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准备”的第二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研究心得之二
张民龚育之汪裕尧
1951年的毛泽东文稿，比较有内容的共计400多篇，其中大多是电报、批语、书信和对文件、文章所作的修改，讲话稿只有6篇。文稿中已经发表过的有60多篇，其余340多篇没有发表。纵观这一年的毛泽东文稿，基本的思路是为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加紧各项准备工作，努力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其内容大体可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战略构想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1951年2月18日)，是通盘部署1951年工作的重要文献。它总揽全局，提纲挈领，为研究这一年内容繁多而复杂的毛泽东文稿，把握其重心和脉络，提供了清晰的指导。
《要点》第一条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辈⑶抑赋觯飧鏊枷�，“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现在起，还有二十二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
周恩来把这个战略思想称为党的“总方针”，要求各方面工作都要同这个总方针相配合。(1951年3月3日对各专业会议代表的讲话)刘少奇把它称为党的总计划，他说：有人问，你们共产党的计划是什么？具体的计划现在还没有，大概的计划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建设”。(1951年2月3日在全总扩大常委会上的讲话)这个战略思想可以看作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到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发展过程的中间环节。今天我们回顾建国初期的历史进程，追溯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指导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对于这个中间环节是应给以必要的注意的。
“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思想是逐渐形成的。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即已提出要用三年或者还要多一点的时间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准备条件。毛泽东在这一年还讲过“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到1951年2月，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这里，第一，由于一年来工作进展顺利，3年完成恢复任务确有把握了，所以没有再提“三年五年”、“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第二，把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这一前景，更切近地提到党的高级干部面前。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要为中国的工业化而奋斗，现在这一任务就要变成直接行动了，当前所作的一切，都是为实现这一任务作直接的准备。这是全党工作重心由革命转入建设的进一步贯彻。第三，把10年作为一个建设阶段，预示着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划有某种联系，使党的领导干部对这一过渡的进程表有了较前更具体的了解。
毛泽东自己没有对这一战略思想作展开的论述。他曾经建议刘少奇向干部讲述这一问题。1951年3月30日，在刘少奇送他审阅的向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所作的报告稿上，毛泽东写道：“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思想，请你在会议中讲一下，使他们有所准备�！�
刘少奇在1951年多次向干部讲述过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有两次：一次是5月7日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一次是7月5日对马列学院学员作《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报告。刘少奇的讲述中有两点很值得注意。
第一是经济建设的方针。刘少奇说：建设的方针呢？工业农业都要发展，现在首先还是要恢复和发展农业；其次是发展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开始还是要搞一些轻工业。刘少奇还这样提出问题：为什么不可以先发展重工业？他回答说：因为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很好的农业，工业没有基础；因为农业是工业的市��；因为要依靠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为要依靠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来积累资金。这些意见反映了我们党的领导人当时对我国工业化道路的设想和思索。它同后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的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关系的思想，是相通的。
第二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刘少奇说10年建设之后，新中国的面貌就要改变，不但有庞大的农业，还有了自己的工业，到那时我们的国家才可以考虑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现在不能提这个问题。当然，作为理论和理想，可以宣传；作为实践问题，10年内讲不到，10年之后看情况，也可能还要等几年。他把这个建设阶段称为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并且说，新民主主义阶段是过渡阶段，也是准备阶段，即准备进入社会主义。3年准备10年建设，都是为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作准备。
刘少奇在讲话中申明，这大体上是个人的意见，中央没有讨论，不是定见，当作研究，可以批评。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就上面引述的这些内容来说，刘少奇表达的大体上是那时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的共同意见。我们的根据是：毛泽东1950年6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讲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时，特地解释说“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根据刘少奇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写入整党决议的《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提出共产党员“现在是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这个决议得到中央的批准。这里所说的“将来”，“很远的将来”，估计时间有多长呢？毛泽东早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预计和分析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后的形势时说过：到底何时开始社会主义的全线进攻，也许要15年。任弼时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提出：“全国革命胜利后，我们仍需要有两个到三个五年计划，才可能到社会主义。”