共事；国家在经济上将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在一定限度和一定时期内存在和发展，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主要斗争。特别是因为我们是胜利者，资产阶级将会前来捧��；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因为胜利可能滋长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停滞不前、贪图享受的思想情绪。毛泽东预见到这些情况，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及时向全党敲响警钟，要求大家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防止一部分意志薄弱者在糖弹面前打败仗。他强调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革命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雹哒馐敲蠖谷尘茏∈だ目佳椋缘撤缌ㄉ杼岢龅男乱�。毛泽东也始终不忘以此自警。在从西柏坡向北京进发的路上，他形象地把它比作“进京赶考”，表示这次一定要考好，不能退回来，绝不当李自成。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采取了两个重大举措。一个是1951年底发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简称“三反”）；另一个是1953年初发动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斗争（通称“新三反”）�！叭础倍氛�，是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现不少共产党员甚至某些高级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犯有贪污腐化等严重错误后，毛泽东、党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的一场反腐败斗争。这场斗争历时半年多，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它不仅洗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而且挽救了一大批干部，教育了广大群众，大大改变了社会风气。经过“三反”，在党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中，呈现出同旧时代截然不同的一派清正廉明的新风。
“新三反”斗争，是党中央在发现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而上级领导机关对此不甚了了，或虽有所觉察但熟视无睹，不积极予以解决，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后，决定开展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反腐败斗争。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指导这一斗争的文件中深刻地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彼由缁岣�、领导作风、领导方法和干部工作等几个方面分析了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指出：“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⑧这场斗争，对于转变党的作风，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制止坏人坏事和腐败作风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毛泽东把脱离群众看作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危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中，他始终关注着这个问题，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他反复强调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使我们的决策符合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他强调领导者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同群众打成一片，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鉴于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历史教训，他提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雹岷罄矗纸徊教岢鲆乐沟澈凸腋谋溲丈�、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毛泽东把执政党的党风廉政建设问题同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思想是十分深刻的，很值得我们深思。
二、分析腐败成因，明确党风廉政建设的方向
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又有现实的社会环境影响，也有党本身的工作问题。
毛泽东把贪污腐败现象称为“旧社会留下的污毒”，深刻地揭露了这种现象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在中国，封建社会有几千年的历史，封建时代虽曾出现过极少数励精图治的皇帝和清正廉明的官吏，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本性决定了他们根本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相反历代王朝的覆灭往往同他们的腐败密不可分。整个说来，吏治腐败是封建时代的普遍现象，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这种吏治腐败的真实写照。进入民国时代，新旧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官吏，继承封建统治者的衣钵，贪污受贿，敲诈勒索，无所不为，真有过之而无不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对此曾有一段生动的描述。他说：“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⑩因此，有时他把这种贪污腐败现象也称为“国民党作风”。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党。党的这种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我们党同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贪污腐败现象是根本不相容的，党内绝不容许贪污腐败现象的存在。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还说过：“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保�11）可见，共产党内出现腐败现象，从社会历史根源来说，是受旧社会污毒和国民党作风的影响。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环境对党的思想作风的影响，是党内产生腐败现象的现实原因。他总是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适时地提出党的建设方面应当注意的问题。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为了争取国民党联合抗日，我们党派遣一批干部到国民党区域工作。他们从农村革命根据地进到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为此毛泽东特地给当时在西安负责此项工作的叶剑英等写信，提醒他们注意教育这些同志“无论何时不要丧失我们的立场，不要接受别人的馈赠”，“一切用费均需报账”，并且语重心长地指出，“苦久了的人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因此要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做教育和警戒工作。（12）毛泽东对社会环境给党的影响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戒。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抗日时期，他告诫全党：“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13）。同时，他又提醒大家不要把这种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要学会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使我们党成为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在党的地位和社会环境发生历史性变化面前，毛泽东清醒地预见到，可能有一些共产党人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而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下要打败仗，因此及时向全党敲响了警钟�？墒�，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有不少党员干部在资产阶级的腐蚀和他们腐朽的思想作风和生活方式的引诱下，跌入贪污腐化的泥潭。这种情况表明，这些党员干部忘记了毛泽东的警告，对社会环境变化给党的肌体的影响，缺少深刻的认识和高度的警觉。
