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自主”，是中共党史上一个沉重而又激动人心的命题。沉重，是因为长期不能“独立自主”与中国共产党曾经遭遇的挫折、失败乃至濒临绝境的惨痛经历相重合; 激动人心，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以“独立自主”的姿态面对世界的时候，也就是它发展成熟，可以从容把握自身命运的时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独立自主”包含着十分深刻而丰富的经历和内涵。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上独立自主道路的开端和标志。但从上海到遵义，从1921 年到1935年，从独立自主的思想萌动和变化发展，到独立自主的能力养成和条件成熟，中国共产党走向独立自主的历程，惊心动魄，发人深省。
一、独立自主意识: 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品质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独立自主进行的吗?国外学者多倾向于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俄国革命输入的结果。但史料表明，虽然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带来很大影响，但走苏俄式共产主义道路完全是当时一群中国先进分子经过对多条道路进行慎重筛选比较之后独立自主的选择，并不是什么“输入”的结果。如1921 年1 月2 日，新民学会就“当时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进行讨论后表决时，包括毛泽东、何叔衡在内的绝大多数会员赞成“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 列宁的主义) ”（参见《毛泽东传( 1893—1949 ) 》，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72 页。）。在旅欧勤工俭学生中也发生过类似的激烈讨论，周恩来、蔡和森等人作出了同样的选择。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们已经选择了这条道路并开始酝酿建党，由俄共( 布) 主导的共产国际才可能派人来中国进行指导和帮助。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确乎起到了催产针和加速器的作用，但中国共产党这个胎儿毕竟要从中国这个母腹中才能自然地发育成熟也是毫无疑问的�？梢运担苛业亩懒⒆灾饕馐妒侵泄膊秤肷憷吹钠分�，并不因是否出现一个援助力量而发生改变。陈独秀当时就宣称: “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一大”前后》( 二) ，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384、389 页。）。这也是当时多数党的创建者的共同想法。中共一大召开后，绝大多数党的领导人仍认为党有权决定自己的方针政策，实行自己的主张，共产国际只能起顾问的作用。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建党，有“国际主义”原则考虑，更是为了苏俄在华利益，因此迫切希望这个与它有共同信仰的新生政治力量能按它的意愿行事，迅速发挥有利于苏俄的实际作用。而这个“幼稚”的党却是由一群雄心勃勃的社会精英为了共同的社会理想而组成的，毛泽东曾大呼的“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是他们共同的胸怀，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是中国“思想界的明星”，与共产国际代表发生分歧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期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显示了党的创建者群体身上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在当时力量极端弱小的情形下，“独立自主”意识如果强调过头，也容易变成自我孤立和关门主义，对党的生存和发展并不利，但当时几乎全党都没有立刻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当马林根据他在印尼指导革命的成功经验，提出以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来实行两党合作时，几乎遭到全党一致反对。直到马林亮出共产国际的指令，陈独秀等人才无话可说。在中共三大上，代表们继续就“马林式”党内合作方式展开激烈争论，陈独秀起草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以5 票的微弱优势通过( 21 票赞成、16 票反对)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 布) 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年， 第481 页。）