1949年刘少奇访问苏联期间在一封信中写道：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的民族资本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这要看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或者需要10年到15年。这年9月在政协会议期间，党外人士问什么时候到社会主义，毛泽东回答说，大概二三十年吧!1950年4月，周恩来向参加统战会议的党员领导干部说：毛主席访问苏联回来，到处都碰到问，到底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要15年左右。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提法，作为中央讨论后确定的意见，同过去阐述的设想，是大体相同而又有所不同。相同的是，3年准备，加上15年计划经济建设，进入社会主义。不同的是，总路线认为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已经开始，并将逐步实现，在3个五年计划时期内最后完成；而过去的设想大体是10年、15年建设，条件成熟，然后一举实行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进入社会主义。
这样的变化是从何而来的？看来是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和对它的经验和意义的争论中来的，是从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验和三反五反斗争的发展中来的。这种变化无疑既有它的积极方面，也有它的消极方面，特别是后来社会主义改造步骤超越总路线原定的计划而大大加速，更扩大了它的消极方面。
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
3年准备，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准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是3项最重要的准备，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它们分别在第2、3、4项。
抗美援朝战争，继1950年第1、2两次战役胜利后，1951年上半年志愿军又连续取得第3、4、5次战役的胜利。这3次战役毛泽东没有象前两次战役那样直接进行具体部署和指挥，而主要是对战略问题作出决策，如志愿军在朝鲜战场轮番作战的决策(2月7日给周恩来的信，3月1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对美英军实行战术小包围、对南朝鲜军实行战略或战役大包围的决策(5月26日给彭德怀的电报)等等。5次战役以后，敌方迫于军事上和舆论上的压力，不得不同意举行停战谈判。毛泽东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从7月初开始，为布署谈判写了十多份电报，提出作好两手准备、实行谈打结合的方针。他指出，谈判期间要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敌军可能对我前方发起大的攻击，在后方进行大规模轰炸；“应作此次和不下来，还须继续打、还须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歼灭，然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日后形势的发展，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见。
估计到台湾国民党策应侵朝美军，进犯我东南沿海的可能性，中央军委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作了相应的部署。1951年初，毛泽东全面分析了台湾的军事实力和我方的经济状况，提出了东南沿海地区重点设防和诱敌深入相结合的方针。1月24日，他在关于东南沿海构筑工事问题的电报中指出：“虎门，厦门，舟山，吴淞四处及珠江口外某些海岛必须确保，不令侵入”，“汕头至大亚湾一线及其他海岸线与内地，根本不要修筑什么工事或要塞，敌来让其登陆，并须诱其深入，然后聚而歼之�！闭馐敲蠖还岬恼铰哉绞踉谛碌睦诽跫碌脑擞�。
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大部是在1951年(严格地说是从1950年冬天到1952年春天)进行的。1950年是制定新的政策，作好准备和试点。到1952年春，3亿1千万人口的新区，已有2亿多完成了土改。1951年，毛泽东为指导土改先后起草了10多份电报。他根据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形势，提出首当敌冲的东南沿海地区要加快土改的步骤，以巩固政权和国防。针对有些地区的干部片面理解加快步骤而忽视发动群众的偏向，他又强调不能违背土改运动的一般秩序，不能在群众还没有起来、基层组织还不可靠的情况下匆忙分配土地，而是要加快发动群众，整顿基层组织，接着进行分田，这些步骤不能省略和跳跃。随着土改的深入发展，有些地区出现了侵犯工商业的倾向，1951年1月罗瑞卿就这个情况向党中央写了报告，毛泽东十分重视，当即批转各地注意，同时还推荐了中南地区为合理解决退押纠纷和�；すど桃刀枇⒊窍缌缥被岬淖龇�。在土改中，北京市组织北大、清华等高校教授分赴华东、中南、西北三大区实地考察，回来后许多人写文章、作报告，畅谈观感，效果很好。毛泽东很重视这个经验，一再要求《人民日报》转载他们的文章，并多次致电各地负责干部，强调指出：“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些坏的”，“好的坏的，都让他们去看，让他们纷纷议论，自由发表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笔导っ髡庋霾唤鲇欣诠毯头⒄狗捶饨ǖ耐骋徽较�，为土改创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而且使参观者受到了生动和深刻的民主主义教育，是人民群众自我教育的一种很好的形式。在这一年里，毛泽东还根据土改运动在全国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转发东北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报告的批语》等几封电报，指出：一切已经完成土改的地区，要及时把领导工作的重点放到工农业生产上来，在农村领导农民逐步组织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在一切尚未完成土改的地区，要注意防止急躁情绪。12月13日，他在转发中南局关于土改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强调指出：“关于农村和城市、土改和工业的领导上注意力的分配和领导重点转移问题的具体解决，请各中央局各省委区党委精密地掌握着，不要分配不适当和转移不适时�！�
1950年秋季，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大陆各地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以为时机已到，加紧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气焰十分嚣张。这年的10月10日，党中央向各地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掀开了镇反运动的序幕。1951年，镇反运动在全国大规模地展开，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毛泽东指导这场运动的文稿有100多篇，约占这一年比较有内容的文稿篇数的四分之一。运动开始时，毛泽东针对普遍存在的和平麻痹思想和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倾向，主要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同时提出了“稳、准、狠”的方针。运动起来之后，又针对有些地方工作粗糙，发生错捕错杀的现象，及时作出严格划分具体政策界限，精细审查捕人名单，控制捕人杀人的批准权等决定，以及对多数犯死罪分子实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同放手让民主人士参观土改一样，毛泽东也反复强调让他们与闻镇反，参加审案，并且充分肯定通过城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乡村农民代表会议讨论镇反的经验。这些，对于保证稳准狠地打击敌人，巩固革命统一战线，起了很好的作用。