毛泽东认为，党内腐败现象的滋生虽然有其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但是是否沾染腐败的思想作风，还是取决于党员、干部自身的素质和党的工作。他在分析党内出现腐败现象的主观方面的原因时曾经指出：“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14）虽然这种现象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举、万业待兴、工作千头万绪的情况下发生的，但它告诉我们，埋头业务、忽视政治、党不管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这个深刻教训，永远值得我们记取。在分析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主观原因时，毛泽东还指出：“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强调在反对贪污、浪费的同时，必须反对官僚主义。他提出，对那些所在单位发生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而事前毫无觉察、事后又不厉行惩治的严重官僚主义分子，“虽然没有亲手参加贪污行为或浪费行为，亦应以失职论处，决不宽恕�！保�15）这就是说，要追究那些发生严重贪污浪费现象的单位领导者的政治责任。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这种官僚主义分子实际上已经成为贪污腐败现象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防空洞和�；ど ２患峋龇炊哉庵止倭胖饕�，就不能彻底查处贪污腐败分子，遏制这种现象的滋生和蔓延。至于有些单位的领导者本身手脚就不干净，屁股上有屎，对于他们就不只是追究领导责任的问题，而是首先要揭发和查处他们的腐败行为，否则，反腐败斗争在那里必然会流于形式和走过场。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往往把反对贪污同反对浪费相提并论。对于这一点，他在“三反”斗争开始时专门作了说明。他说：“浪费和贪污在性质上虽有若干不同，但浪费的损失大于贪污，其结果又常与侵吞、盗窃和骗取国家财物或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相接近。故严惩浪费，必须与严惩贪污同时进行。”（16）因此，在反腐败斗争中，对于给国家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挥霍浪费和几近贪污受贿的行为，同样必须严加查处，不能轻易放过。
三、注重思想教育，筑起拒腐防变长城
毛泽东历来重视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认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保�17）在党的建设方面，他强调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提出“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保�18）共产党员不仅要组织上入党，而且要思想上入党。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长时期内，总是紧紧围绕形势和任务，坚持不懈地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党的理想和信念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以及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教育，全面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提高党的战斗力和拒腐防变的能力。
为了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毛泽东一生倾注巨大的精力于理论创造工作，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研究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写出了一大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从思想上武装全党。他还通过延安整风大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推动全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
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党员、干部进行理想和信念的教育，强调每位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明确目标，在进行当前斗争的时候，心中必须想着共产主义的大目标，并决心为实现这个理想奋斗终身。只有这样，才不致为暂时的眼前利益而忘却长远的奋斗目标，在政治上迷失方向；才能克服各种艰难困苦，坚持革命到底，而不致中途发生动摇。为了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他在党内树立了吴玉章、徐特立等信念坚定、革命到底的典型，号召全党向他们学习。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永恒主题。党的这个宗旨教育，贯穿在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他指出：我们党“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19）因此，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民族的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要勇于牺牲个人的利益，必要时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薄肮膊吃痹谡ぷ髦�，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作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保�20）从党的宗旨出发，他在选拔和使用干部问题上，提倡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在对待权力问题上，强调我们手中的权力是广大人民群众给的，必须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平等地对待他们，为他们掌好权、服好务，而绝不能站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私利。
毛泽东历来提倡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把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一起，作为延安抗大的校风大力加以提倡。革命胜利之后，他提倡“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21）批评那种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思想情绪。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他始终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要大家“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他反复指出，我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和6亿人口的大国，同时又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穷国，要根本改变这种一穷二白的面貌，需要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否则是不行的。他认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22）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为了发扬这种精神，他大力提倡向艰苦创业的大庆和大寨学习，向拒腐蚀永不沾的南京路上好八连学习。
在毛泽东倡导下，我们党坚持不懈地进行这几方面的教育，收到了巨大的效果。不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岁月，还是在革命胜利后进行建设的和平年代，我们党都经受住了各种严峻的考验，增强了拒腐防变的能力。注重思想教育，全面提高素质，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长城，是毛泽东抓党风廉政建设的一个特色，也是我们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
四、制定法令条例，依法严惩腐败分子