三大之后，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也承认，中共是“被迫去帮助国民党从事国民运动”的。这里有一个细节: 毛泽东在三大上发言赞成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参见《毛泽东传( 1893—1949) 》，第92 页。），而表决时的16 张反对票中10 张来自湖南代表（参见《共产国际、联共( 布) 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 卷，第481 页。）。这说明毛泽东经过与马林在长沙的一席之谈和调到中央筹备三大过程中，改变了在湖南时坚决反对“党内合作”的激烈主张，而对利用在国民党的工作改造其阶级成分为我所用寄予了希望。
国共合作对中国国民革命事业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共产党通过一大批党的优秀分子在国民党内的积极工作获得的迅猛发展，都证明了“马林式”党内合作方式是正确的。但对这个中共党史上的重大决策从最初几乎全党一致反对到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马林的强力推动下勉强同意，最后才接受的过程，人们知之并不多。这一段历史表明，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有着初生牛犊般的锐气，党中央的领导人大多是朝气蓬勃、思想激进的年轻人，同时也是一个政治经验欠缺的组织，虽然尽力维护着“独立自主”的尊严，但从总体上看尚缺乏深远的政治眼光。
二、大革命时期独立自主意识被强行抑制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基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和苏俄对华政策总原则，采取了抑制共产党、扶助国民党的策略。因此，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仅有的公开活动、遍地开花的大发展时期，又是独立自主思想和权利遭到强力压制而逐渐减弱的时期。
根据民主革命时期应由资产阶级政党掌握领导权的理论主张，共产国际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还轮不上共产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唱主角，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 “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体现，它应该执掌政权”（《共产国际、联共( 布) 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 卷，第460—461 页。），因此“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共产国际、联共( 布) 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 卷，第481 页。）。据此，1924 年2 月中共中央作出《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要求在国共合作中“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近些年来陆续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显示，在国共合作时期，几乎在一切重大问题上中共中央及其主要领导人陈独秀都与共产国际代表，主要是联共( 布) 顾问鲍罗廷发生过争执。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代表的争执，都以中国共产党照共产国际的意见执行而结束。常常一边是党内同志要求与国民党右派坚决斗争，一边是共产国际严令退让。陈独秀因此逐渐变得“右倾消极”，只能被动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在党内也逐渐失去威信。
在大革命后期接连发生的后来使陈独秀被视为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所谓对国民党的“三次大让步”中，共产国际起了关键作用。在这些“让步”中，中共党内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在内的许多人都提出过坚持斗争的主张，而陈独秀、张国焘等却根据共产国际代表意见，转而来要求本党党员接受退让的结果。当“四一二”等一系列反革命政变不断发生的时候，共产国际先是固守维持统一战线的最高原则，命令中国共产党继续退让，后又在因退让太多共产党已无还手之力的情况下，向共产党提出不切实际的进攻方案。大革命最终以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血洒大地而告失败。维经斯基后来对此曾反省说: “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第159 页。）
有一个问题: 当时中国共产党难道就不能与共产国际决裂，走自己的路去? 为什么一定要将自己置于共产国际束缚之下，屈从于它呢?除了众所周知的当时共产国际在国际共运中有着巨大威望和影响力，而中共作为它的支部必须受其严格约束外，可能还有这样一些因素:
首先，不论共产国际如何要求共产党向国民党委曲求全( 鲍罗廷甚至提出一个令中共党人极为反感的“苦力论”，宣称在民主革命阶段共产党就是要甘于给国民党做“苦力”，不要想当主人) ，毕竟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一手推行的国共合作中得到了巨大发展。如党员人数增长迅速。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仅有50 多名党员，而至1926 年9 月达13000 多人，1927 年4 月中共五大召开时达58000 人，经过国民党大屠杀牺牲1 万多人后，全国仍有党员5 万人左右。党员人数增长最多的时期，也是国民党右派反共活动最激烈自然也是中共对国民党退让最多的时期。更重要的是，一大批才华出众的党员赴汤蹈火地积极工作，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大片人心，政治声望高涨，大大威胁国民党的群众基础，国民党决心清除共产党的根源即在于此。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仍具有重大的正面意义。
