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瞿秋白《多余的话》的写作动因，人们比较注重研究其“远因”，也就是瞿秋白过去的经历，如国内外种种思想文化的影响、性格特点、党内遭遇等。对该文写作目的的研究则大多指向未来，如“暴露内心”或者“总结党内斗争经验教训”等。那么《多余的话》的写作有没有“近因”，即“当下”的因素在起作用呢？他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到底是写给谁看的呢？他到底想要说清楚一些什么事情？他为什么必须在临死前说清楚这些事情呢？
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对《多余的话》进行了详尽细致的文本梳理和分析，主要解读该文的卷首语、序言《何必说？（代序）》和结尾《告别》，从这些方面入手，对《多余的话》的写作动因和意图再作一番寻踪。
其实，《多余的话》一开篇，瞿秋白就明确表达了他写作该文的直接原因。在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际，有某些现实的外界因素产生了比较直接的作用，促使他必须说明一些事情，回答一些他认为在死前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个诉求，即是他最直接的写作动因所在。诸般“远因”，包括倾诉冲动的“文人”式性格，都只是蓄势已久的“火药桶”；而这个写作诉求则是“触媒”，或者“导火线”。远近多种因素的混合作用，促成了《多余的话》的写作。
《黍离》诗的解读与瞿秋白的“心忧”
《多余的话》卷首语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狈惭芯俊抖嘤嗟幕啊返娜�，都意识到这句诗对解读《多余的话》全文的重要性。特别是“心忧”二字，尤为关键。《多余的话》可以说就是因为他的沉重“心忧”不可排解而作。现在研究出来的种种《多余的话》的写作动因，都可以归结为“心忧”二字。关键是，他到底在“心忧”什么？这是多年来众人争议之所在�？杉饩浠安豢刹环锤醋聊��；褂幸桓龉丶�，就是“我”。这两句诗里连用四个“我”字，故主题是“我”，强调的是“我”。所以，从卷首语可以看出，《多余的话》写的是“我”的“心忧”，是从“我”这个“个人”的角度出发的。
瞿秋白
研究一下瞿秋白引用的这两句诗的出处《诗经?王风?黍离》很有必要。全诗如下：“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毛诗序》将此诗解读为：“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闵周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受此影响，后人多认为此诗是在“抒写亡国的哀痛”。但也有人认为其立意只是“游子抒写忧愤”。因此，有人认为瞿秋白是在抒发类似所谓“黍离之悲”的一种对革命失败的痛惜；也有人认为瞿秋白是在“心忧”“党的命运前途”，所以要“为党总结经验教训”�？梢钥闯�，这些解释跟《黍离》之诗的传统题解的影响很有关系。
众所周知，传统上《诗经》的解读是政治化的，连《关雎》这样明显的爱情诗也要用政治来诠释。毛苌是汉初之人，他对《黍离》的解读没有任何文本依据，可能是因为该诗是“王风”之首篇，而“王”是指“王畿” ， 是当年东周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域�！吨芾�?夏官?职方氏》：“其畜宜牛马，其谷宜黍稷�！薄笆颉薄梆ⅰ逼涫稻褪且粤街至甘匙魑锓褐敢话懔甘匙魑�， 也就是泛指庄稼�！妒蚶搿肥且猿さ梅泵淖谟伞懊纭倍八搿倍笆怠崩雌鹦�，表现随着时间转换，其“心忧”愈盛的感情递进，与诗歌实际要表达的中心内容并无直接关系。因为毛苌的解释演绎想象成分太多，后来有人已摒弃了此解， 而泛泛地认为是在抒发“游子的忧愤”。
“ 知我者, 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 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是远古诗人（或歌者）吟唱再三的诗句，同样也是瞿秋白在临死前久久萦绕心中的疑问。反复吟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前后比较，可以感觉到，语气的重点是在后半句，即相对于“知我者谓我心忧”，作者更为感叹的是“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杉髡呷衔约菏遣槐欢嗍死斫獾�，所谓“知者”寥寥，“不知者”众。那么，作者的写作用意，就是要把不被人知晓和理解的他的“心忧”写出来，让众多的“不知者”了解。这是他的题旨所在。