注重从思想教育入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同对腐败分子依法进行惩处，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为作用、相辅相成的。毛泽东历来主张，反腐倡廉要把思想教育和依法惩办结合起来，以“教育为主、惩办为辅”。为了依法惩办各类腐败分子，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就制订了对贪污腐败行为的处理条例。新中国成立后，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要制定惩治贪污和惩治浪费的条例，作为处理这类案件的法律依据。其后不久，政务院颁布了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和《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款赃物的规定》等法令。后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这个条例共18条，内容比较完备，不仅具体规定了贪污罪的定罪标准、量刑依据、惩治办法，还规定了有关行贿受贿的界定和赃物赃款的处置办法等，从而将“三反”斗争纳入了法制轨道。在依法处理的过程中，为了做好定性量刑工作，更好地体现党的区别对待政策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毛泽东提议由人民法院召开公审大会，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各类案件进行公开审理，公开宣判。在定案处理阶段，他强调“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23）做到不放纵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由于坚持贯彻了这些方针和原则，“三反”斗争虽曾在“打虎”阶段一度出现斗争面偏宽的情况，但最终还是得到了实事求是的处理，没有留下多少后遗症。在“三反”斗争后期的建设阶段，还集中一段时间清理思想，总结经验，查找漏洞，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做到亡羊补牢，为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健全法制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反腐败斗争中，毛泽东对腐败分子疾恶如仇，主张对他们进行严厉惩处。他明确提出：“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24）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人们不会忘记，在“三反”斗争中，对于犯有严重贪污受贿、肆意克扣和挥霍公款、生活腐化堕落等罪行的刘青山、张子善，尽管他们抗战时就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之初先后担任过中共天津地委书记，毛泽东不顾某些高级干部的说情，断然批准处以极刑，并通报全党全国，以平民愤、杀歪风，在全社会引起极大震动，起到了巨大的威慑作用。类似的情况，在革命战争年代也曾有过。那是1937年10月，在抗大学习的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学员刘茜逼婚未遂，竟开枪把刘打死。黄克功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的红军和共产党员，毛泽东对有光荣斗争历史却犯了大罪的黄克功虽为之惋惜，但严肃指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的和红军的纪律，不能不处以极刑。否则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这件事给当时在延安的同志以极大的教育，深深地留在他们的记忆之中。
五、依靠人民群众，建立党的监督机制
依靠人民群众加强党和政权建设，是毛泽东一贯的建党建政思想。1941年，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保�25）1944年，他在追悼张思德的讲演中又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26）这些话说得何等的真诚和中肯��！它从党和政权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回答了我们的党和政府为什么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监督的问题。根据这个观点，当1945年黄炎培等几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向毛泽东提出中共如何跳出历朝历代“其兴也浡”、“其亡也忽”的周期率时，他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保�27）这个回答，是对我们党领导根据地政权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加强党和政权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但是，在实践中如何依靠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进行民主监督，采取哪些有效的形式和途径，是经历了一个探索过程的。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看到中共华东局上报的材料，谈到江苏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共同商量、决定有关人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宜，引起他高度重视，当即批示各地“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他强调指出：“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保�28）此后，他密切注意各地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情况，在短短三个月内连续发了三个电报，进行督促和指导。在他赴苏访问期间，还给华东局发电了解各地召开人代会的情况和经验，可见他对这个问题关切之深。为了进一步发扬人民民主，推进政权建设，在我国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毛泽东及时提出实行基层普选和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亲自主持制定了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自此逐步建立起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各级人民政府的监督机制，把人民群众对人民政府的民主监督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毛泽东把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看作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和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一个重要渠道。他指出：“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保�29）他自己也经常阅看人民来信和来访摘报，批示处理意见。在他的提议下，县以上各级党和政府都先后设立或加强了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机构，各级领导干部亲自阅看人民来信，接待人民来访，逐渐形成了制度。实践证明，人民群众通过来信来访，对党和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和思想作风提出批评建议，是实行民主监督的有效形式。在我们立案处理的贪污腐败案件中，大多是由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检举揭发，提供证据或重要线索的。
党内监督是毛泽东历来重视的一种基本的监督形式。这是一种以党章党纲和党纪党规为依据，依靠党组织本身进行的一种监督，是其他监督形式不可替代的更为直接的监督。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党员和干部积极性的发挥，不仅具体表现在他们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还具体表现在他们“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30）他还指出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31）这句话当时虽是针对张国焘破坏纪律搞分裂的问题提出来的，但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如何对党的领袖人物实行监督，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在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之后，这个问题更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