其次，党的理论基础还相当薄弱。党的领袖陈独秀在理论上深受共产国际指导思想影响，陷入机械的“二次革命论”，承认在民主革命阶段应由资产阶级政党掌权，虽然对党的退让和忍耐感到难受，却无法从理论上讲明理直气壮地争夺领导权的理由。正如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所说: “当时大家的观念都以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保ā睹蠖募返�1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46 页。）
毛泽东指出这是“大家的观念”，说明当时并不只是陈独秀有这种思想，而具有一定普遍性。
此外，当时党还没有总结出以实践推动理论发展的规律和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等在思考对策的时候习惯于从理论到理论，用理论推导理论，而理论都是从共产国际来的，方式则是不停地讨论、开会，共产国际一否决就毫无办法。结果往往是议而不决，找不到切实可行的措施。这是陈独秀苦苦思索找不到出路的一个关键原因。这可以说也是一种教条主义。如当北伐战争推动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地发展起来的时候，共产国际也开始重视农民和土地问题，陈独秀却对农民运动对于中国革命事业的突破性意义估计不足，放不开手脚开展工作。而此时的一批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深刻领会”了共产国际理论指导的精神。1925 年初，他回到韶山去开展农民运动、搞调查研究，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成为公认的农民问题专家。1927 年初，毛泽东又深入湖南农村进行考察，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这份重要报告，陈独秀反应冷淡，在瞿秋白的支持下它才得以发表。数月后斯大林指出: 现在的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土地革命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毛泽东的报告立即引起共产国际的重视，在斯大林讲话三天后先后被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俄文版和英文版转载，并给予很高评价。
三、三次“左”倾错误过程中盲从与抗争的交织
土地革命时期，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和军队大发展的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犯“左”倾错误的时期。与大革命时期相比，总体上党的领导人对于共产国际是组织上服从、指导思想上认同的，少许怀疑和不敬也受到严厉惩罚。与这一时期在农村革命实践中独辟蹊径的巨大成就相比，中央领导层却没能为走自己的路，实现“独立自主”作出应有的贡献。
“左”倾盲动错误与联共( 布) 党内对大革命失败责任的争论有很大关系。大革命失败和国民党公开反共反苏后，共产国际转而支持中共独立开展土地革命。这本身是完全正确的。但同时，这个经验教训的总结又与联共( 布)内部复杂的党内斗争纠缠在一起。因联共( 布)党内的反对派托洛茨基等人猛烈抨击斯大林，要求他为中国大革命失败承担罪责，急于摆脱党内困境、维护联共( 布) 和个人权威的斯大林，采取了矫枉过正的办法来纠正大革命期间的策略失误。在中共八七会议上确定实行土地革命，是斯大林摆脱被严厉“问责”的虎狼药，其转向方式相当猛烈，正如1945 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 “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蓖恋馗锩逼谥泄驳恼咭环创蟾锩笃谝幌盗械挠仪阃仔巳�，仿佛一个急转弯，从此“左”倾错误一个接一个，与联共( 布) 影响下的共产国际迅速改变大革命时期处处压制中共的做法转而急迫地驱使中共不断冲锋陷阵，有很大关系。
那么中共应当对“盲动”错误负什么责任呢? 首先是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忠实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八七会议就是罗米纳兹和瞿秋白共同主持，实际上以罗米纳兹为主召开的。会后瞿秋白立即布置各地在不论有没有条件的地方都实行暴动。李维汉认为，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主要责任更在国际代表”，而瞿秋白的责任在于: “他的弱点是在接触实际上有点教条主义。临时中央顺从国际代表，他有一定责任�！保ɡ钗�: 《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3 年第3 期。）作为当时有名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瞿秋白受罗米纳兹“无间断革命论”影响，针对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接受共产国际关于革命形势正在不断高涨的判断，提出了“一次革命论”，作为“左”倾盲动主义的理论依据。共产国际确定由瞿秋白来担任党的领袖，一方面是由于瞿秋白出色的理论才华和相当的威望，特别是他对陈独秀右倾思想进行了坚决而有力的斗争; 另一方面也必然看重他作为鲍罗廷的翻译以及鲍罗廷与中共中央之间的纽带，一直追随和顺从共产国际的特点。其次，由于中共长期在国民党内受到强力压抑而积蓄的愤怒、国民党叛变革命时的血腥屠杀激起的悲痛，使得全党充满着不计后果、不惜拼命的复仇情绪，却还不懂得革命有时需要退却、有时需要迂回等等灵活有效的斗争策略，而共产国际要求迅速采取一切手段反抗国民党统治的训令恰好助长了党内普遍存在的这种急躁心理。