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使我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安定局面，不仅促进了当时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为以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展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对此作了简明扼要的总结。
三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2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未曾部署，是年底提出，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的。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建国伊始，即以其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其干部无私忘我的工作和廉洁勤俭的作风，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政坛气象为之一新。但是，执掌政权的地位也容易产生腐化现象，旧社会种种恶习也会侵袭人民的干部队伍。我们队伍中的个别不纯分子开始利用权力谋取私利，资产阶级中的不法分子为了打开非法牟利的方便之门，用种种手段腐蚀国家工作人员。贪污案件，在新中国成立后即时有发现，并作过处理。但在一个时期内问题发展和暴露得还不很充分。在东北局报告东北地区增产节约运动中揭露出一些干部犯有严重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事实后，引起了中央的警惕和重视。11月20日，毛泽东起草了转发东北局报告的批语，第一次向全党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问题。12月1日，中央又正式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
从11月下旬开始到年底的一个多月内，毛泽东为指导三反斗争批转了大量的报告，写了许多指示、批语和书信。阅读这些文献，可以追踪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如何提出、发动、推进和指导这场运动的轨迹。毛泽东指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同时，他还指出：开展“三反”，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以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要抓住典型重大案件的处理(例如原天津地委两任书记刘青山、张子善一案)，引起全党的警惕和全社会的重视。他还要求各级领导，注意把反贪污同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结合起来，把“三反”同当时正在进行的整党以及军队的整编工作结合起来，等等。在党中央的有力推动下，“三反”运动迅速地在全国发动起来，在1952年初同反对资产阶级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相配合，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三反”斗争的实质，是在执政的情况下保持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廉洁。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执政的共产党和人民的政权，必须坚持不懈地同贪污浪费等腐败现象进行长期的斗争�！叭础痹硕钦飧龀て诙氛氖だ某跽��！叭础辈扇∪褐谛哉卧硕姆绞浇�，决定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验。运动中间在追查贪污犯的“打老虎”阶段，曾发生过一些过火的偏差。但总的说来，这次运动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我们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现在，我们处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反对贪污浪费、行贿受贿斗争的背景和形势同过去有了很大不同。斗争方法上我们今天强调法律手段、制度建设和经常工作，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以求从根本上创造条件来堵塞贪污浪费得以盛行的缝隙。但是，无论怎样，全党重视和全党努力，群众监督和群众动员，始终是有效地进行反对贪污浪费斗争的必要条件。
四纪念建党三十周年和出版《毛泽东选集》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之际正式出版由作者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是我国思想理论战线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1944年6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曾出版过我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此后几个根据地和解放区陆续出版过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这些选集有的内部出版，有的公开发行，均未经作者审定。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向毛泽东建议编一部毛泽东选集，以帮助人们了解中国革命的经验。1950年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斯大林的这个建议，决定立即着手编辑，并成立了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由于建国前各地出版的毛选体例颇为杂乱，文字也有错讹，有些重要著作也没有收进去，因此建国后出版的这部毛选，尽可能搜集了过去毛选中没有包括的重要著作，并由作者对收入选集的每篇著作进行校阅，作了一些文字修正，有的地方还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1951年的毛泽东文稿中，有几篇涉及毛选编辑工作的，它们虽只反映了这一工作的很小部分，但从中已经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文稿反复斟酌、慎重选择、认真校阅、一丝不苟的态度。以《矛盾论》为例，开始时曾列入毛选第一卷选稿目录，在校阅中他觉得不够满意，仍需修改，决定暂不收入。后来经过仔细的修改和补充，收入了第二卷，1952年印行重排本，才按时间顺序将它移入第一卷。毛选在文字修饰和规范化方面下了许多功夫，因为毛泽东认为语言文字应力求将思想表达得准确。在他的提议下，中共中央于1951年2月1日还发出了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文字缺点的指示(对这个指示稿，毛泽东作了许多重要的修改)，人民日报为此发了社论。毛泽东对题解和注释逐条进行了审改，毛选第一卷的16条题解和249条注释中，从现存的不完全的档案看，毛泽东撰写和修改的题解有10条，注释在120条以上。例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题解，《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关于管公堂和收学租的注释，都是毛泽东写的。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正式出版以前，1950年12月在苏联和中国大约同时发表了确定收入这一集中的《实践论》，1951年，毛泽东有几封信，由《实践论》的发表谈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通俗宣传。为配合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从7月1日开始，《人民日报》又陆续先期发表了这一卷中的8篇最重要的文章�！睹蠖〖返某霭妫诠谕庖鹁薮蟮姆聪�，为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学习和研究中国革命的经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成果，提供了重要的教材。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党中央和部门的一些领导同志撰写了一批很有份量的文章，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其中之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概要讲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著作。毛泽东对这部简史的写作给予了热情的支持。1952年6月21日，胡乔木就《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几个提法问题写信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一一作了答复。