在实施党内监督方面，毛泽东除了强调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严格党内生活、加强党的纪检监察机构之外，在延安时期还创造了整风运动这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全党通过学习文件，联系实际，总结经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目的。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对于端正党的思想作风，增强党的战斗力，具有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倡导下，我们党多次运用整风整党的方式加强党内监督，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也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毛泽东不但提倡发扬党内民主，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也提倡加强自上而下的监督。他反复强调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情况，检查工作，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加以解决。这种来自上面的监督，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尤为必要。
通过党的代表会议或工作会议讨论和检查工作，是毛泽东提倡和采取的加强党内监督的又一种方法。1955年他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彼固乇鹛岬健八喽轿颐钦庑┤四兀炕ハ嗉喽绞呛冒旆ā�，（32）肯定了通过党的代表会议对党的高层领导进行监督的做法。我们党在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就是对党的高层领导实行党内监督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实践。
为了搞好民主监督，毛泽东主张把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结合起来。1941年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敞开胸怀对大家说：“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不是的，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薄拔颐且忧康衬诮逃辞宄庑┟。颐腔挂偷惩馊耸渴敌忻裰骱献骼辞宄庑┟�。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33）他公开宣告：党外人员对于违犯政府法令或党的政策的党员及干部，除向法庭或行政机关依法控诉外，并有权向各级党委控告，直到党的中央。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接受党外人员监督的这个传统，后来得到了进一步发扬。新中国成立时，合作的形式发展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种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新形式，通过立法固定下来，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内有些人认为民主党派在我国失去了原有的基础，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针对这种错误的观点，毛泽东在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不但“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彼担骸罢馐且蛭桓龅惩桓鋈艘谎吆苄枰讲煌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34）此后，遇有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事情，在决策之前，都要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通报情况，听取意见，民主协商，接受监督。这个办法形成制度，延续至今，而且做得更加自觉，发展得更加完善。
六、自身率先垂范，树立廉政楷模
革命战争年代，身为党和军队的领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过着清苦的生活，那时艰苦奋斗成为一种时尚，人人以此为荣。对这种生活和风气，毛泽东1937年给他表兄文运昌的信中有过一段生动的描述。他说：“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35）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由于国民党断绝对八路军本来就不多的军需供应，农民负担随之加重。为了生存下来坚持抗战，也为了减轻民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陕北和敌后根据地发动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他们身先士卒，亲自参加开荒种地、拈棉纺纱等生产劳动，过着“工作之外，还要生产”的俭朴生活。在他们带领下，我们党和军队终于通过自己动手达到丰衣足食，自力更生渡过难关，坚持抗战到胜利，真正做到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全国胜利之后，作为共和国的元勋、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大力提倡继续发扬延安时期那种艰苦奋斗的作风，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反对贪图享受，奢侈浪费。同时自己率先垂范，坚持为政清正廉明，生活节俭朴素。衣着方面，他破了补、补了穿，衬衣裤衩破得不能再补还舍不得丢掉。睡衣打了七八十个补丁还在继续穿。吃饭也很简单，平时主食粗细搭配，几块红薯也是一餐，副食荤素加在一起也不过几个小碟，只在来客时才加两个菜。重庆谈判时郭沫若送的一块手表，他从1945年一直用到1976年逝世。他的稿费收入不少，但从不用于自己消费享受，而用来不断接济经济困难的亲朋故旧和身边工作人员。其中通过周世钊接济故旧好友的，先后就有二万多元。50年代江青背着他在玉泉山用公款修建了一个游泳池，毛泽东知道后严肃进行了批评，并指示用自己的稿费偿还，表现了他公私分明、廉洁自律的崇高品格。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湖南的一些亲朋故旧纷纷写信给他叙旧，并向他提出帮助举荐工作、入校读书、解决生活困难以及赴京治病、探望等一些要求，毛泽东都分别情况，入情入理地作了答复和处理。他的堂弟毛泽连写信要求为他在北京谋一差使，毛泽东回信说，按你的情况还是在农村当一个农民为好，不宜外出谋事，要他安心在农村劳动。毛泽连接受他的意见，当了一辈子农民。他妻子的哥哥杨开智，向省里提出要求，希望安排厅级领导职位，毛泽东知道后写信批评了他，要他服从省里的安排，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提非分要求；同时写信给省委领导，要他们根据杨开智的实际情况进行安排，不要迁就。他在唐家圫的舅家有些亲戚不服当地政府的领导，毛泽东立即给他们写信，指出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自己是爱他们的，正因为爱他们，就希望他们勤耕守法，服从地方政府的管理，不应有任何的特殊。对于亲友要求来京探望和治病，他酌情予以处理，对同意安排来京的亲友，都事先交代在京只能作短期停留，来往路费和在京食宿费用都由他负担，并叮嘱来京时不要带任何礼物，如果有反映家乡情况的材料可以带来，以便从中了解农村的一些实际情况。对于要求举荐工作的，毛泽东的答复一般都是要他们好好表现，以利相关部门考虑录用，不宜由他举荐。个别条件比较好的，如他妻子的好友李淑一，他向中央文史馆作过推荐，因未被采纳就没有再荐，另从经济上考虑给予接济。总之，对待亲朋故旧的要求，毛泽东都是按照党的原则秉公处理，不徇个人私情，坚持任人唯贤，从不任人唯亲，表现出了共产党人清正廉明的高风亮节，为全党树立了永久的楷模，受到党内外的一致称颂。
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和影响下，我们党在民主革命的征途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长征中，始终保持了旺盛的革命斗志和朝气蓬勃的精神，经受住各种困难特别是胜利后执政的考验，形成了勤政为民、廉洁从政的优良传统和一代新风。这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应当好好珍惜，加以继承和发扬。
注释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34页。
③（35）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72页。
④⑤⑥⑩（11）（13）（17）（18）（19）（25）（26）（3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812、1093－1094、1048、1048、793、1094、875、1004、809、1004、810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⑧（14）（15）（16）（21）（23）（24）（28）（29）（32）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191、209、208－209、17、204、195、4、164、405－406页。
⑨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12）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3页。
（20）（30）（3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529、528页。
（22）（34）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235页。
（27）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