从某种程度上说，盲动是对大革命失败的反弹，是一种比较强烈的矫枉过正的应激反应，所以很快就停止了。但是，这一时期，由于造成中国共产党犯盲动错误的共产国际根源并未消除，中国共产党再犯“左”倾错误，实属必然。
中共六大后不久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阐述和讨论了所谓“第三时期理论”，认为现阶段资本主义总�；丫嚼�，是“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时期，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将出现世界性的革命高潮。1929 年2 月、6 月、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连续发来三封信，指出， “中国已经进入深刻的全民族危机的时期”，党应当发动群众去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中共主要领导人向忠发、李立三据此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命令各地立即采取军事行动，逐步形成“左”倾冒险主义。李立三制订的计划令共产国际也觉得太“疯狂”了。1930 年8 月，瞿秋白和周恩来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回国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停止了对革命已造成重大损失的冒险行动。但不久，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批判迅速升级到“反国际路线”高度。起因是李立三公然发表不尊重共产国际的言论，表达出强烈的“独立自主”欲望，甚至宣称中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求苏联进行配合，冒犯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权威。他在9 月3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忠实于国际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回事，“占领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和共产国际对话了”。共产国际愤怒地指出这是“敌视布尔塞维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的行为”，要求中共中央“给这种反国际的立场以致命的回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第418、412 页。）
比批“立三路线”更严厉的是批判瞿秋白和周恩来主持的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特别是瞿秋白曾对“第三时期理论”表示产生怀疑，还根据国内情况汇报和自己的独立思考，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些具体策略提出过不同意见，因而得罪了米夫。而瞿秋白在三中全会上没有吸收能百分之百“为国际路线而战”的王明等人进入中央领导层，又违背了共产国际及其远东局的意愿。王明等借机大肆抨击瞿秋白和周恩来，导致瞿秋白和李立三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逐出政治局，为他们对共产国际权威的挑战付出代价，周恩来因实际工作需要被留下“以观后效”，而王明等人占据了领导岗位。从此，共产国际在中共党内建立起不容置疑和挑战的绝对权威，任何被认为冒犯或违反它及其在中共的代言人的言行都将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中国革命造成惨重损失的长达四年的第三次“左”倾错误，即“王明路线”也因此而逐渐形成。
在中央形成三次“左”倾错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理论上几乎完全服从共产国际指导。在“左”倾政策执行过程中，不断有从事和熟悉实际工作的中共党内同志予以抵制和纠正，但在中央领导层从未形成有力的抵制力量。如纠正立三路线的时候，瞿秋白、周恩来等人对共产国际有所抵制，但瞿秋白的理论探索一遇共产国际的否定就不得不止步，周恩来对共产国际的做法提出的异议( 如提出选一些与王明意见不同的人进中央) 一遭否决就无法再提，在实际工作中对过火政策的纠正也只是修修补补。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愿望遭到极大压制和践踏。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注定要在偏僻落后的农村方能成燎原之势。
四、为什么说“独立自主”地找到了自己的路?