五电影《武训传》批判
1951年在全国范围展开的、持续半年之久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建国以后毛泽东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和支持过一系列批判运动，十几年中一浪接着一浪。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这一系列批判的发轫，又同后来的批判有所不同。
1950年底1951年初电影《武训传》在几个大城市上映后，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在最初几个月里，基本上都是肯定和赞扬，虽然程度不同。最高的赞扬，把武训誉为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等等。从1951年春开始，批评逐渐增多，引人注目的是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和杨耳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两篇文章。如果按照文艺和学术问题通过文艺和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来解决的方针行事，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允许坚持自己的意见也允许改变自己的意见，那么，在自由讨论中定能逐步克服错误的意见，发展正确的意见，帮助人们联系实例学习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研究文艺和学术问题。而这样的学习在建国初期的文艺和学术界是迫切需要的，也是普遍要求的。一般说来，在自由讨论中，比较容易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极端观点比较不易产生，产生了也比较容易克服。在人民已经取得政权的条件下，尤其有可能也有必要用这种讨论的方法解决文艺和学术的不同意见的争论问题�？上�，事态未能按照学术讨论的方向发展。
5月16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语转载了几篇批评《武训传》的文章，20日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这篇社论是经毛泽东审阅并作了大段改写和加写的。他加写和改写的这几段话，作为他的一篇著作在“文革”中重新发表，后来收入毛选第五卷。社论中有一个很长的名单，点名批评了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及其48名作者。一场政治批判运动由此发动了。
6月，毛泽东审阅《学习》杂志《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的长文，又加写了几段话，指出武训行乞兴学是“为富人子弟办了两所旧式学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穷孩子进他那样的学堂”；“武训的‘义’学，其实是不义之学”，因为办学的钱，“一是强要来的”，“二是放高利贷”，“三是倚仗官势募捐”。7月，《人民日报》连续6天刊载了经毛泽东审改的题为《武训历史调查记》的长篇报告。这篇报告分为“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武训的为人”，“武训学校的性质”，“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武训的土地剥削”五部分。每个部分都有毛泽东改写或加写的段落，有些段落是议论性的，进一步发挥了他的上述论断。他指出：“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是地主阶级掌握主要的生产资料。地主阶级有政权，有军队，�；ふ庵稚叵怠Ｒ蚨挥械刂鹘准赌芄宦⒍衔幕煅�。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薄拔溲瞪诼迨贝�，他甘心为地主阶级服务，以‘为贫寒’的口号欺骗农民，而实际上为地主和商人办成了三所学校，这是合乎封建社会的规律的。”
武训的“行乞兴学”，过去大都当作一桩美谈。一般人对之表示敬意，并不一定清楚这个人物及其作为的具体历史事实，没有深思过对它应当如何科学评价的问题，这是不足深责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一些讲话中也曾称赞过武训行乞兴学的精神，并用它来鼓励大家克服困难，把革命坚持下去。1951年在看了电影《武训传》和了解到着意宣传武训的其他一些材料后，毛泽东对武训有了新看法。他修改社论、文章、调查报告时写下的这些话，代表了他把武训的行乞兴学摆在近代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具体环境中来重新考察所得出的新看法。毛泽东的批评，不但指向武训，更着重地是指向宣传武训的人们。毛泽东对武训和武训宣传的这些新看法，当然可以也应该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他的批评，看来在政治上上纲过高，语调也过于尖锐，但是他提出的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研究一些历史人物的任务，和他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一些深刻见解，应该说是重要的，对于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有积极意义的。由于未能真正用学术讨论的方法来执行这一任务，而是采取了一涌而上，无限上纲，不容分说的做法，结果使当时的批判搞得“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胡乔木的谈话)，在思想文化界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的不好的先例。
电影《武训传》的导演孙瑜，在运动中受到很大政治压力，但是并没有划为什么“分子”，也没有停止他工作的权利，一些影片仍然让他执导。这些同以后的批判运动中的极端作法相比，还是较为缓和的，在评价这场批判的时候，这一点也应该提到。
除上述5个方面外，还有几篇涉及在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和关心群众疾苦的文稿。1951年5月16日，毛泽东在转发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关于处理群众来信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义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12月15日，他在一个文件中严肃批评了某些党政机关动员群众写致敬信，发祝贺电，以及一些机关团体和群众给中央送锦旗、礼品的做法，指出这“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毛泽东为转发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报告代中央起草的批语，提醒全党注意：“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
（来源：《党的文献》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