如果拿《黍离》诗意来推断瞿秋白的作意，那么就要读读紧接着这句诗后面的句子：“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传统上受《毛诗序》等的影响，多将其解读为：“苍天啊，这是谁的罪过呢？”这就使得诗歌主体（不论是周大夫还是流浪者）的反复吟叹变成了对“是谁造成周衰亡”的质问了。其实，这句诗的字面含义是：苍天啊，我到底是个什么人呢？（“彼”是指黍稷等他者，“此”解为“我”更贴切。）暗含的意思是：苍天啊，别人为什么不知道我到底是什么人呢？也就是：为什么我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呢？落脚点落到“我”这个“个人”身上。所以，近年来有人撰文认为《黍离》绝非抒写“亡国之痛”，而是对“我是谁”的哲学追问，“此何人哉”意思就是：“我到底是谁？”我认为，这样理解比那些腐儒好得太多了，是真正的文学解读，但又可能走得有点远。这首诗最朴素的解读就是：一个人眼看着（或者心想着）禾苗青青，转而出穗，转而果实累累，季节变换，时间流逝，却依然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别人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为了什么。他只好向苍天发出痛苦的呼号：我到底是个什么人呢？至于不理解他的人，可能是国君，可能是上司，但更可能是泛指“众人”，因为有“知者”，有“不知者”，这些人应当是复数。
解读完这首诗，蓦然发现：这不正是瞿秋白写作《多余的话》时的心情吗？
瞿秋白为什么说《多余的话》是“多余的”
《多余的话》的开篇， 是《何必说？（ 代序） 》。所谓序言， 就是作者本人对文章写作原因、立意的交代。如此，则这一部分在整篇文章中有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研读的时候不可放过。关于《多余的话》的写作动因，人们多年来争论不休。其实，瞿秋白用这个序言十分明确地说明了他本人的“写作动因”。
序言的题目就是“何必说”；而第一句话就说：“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可说可不说的了。”为什么多余呢？后人大多认为是因为写它会损害瞿秋白本人的形象，因为从后来《多余的话》对瞿秋白的实际影响来说，的确十分多余。但这只是别人的看法。瞿秋白清楚地说：这些话说出来，是否会损害自己的形象，他是不在乎的。——相反，他十分厌恶那个有着显赫经历和名声的、他视为虚假的形象，这是他贯穿全文的一个思想。他后来还说，“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他之所以认为话是多余的，是因为他快死了，说了也没有用了。——反过来说，假如他没有死，这些话或许是有用的，不是多余的了！文人的话，总是有一些婉曲难猜的。笔者以为，“多余”不“多余”的这些表达，都是深有余意的。
再看“代序”最后一段里说：“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闭饫锼得鳎那锇兹衔抖嘤嗟幕啊范嘤�，还因为他知道写出来后可能被毁、被封藏等等，不一定有人能看到它，他是在白费功夫。而据李克长的访谈录，记者曾问瞿秋白是否想出版《多余的话》，他说：“甚想使之出版�！毕匀凰浅ＯＭ腥四芸吹�。也就是说，瞿秋白认为这些话“多余”，不是因为这是些可有可无的废话，相反，在他那里，这是些非常重要的话；而是因为知道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实际的意义和价值，甚至可能写完就被毁掉�！翱伤悼刹凰怠�，就是说了等于没说。
既然是“多余的”，为什么一定要讲
既然瞿秋白知道话是如此“ 多余” ，为什么还要说呢？ 瞿秋白本人对此也有清楚的交代。原因是： 他卷入了“ 历史的纠葛”（大意是卷入了政治风云之中），“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我倒怕人家‘钦佩’”。这里所说的所谓“外间好些人”，显然不是党内的人，而是党外的公众。这些人以为他“ 怎样怎样” 的， 联系后文， 应当指他们以为他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因而对他很“钦佩”。这句话即是瞿秋白对写作《多余的话》的一个题注，应当引起极大的重视。正是在这个情境下，瞿秋白内心产生了“不可遏止的冲动”，要“乱谈”一下，进行一番自我剖析。