在中共中央一次次犯下“左”倾错误的时候，远离这些理论纷争而埋头于农村革命斗争的毛泽东等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却用实际行动为中国革命带来了新的希望。经过他们艰苦卓绝的奋斗，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政权”的道路逐渐明晰。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农村土地革命，是在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思想迅速转变的条件下开始的。但是，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方针是实行城乡普遍暴动，而目标仍是城市，是在攻打城市无效的情况下，毛泽东等人才调整策略“上山”的。此后中共中央三次“左”倾错误，都以命令红军“攻打城市”为主要特征。这表明共产国际所勾画的“土地革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总结出来的坚持长期“农村割据”的道路有出入，其“农村中心”指导思想的实际指向需要具体分析。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工作重心从城市中心转向农村土地革命的战略调整，毛泽东是衷心拥护的，甚至“闻之距跃三百”（《秋收起义》( 资料选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年，第16 页。）。而毛泽东等人在农村的成功实践，又促使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和策略继续转变，并将毛泽东等人总结出来的经验进行大力推广。1929 年7 月2 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称赞朱德和毛泽东的红色游击队运动，说毛泽东是中国游击运动中“极为出色的领袖”。同年10 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要“坚固并且扩大游击战争尤其是在满洲以及朱毛的区域里，坚决反对党内对于农民战争以及游击战争估计不足的倾向”。1930 年3 月20 日，因讹传毛泽东在福建前线病逝，共产国际官方公报《国际新闻通讯》( 英文版) 发表讣告说: “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保ㄗ陨瓿び�: 《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党建读物出版社，1994 年，第128 页。）
1931 年5 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中，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推广毛泽东的良好经验”（《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 辑，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年，第359页。）。直至王明上台后，共产国际和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仍然对毛泽东赞誉有加。如米夫多次称赞毛泽东是“中国苏维埃运动最初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人民及其红军的最好领袖”，“全中国人民所公认的民族英雄”（转引自申长友: 《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第137 页。）。1934 年2 月5 日， 《真理报》刊登的王明在联共( 布) 十七大上的发言中，明确指出统一领导当时中国10 个省苏维埃的中央政府主席就是毛泽东同志。
这就怪了: 一边是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盛赞毛泽东，一边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遭到王明路线也就是所谓“国际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博古等人的排斥和残酷打击，直至被撤销对红军的领导权，度过了他一生难忘的艰难岁月。这如何解释呢? 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肯定、称赞乃至公开宣传难以及时传到中央苏区（参见申长友: 《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第136—137页。）。笔者认为，共产国际讣告中赞扬毛泽东“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转引自申长友: 《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第128 页。）
的时间是在1930 年3 月，基本上反映的是苏区工作实情。后来可能存在通讯不畅的情况，但博古等人在中央苏区的作为，共产国际还是大体知晓的。如1933 年3 月，鉴于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排挤加剧，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特别提醒博古等人在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上不要走得太远，强调“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同时共产国际要求中央所遵循的军事策略，其实就是毛泽东所总结出来的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参见申长友: 《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第151 页。）从这里可以看出，共产国际赞扬毛泽东主要是对他建立苏维埃区域与壮大红军的显赫功绩和游击战争的军事策略。
这一时期，共产国际服从苏联国家利益和革命实用原则，对世界革命高潮的期望极为迫切。对它来说，“农村中心”仅是一个临时性或局部策略转变，而其战略大方向仍是“城市中心”。当城市革命形势低落的时候，毛泽东等人在农村的成功实践使它把积聚革命力量的希望转移到农村，对毛泽东的赞誉表达了这种炽热的希望。而这些力量积聚的最终目的即以城市武装起义来夺取大城市的思想并没有改变，农村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红军只是这之前的一个阶段。因此，农村革命越是蓬勃发展，他们越是对它寄予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越是急于利用这些力量迅速跨越农村革命阶段，实行夺取城市的革命。