瞿秋白在长汀遇害前的留影
看来，党外的民众至今还给他戴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之类的头衔，对他表示“钦佩”，这件事情十分违背他的内心意愿。而且他的心情非常急切，所以一定要“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来纠正“外间”对他的这个“误会”。所以，《多余的话》的写作，从文本分析来看，确实不是莫名其妙地无端地突然出现的，也不仅缘于他的性格、心理特点以及他最后四年的政治遭遇，而且是有一个现实的“触媒”激发的。从这一段看，这个“触媒”就是“外间”对他的一些议论和评价的刺激。
“直到现在”，说明这些刺激瞿秋白的“外间”的议论就出现在他动笔写《多余的话》的时候。曾经叱咤风云的共党“匪首”瞿秋白“落网”，在当时是一条轰动性的重大新闻�！吨醒肴毡ā�、《大公报》刊登了此消息后，引起不小震动�？梢韵爰ǹ匣峥且恍┕赜谒纳叫凶粗嗟奈恼�，称赞他的功绩和才华的同时，也可能会对他以非常的才华而最终“落到如此地步”表示惋惜�！洞蠊ā分鞅嗤踯可笔本驮匾淦鸫釉凉啮那锇自缙谧髌纺抢锸艿焦乃枷胗跋�，从而努力想刊发一些有关他的文章。李克长的长篇访谈录就是在王芸生的间接鼓励下促成的。从瞿秋白暴露身份到他开始写作《多余的话》大约有一周时间。从一些资料可知，瞿秋白虽然阶下为囚，但国民党为了感化他，给了他比较宽松的生活环境，他因此可以读到一些书籍和报刊。他应当就是在监狱的报刊杂志上看到这些议论的。瞿秋白强烈地感到，很多人并不了解他的经历、在党内的真实情况和真实想法�！抖嘤嗟幕啊返闹魈宀糠值男捶�，给人的感觉也是在向不熟悉他的人介绍他的经历和某些重大事件，很多内容对党内的人们（特别是党中央领导层）来说都并不陌生，而党外的人们却鲜有知晓。
那么，根据瞿秋白本人的陈述，他写作《多余的话》最直接的动因，就是党外的、社会上的人们误以为他“至今还是”党内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而他强烈而迫切地希望在他离开人世前把关于这一点的真实情况披露给人们。这个“真实情况”就是，他“早就不是”了而且确实也不配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了。根据《多余的话》的后文，可以完整地说，他想告诉人们，相反，他犯了很多错误，不仅有党内批判他的那些“错误”，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自认为犯了的那些不可饶恕的错误。他在文中对此进行了十分冷酷的剖析和严厉的批判。
结尾《告别》一节又说：“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多余的了。但是，其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了�！薄叭绻恍叶颐挥谢岣嫠吣忝俏业淖钐拱鬃钫媸档奶榷枞凰懒恕痹圃啤Ｕ庑┗暗囊馕妒鞘裁茨�？就是说，他上面所说的这些，在别人看来，尤其是“同志们”看来，似乎是“多余”的：他现在不自由，而且快死了，说什么都对他继续斗争没有用了；但其实即便他自由，也早已不能继续斗争了。文章的主体部分，就是在说明为什么他在自由的时候已经不能继续斗争了：外因是受到党内打击和排挤，内因是自己犯了错误、不适合做政治工作。
当然，在序言里，瞿秋白对他的写作动因还作过另一点说明： 1 5 年来， 他因为做政治工作，必须去“扮演一定角色”，没有余暇说心里话。而现在只剩自己了， 所以有“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的冲动，来作一番“自我分析”。也就是说，当瞿秋白是一个“政治”的人时，这些“真相”都是不能“暴露”的。这些“真相”的实际含意，也就是他对于自己从事政治工作的真实感受、真实想法。这也说明， 虽然写作《多余的话》的“触媒”是“外间”人们对他的“误会”，但文中的那些想法却是产生已久，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只是长期被政治身份所限制而埋藏在内心深处。关于这一点的研究很多，就不多说了。
总之，瞿秋白认为《多余的话》之多余，在于它对于他本人的实际境遇来说，已经没有用了，因为他反正要死了，且又不在乎身后虚名，但对于他的精神追求——让世人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这不仅不是没有用，而且十分必要，必须赶在死前把它写出来。
瞿秋白为什么如此怕别人的“钦佩”
如果仅读到序言这一部分，会产生一个疑问：“外间”人们的赞誉何以能够如此刺激瞿秋白的神经，勾起他痛苦不堪的回忆？对于一个曾经“历尽沧�！薄⒕潘酪簧墓膊橙�，即便人们有所误解，也完全可以一笑了之，何必在乎？文中所述的“实情”是，他认为，他并不是像那些人以为的“代表什么什么主义”。很多研究者认为他这是谦虚，是对自己过于严苛的要求。而根据文本解读，这完全是他的真实感受。他对那些赞誉之词的感受，根本不是什么“愧不敢当”的谦虚和诚惶诚恐，而是十分反感甚至厌恶，唯恐避之不及。在结尾《告别》一节，他甚至说到1932年讹传他死了，一些地方为他开追悼会怀念他的“好处”，他竟对被称为“烈士”感到“不寒而栗”，也说明这是他的真实态度。
事实是，“外间”人们并不了解，在党内，在“新的领导者”们看来，确实他早已不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了，他代表的是“机会主义”、“调和主义”、“反布尔什维主义”等等。现在的党内有盛名的理论家云云，是接替他去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等人。而他早已是党内当权者残酷打击的对象，动不动就要在党内作公开的深刻检讨，恨不得被人“一棍子敲出党外去”，甚至连生活费都克扣，一时需要鲁迅收留和接济的肺结核病人。长征的时候，他作为一个曾经颇有威望的党的领袖，又身患重病，竟被掌权者无情地抛弃在即将沦陷的苏区听天由命，最终落入敌手，而“外间”却“直到现在”还居然以为他是“怎样怎样的”，也就是说大概还以为他在党内依然享有崇高地位，还“钦佩”他，这不是令人难堪的荒谬事情吗？ 如果我们体会一下这样的心理状态，就不难发现，在此种情境下，瞿秋白内心的“滑稽”感、“荒诞”感、感觉自己是一个“戏子”等等，凡此种种我们往往读了觉得不可理解的“过头”表达，就都算不上是过敏的反应，而是十分正常的情绪。这种党内和“外间”对他的评价的巨大反差和错位的感觉，在瞿秋白生命的终点出现，很自然地激起了他回忆、总结、评价自己政治生涯的欲望。
瞿秋白“最后的最坦白的话”是写给谁的
关于这一点，瞿秋白在序言里说：“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闭饫锼档健岸琳摺焙汀俺霭妗�，在与李克长的交谈中也说到“甚想使之出版”，说明瞿秋白在动笔写作《多余的话》的时候，期望的是在他死后能有机会出版。而且，前面也分析了，写作《多余的话》最直接的“触媒”就是要纠正“外间”人们对他的深刻误解，使人们了解一个真正的自己。所以不难理解，他的预期读者，首先就是这些“外间”的人们，即社会公众。这样的“不知我者”显然很多。而且，他还希望“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有以他的人生道路为戒的含义，表明，往更深远点讲，瞿秋白设想，人们尤其是青年们，将会在他死后才能读到这篇文章。因此也可以说，《多余的话》是写给后人、写给历史的。这是他开始动笔时的思绪（注意，是“开始”）。
瞿秋白生命的最后四年直至被捕前的政治处境，也很难使他直接以党内同志为预期读者。作为对照的是，方志敏用密写水写作狱中文稿时， 是明确以党中央为预期读者的，可以说是一种思想汇报或者情况报告。方志敏这么做，起码要有一个前提：他相信党中央得到文稿后，一定会认真对待、认真阅读。再看瞿秋白，不知道文章是否能到党中央手里还在其次（方志敏也不能保证他的文稿一定能顺利送到），关键是他很清楚，此时的中央（他不可能知道红军的实际行踪和已召开遵义会议实现重大转折），还是王明等人控制的中央，他们一直寻找一切机会对他实施残酷打击，怎么能指望他们阅读他写下的东西呢？那么，党内其他人呢？那些同情他的遭遇，或者赞同他的主张，甚至一同挨过整的人们呢？有没有可能是对他们写的呢？这个情况就复杂一些。
《多余的话》这一长文，数天写成，一气呵成，体现出作者惊人的写作才华和强健笔力。但在“彻底暴露内心真相”的写作过程中，他也有足够的时间发生情绪上的变化，或者逐渐忘记了他本是在对与他毫不相干、仅仅有点好奇心的人们或者未来的读者们“乱谈”，因而写了很多“外间”人们不了解更完全无法理解的内容，而这些，党内的同志们则应当是熟悉而又理解的。到了结尾《告别》一节，设想的读者就完全转换了。他自己就特别注解说，他在文中深情呼唤的“你们”，就是共产党的“同志”们。此段很明显，是写给“自己人”看的，是在和“自己人”告别。