当革命形势明显处于低潮的时候，共产国际的思路还比较冷静。如六届四中全会就将坚决执行共产国际关于在全部工作中实行“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转变作为“目前全党的紧急任务”。但共产国际总不忘提醒中国共产党，不能在农村呆得太久，城市工人运动才是革命“正途”，必须尽快过渡到夺取城市阶段。1929 年10 月26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一方面承认“农民战争是中国民族�；透锩哒堑牧硪桓鎏氐恪保硪环矫娓康鳌案锩硕母哒侨找娣⒄沟淖羁煽�、最主要的征候，乃是工人运动的复兴”。1930 年6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提出: “必须集中精力组建和加强红军，以期将来根据军事和政治形势，去夺取一个或数个工业中心和行政中心�！保ā豆膊视泄刂泄锩奈南鬃柿稀返�2 辑，第21、85、94 页。）1932 年1 月9 日，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迎合共产国际意图，认为时机已到，通过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正式提出: “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 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领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 年，第34 页。）决议还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夺取中心城市的军事计划。从此开始了最后葬送掉根据地的“左”倾冒险行动。
而共产国际要博古等人对毛泽东“忍让”的，正是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大不一致，甚至唱反调的地方。如毛泽东在土地政策特别是富农政策方面，诸多对共产国际指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的政策，与共产国际渐行渐远。经过对土地斗争实践的反思，毛泽东提出要采取中立富农的政策才能拿住富农这个中间阶级不反水。1930 年苏联集体化进入高潮后，共产国际反对富农的要求越来越高。而这个时间，毛泽东却在埋头进行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之后提出要限制富农而不是过早消灭富农。1931 年8 月，共产国际正式指示中共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毛泽东却坚持限制富农的政策。1933 年11 月，毛泽东又作了长冈调查，之后明确把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提出的“反对富农”口号改成了“限制富农”。在当时，毛泽东被斥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是必然的。而毛泽东其他根据中国革命特点和实践经验的独创性总结，如在古田会议上形成的以“思想建党”来保持党和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壮大无产阶级队伍的原则，更与共产国际单纯强调党和军队无产阶级成分的“布尔什维克化”思想差之千里。而这些都恰恰是以农村为中心，成功地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所必需的条件。
总之，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确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艰苦奋斗，同时又与共产国际既相推动又相碰撞的过程中“独立自主”地找到的。
五、“电讯中断”问题与“独立自主”的实现
1935 年1 月遵义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此次会议最关键的成就是在组织上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军事领导地位。而它与以前中共中央历次重要会议相比，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它既没有携带共产国际“尚方宝�！钡氖拐咧苯又傅蓟蛑鞒�，也没有来自共产国际的精神作指导。当时，中国共产党已与共产国际彻底失去联系数月。因此，有一种说法，即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主要是拜当时与共产国际电讯中断所赐。这虽然是句戏言，却提示我们，在考察中国共产党实现独立自主历程时，对环境因素的作用应有客观的认识。
首先，不能夸大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包括当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与毛泽东等人的对立。如前所述，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和开展根据地建设的功绩是十分看重的。而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指导原则也十分尊重。在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他愤怒地抨击的是僵化的“本本主义者”，而不是“本本”本身，当时的“本本”，就是共产国际训令以及中共中央据此发出的指示。他强调: “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贝宋脑蝗衔堑谝淮蚊魅繁泶锪酥泄膊车亩懒⒆灾魉枷�。其实从前面的梳理可知，党内关于“独立自主”思想的明确表达，从陈独秀等党的创建者到李立三都并不缺乏，有的表述比此文鲜明得多。但早期的“独立自主”意识常常与排斥和拒绝与其他党派合作的自我孤立联系在一起，李立三对共产国际的藐视体现出狂妄，毛泽东在这里体现出来的则是一种“灵活执行”的“动脑子”的“独立自主”思想。
而事实证明，得到共产国际尊重最终还是要凭实力，而不是纯粹“百分之百”的教条式服从就可以做到的。1939 年，李德回到莫斯科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监察委员会的审查。最后的结论是: 有错误，免于处分。理由是: 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李德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作出决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党，对于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被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参见师哲: 《在历史巨人身边》( 修订订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第142 页。）
其次，毛泽东等人在探索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的时候，身处偏僻农村，远离共产国际的直接控制，也远离中共中央的直接指挥，有一定自主行动的自由条件，有利于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进行革命实践; 而教条式地忠实于“国际路线”的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来到苏区后，起到的却是破坏作用。但事情有时也有另外一面。因中央苏区与共产国际一直存在电讯联系不太通畅的困难，在中央苏区主事的博古与在莫斯科的王明相比，王明能随时跟上共产国际思路的转变，反倒有时能提出和接受一些合乎实际的观点。而无此地利之便的博古等人则只能根据自己对苏俄革命模式的理解去处理与毛泽东等的分歧，批判毛泽东土地政策中的“富农路线”和军事策略中的“逃跑路线”，并等待新的“本本”到来。
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尚未发展成熟，尤其是没有成熟的理论指导和成熟的领导集体及机制之前，即便存在有利的客观环境，是否真正能够独立自主也是一个疑问。例如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之所以能形成，是因为他大大超越了来自共产国际“左”的理论指导，而没有“忠实执行”共产国际训令。而李立三控制的中共中央之所以能这样做，其时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不力、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联络不畅，无法对李立三形成有效约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当1934 年9 月中央苏区与共产国际的电讯完全中断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马上因这个有利条件而实现“独立自主”。相反，博古等人的教条主义却达到极致: 中央苏区的形势已岌岌可危，失去王明�？氐牟┕湃慈匀徊豢习丫ń换孛蠖热�，而迫不及待地交给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直到遵义会议被其他领导人强行撤换。在遵义会议上完全根据中国共产党自身意愿建立起来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紧急的军事行动稍稍得到喘息的时候，就立刻决定要将此重要政治事项报告共产国际。这才有1935 年5 月底中共中央派陈云去上海寻找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之事。1935 年七八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上，在消息隔绝的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等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说明毛泽东等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并没有改变。1936 年7 月10 日，任弼时致电中共中央及林育英，建议召集中央扩大会议“总结在五次‘围剿’斗争之经验教训和讨论党的目前紧张任务，并产生党内和党外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并要求国际派负责代表出席这会议”; “万一对粉碎‘围剿’和斗争之经验教训不可能在这一会议上得到最后结论，则这一问题由七次大会或国际去解决�！倍缬写艘獾闹泄仓醒氪鸶�: “中央已向国际请求批准召开六中全会，并对六中全会给予原则指示，同时派遣负责代表出席。关于开会之时间与地点，须俟国际回示并其出席代表到达或确定到达日期之后才能确定�！保ā度五鍪贝�( 修订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445 页。）
总之，历史走到1935 年1 月这个时间节点，毛泽东等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已经有了得到实践充分证明的比较明确的答案，而4年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错误已毕现无遗，正反对比如此鲜明，此时无论电讯是否中断，召开紧急会议，坚决改变路线、更换领导人都是势所必然的。
遵义会议只批评了博古等人的军事错误，而未涉及政治路线错误，一般认为是因军情紧迫，来不及在解决军事问题的紧急会议上一揽子提出; 而且军事错误对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有目共睹，大家容易接受。而根据本文的考察，也可从另一个角度对此作点补充。虽然当时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系中断，中共的决策仍然充分考虑到共产国际的威信和影响。毛泽东的游击战争军事策略是得到共产国际肯定和欣赏的，从博古等人显然失败的军事策略回到毛泽东的军事策略，容易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 而毛泽东与博古等人相左的其他思想则复杂得多，党内也可能对此产生疑虑，因此策略地加以回避是比较适宜的。当时推出原在王明、博古阵营里的张闻天来“负总责”，也应当考虑到共产国际更能接受的因素。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独立自主地迈动着正确的步子，对共产国际仍然保持着足够的尊重，并没有因为共产国际无法“�？亍绷�，就打算“用另一种方式与国际对话”。这恰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发展成熟的一个表现。因此，独立自主地纠正了军事政策、独立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领导人群体，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只是中共“独立自主”的第一步。稳定而系统地建立起自己的一整套组织原则、方针政策，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还有待一段时间的继续努力。而共产国际和主导它的苏联仍对中国共产党产生着长期不可忽视的影响�？梢运担泄膊呈侵钡叫轮泄闪�，成为执政党，才完全实现独立自主的。
1943 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表示赞成，强调共产国际解散将更有利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第203 页。）。这个决定以轻松欣慰的语气，表达了一个经历了艰难曲折而初步走上独立自主之路的成熟政党的强烈自信和宽阔胸怀。
回顾中国共产党走上独立自主道路的历程，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在抗战时期成长为成熟的党的话，它的成熟乃是经过了大革命的洗礼，懂得了在中国实行民主革命必须从农村开始，和应该如何与其他力量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 经过了土地革命战争的锻炼，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个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并对这条道路进行了全方位的实践，系统地总结出了如何走这条道路的方法。这条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理论的指导下，以艰苦不懈的实践在不断犯错误也不断取得发展的过程中总结和摸索出来的。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实现了党的缔造者们从建党之前就渴望已久的“独立自主”。
(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编审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