当回顾完自己一生的政治经历，对自己“文人”的弱点进行了剖析、批判和总结之后，瞿秋白写作《多余的话》的初衷应该说就已经完成了。他回答了“心忧”的问题，也回答了“何求”的问题。从内容上看，在这里结束也是可以的了�！耙怀龌肪痛吮漳涣�！”但是他似乎还意犹未尽。他那长久郁积的苦闷基本上抒发完毕，激动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此时，仿佛海潮退去后海面上泛起的阵阵涟漪，他的心里似乎又产生了一些“不可遏制”的依恋之情。他想对和他有共同信仰，特别是曾经同甘共苦、并肩战斗过的“自己人”说些什么。他反复向“同志们”告别，依依不舍的感情流于笔端：“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他的思绪，从那些“外间”的人们转到了“自己人”这里。这也说明，他很自然地想到了“自己人”读到《多余的话》的可能，实际上也渴望他的同志们能看到他的这些心里话。虽然他很清楚，《多余的话》绝无可能直接交到党内，但只要它能面世，他的“同志们”就一定能读到。这也是他特别希望《多余的话》能出版的一个原因。甚至，他在这里假设他的“同志们”已经读完了前面的话，说：“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他此时几乎忘记了序言中交代过的触动他写作冲动的缘由，似乎一开始就是写给“自己人”的。
“历史的功罪”如何解读
为什么最初瞿秋白是因为“外间”人们的议论、感叹、赞誉而产生写作《多余的话》冲动的，目的是为了纠正他们的“误会”，而最后却转而向“自己人”告别呢？这涉及到瞿秋白对自己政治生涯“功罪”的结算的问题。
在《告别》这一节中，瞿秋白反复感叹：“滑稽戏”——即所谓“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历史的误会”，也就是一个平凡的文人当了好几年“政治领袖”——就要落幕了。在他一生即将结束的时候，“这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如此，《多余的话》也可以看作是他本人对自己功罪的一个最后陈述和自我结算。而这功罪到底应当如何结算，瞿秋白说，还是只能由“你们”去“算账”了。
当然，瞿秋白不是到《告别》这一节才提出“功罪”问题的。在前面的叙述中，有时似乎有个假想的“聊天”对象，对他的写作意图产生疑问：他在讲某某事情时，是不是有为自己的错误辩白的嫌疑？是不是想推脱责任？所以他反复申明，他写《多余的话》决不是为了推脱责任，该负什么责就负什么责。那么谁最可能会怀疑他是要为自己开脱呢？当然是经过或了解这些事的党内同志了。从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外间”人们对他的误解虽然是写作的直接触媒，但在写作过程中，他的确设想过他死后党内的同志们读到《多余的话》的可能。
前面说了，他是不可能向那个想借敌人之手置他于死地的“中央”说出他的心里话的，在《多余的话》里，他称之为“新干部”和“新的领导者”，因此，他们并不被包括在作为倾诉对象的“你们”即“同志们”、“朋友们”里面的。从《告别》一节多处说到“你们”时那亲切的语气来看，这些瞿秋白以无限深情依依惜别的人们，也应当和他一样不是“新干部”们的“同道”，而是他所熟悉的、与他见解相同或接近、感情深厚的党内同事和朋友。瞿秋白相信，他的“历史功罪”将由他们来评判——而不是虚无缥缈的以后的所谓“历史的裁判”。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关于自己的政治“功罪”谈的最多的就是他担任最高领导人时的经历，而对自己最沉痛的批判是针对自己被“新干部”赶下台后那最后四年的表现。事实上，对于瞿秋白这个共产党领袖在党内的政治功罪的评判，终究是要由党内的最高领导机关来作出的。这里是否隐藏着瞿秋白一个未明言的预期，就是王明等人的统治长不了，必将由“你们”这些“亲爱的朋友们”所取代？这也许值得琢磨。
当瞿秋白开始动笔的时候，并不是向“同志们”写的，所以并没有考虑到《多余的话》的写作对于党内的同志们有何意义的问题。到了结束语里，瞿秋白请求同志们清算他的“历史功罪”，又指出了他一生克服“异己”情感的教训，最后向他们深情告别。到了这里，《多余的话》变成了瞿秋白对同志们的临终遗言。对他们来说，《多余的话》一是可以拿来作清算他“历史功罪”的一个个人陈述，二是可以作为一个转换阶级情感的失败案例，使同志们今后引以为戒。如此看来，在瞿秋白眼里，《多余的话》对党内的同志们来说也并不多余。
再读卷首语
再回过头来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引语，笔者更加相信，这两句不能如此解读：那些理解我的人，认为我写此文是为党的命运担忧；那些不理解我的人，认为既然我写此文于党于己都有害无益，何必要写呢，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直至现在很多人还是这么看的。当然，人们这么看瞿秋白写《多余的话》这件事本身说不上错，但这并不是瞿秋白本人的题意。）而应当大致解读为：那些理解我的人，明白我这些年尤其是最近几年心里的忧伤；那些不理解我的人，会说我去经历那些革命、从政的曲折、痛苦，直至招致丧命的结局，是何必呢？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走上这条赴死的路呢？（这应当是当时瞿秋白所了解到的舆论的实际情况）——不管怎样解读，这个“心忧”的主体和立足点都应当是瞿秋白个人，而不是党。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以后来《多余的话》的真实遭遇来确定，当瞿秋白在囚室面对着一束白纸写下这两句诗的时候，是因为他已经预料到后人们对他为什么写这个“多余”的东西产生疑问，而是当时社会上的人们，已经对他有了某种比较普遍的不真实的印象和看法，他要去纠正。而《多余的话》的内容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认真地讲述了他如何由于种种“历史的误会”而走上政治道路，如何成为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外界关心的他当“共产党领袖”的事经过是怎样的，后来怎样犯错误、受打击，种种情形到底是怎样的；在这些过程中，他的内心感受是怎样忧伤的：文学爱好与政治身份的冲突、无法胜任领导责任的自责、遭受批判和不能独立思索的痛苦等等。他的主题是述说他自己，类似于“答记者问”。只是由于他长期思维的惯性和情感所系，他在写作过程中心理状态逐渐发生转换，到最后的告别语时，设想的读者彻底转换成党内的同志们。
再体味“心忧”二字的涵义。从整篇文章，至少从字面上看不出瞿秋白对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失败的痛惜，——这并不是说瞿秋白竟然冷血到对革命的失败不感到痛惜，而是，从整篇文章看不出来瞿秋白认为革命已经失败了，他痛惜的是他自己从事政治工作的失败。相反，从《多余的话》处处看来，瞿秋白对革命前途的信心并没有丝毫的动摇，只是对他本人参与实际政治活动失去兴趣和精力，更重要的是也没有机会了。否则，他怎么会说出“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这样的话呢？如果以“黍离之悲”来类比《多余的话》，那么瞿秋白的预期读者就不可能是他的同志们了，——既然他们已经失败，他只能伤悼他们了，又何从“羡慕”和“祝贺”他们的“勇猛精进”呢？在最后回望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感到：“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这表明，瞿秋白至死都在憧憬着革命的光明未来，他相信他的同志们最终会取得胜利。
结 语
于是， 关于《多余的话》的写作“ 近因”，根据文本分析，可做如下小结：瞿秋白独坐囚室，紧张的革命斗争包括未暴露身份前在狱中的斗争已经结束，武器已经放下，政治身份已经解除，生命即将结束，他感到现在只剩下“自己”了，平生遭际涌上心头�！拔娜恕钡亩捞匦愿袂顾谛姆�，思绪万千。此时，在狱中翻阅的应时报刊，或许还有来来往往不断见他、交谈的各色劝降或采访的人们，对他的种种不真实的报道和议论，使他产生强烈的欲望，想向世人暴露“真实的历史”、“真实的自我”、“真实的内心”，对自己不寻常的政治生涯进行完整的回忆和梳理，陈述自己对本人政治功罪的看法。虽然，他知道这些话改变不了任何现实，是“多余”的，但还是提起了笔，向那些“不知我者”、将来的读者，开始讲述自己是如何走上政治道路的，重点放在最后的几年。那也是他经受磨难最多、而外界误会他最多，对他的政治功罪党内党外评说最为复杂的几年。他认为他的功罪仍当由“党”来评判。由此，他的述说对象从“不定”的“未来读者群”转到了党内的“自己人”、“同志”身上，向他们说出了他最后的心里话。但这些人不是当时还在主事的王明、博古等“新的领导”，而是党内那些真正与他见解相同、情感相通的同志们。最后，他向他们深情告别，完成了自己的最后心愿。心结已解，不数日他从容就义，得到了“彻底的休息”，真正做到了“视死如归”。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党的文献》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