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上，由于对伽利略事件的误读而导致人们对科学与宗教关系持有一种较为普遍的偏见。20世纪以来，随着对中世纪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对伽利略事件的逐步澄清，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理解也更趋于多元化，其中冲突论、无关论以及和谐论是影响最大的三种典型观点�？凸劾斫饪蒲в胱诮痰墓叵担鸵乖赫苎г诰�、逻辑方法、真理观念方面对近代科学的影响，从而历史地对待经院哲学的近代科学意义。
关键词：经院哲学；近代科学；伽利略事件
中世纪，这个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以“穿七里靴尽速跨过”的时期，在欧美普遍被称为“黑暗时代”。产生于这一时期的经院哲学，也因为论证基督教信仰、为宗教神学服务的主要旨趣，而被看成是科学发展的桎梏，其中，伽利略事件无疑是人们坚持这一观念的重要根据，它也使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成为人们争论的显性问题。但对伽利略事件的文本还原，则说明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对立着，在基督教的大修道院和附属学校中产生的经院哲学，也不只是具有单纯的宗教意义，不只是单纯的抽象和繁琐，它在经验、逻辑方法和真理观念方面都对近代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对伽利略事件的误解
1、关于误解
16、17世纪的宇宙哲学臣服的是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权威。公元2世纪，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使用一种称为星盘的科学仪器来作观测，同时将数学应用到天文学上。”[1]他用圆球与圆周的体系解释行星运动的现象，结论与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行星与太阳围绕地球运转。1543年，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提出了与托勒密地心体系完全不同的“日心说”，认为居于宇宙中心的不是地球而是太阳，地球在每昼夜自转一周的同时，还围绕着太阳每年公转一周。伽利略最初接触到哥白尼的“日心说”时仍相信“地心说”，曾为托勒密的《天文学》写了一篇注释，从注释中可以看出，他“只是想调和二者，摒除一些错误，保留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基本观念。”[2]直到后来，伽利略动手改进了可以观察天空的望远镜，才进而支持并教授哥白尼学说。
1616年，伽利略接到不许教授哥白尼学说的禁令后，将注意力转移到运动研究等领域[3]，并于1630年写完《论潮汐的对话录》，后更名为《关于两个世界体系——托勒密体系与哥白尼体系的对话录》，由于带有强烈的地动理论，教廷要求伽利略“以传统天文学的观点将行星运动只看做是一种假设而不要顾及一切物理上的考虑”[4]。伽利略也正是因为这本书而受到罗马宗教法庭的审判[5]，并被判终身监禁，后由于西恩那（Siena）总主教皮可罗迷尼（AscanioPiccolomini）的帮助而改为总主教�；ず图嗍酉碌娜斫饩褪强蒲飞嫌忻馁だ允录�。伽利略事件本质上反映的是不同科学理论之间的冲突，但是由于历史的误读等因素，最终造成了长期以来人们关于科学与宗教相矛盾的观念。
2、关于误解的文本分析
事实上，按照有关学者的调查[6]，人们对伽利略事件的误解，主要是由于对1616年2月24日宗教法庭回复伽利略关于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两个命题的声明（也有称其为不许教授哥白尼学说的“禁令”）所流传的文本，包括拉丁文的原始文本和流传的英文译本，在翻译和措辞上的差异所造成的。
内华达大学哲学系教授Finocchiaro在他的文章中有一个脚注，指出广为流传的Pagano的抄本在‘philosophy’和‘and formally heretical’之间没有标点符号，而在梵蒂冈拉丁文原稿中是有一个分号的，意大利科学史家Favaro的抄本也有一个逗号。尽管17世纪对于标点符号的使用并不像今天这样严格，但标点符号的缺失，仍然使人们对文本含义的理解发生了较大偏差，认为伽利略所教授和宣扬的哥白尼理论，在哲学和科学上的错误及其理论上的异端性是由于其与圣经的矛盾和冲突所造成的。
这份声明的原始文本的正确译法如下：
Ⅰ.太阳是世界的中心，毫不移动。
谴责：所有持这命题的人在哲学上都是愚笨和荒谬的，会公示为异端；根据圣经文字的本身和神父、神学博士的解说，这命题在许多地方都是和圣经抵触。
Ⅱ.地球既不是世界的中心，也非不动的，每天都在动。
谴责：所有持这命题的人，在哲学上也是愚笨和荒谬的，以神学真理而言，至少在信仰上是错误的。（《伽利略的作品》Opere di Galileo,xix页321）[7]
通过对两个声名正确译法的分析，像Finocchiano指出的那样，宗教法庭对伽利略教授的哥白尼理论“在哲学上是愚蠢的和荒诞的”评判，是哲学和科学的评判，而不是纯粹的信仰和宗教评判，说明的是哥白尼的理论体系相对于圣经文字的本身和神父、神学博士的解说以及神学理论所坚持“地心说”理论体系，在哲学和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并不是说明其与信仰的冲突，更不是说明其与宗教本身的矛盾。事实上，哥白尼为了解决当时解决不了的难题，也常常不得不求助于宗教信仰中全能的上帝，比如在哥白尼的日心说里，为了解决星辰比太阳还要大很多这个当时无法证明的难题，哥白尼只好诉诸于全能的上帝，认为上帝可以轻易造出这些星辰。当然，利用上帝的力量去解决一个科学理论的难题显然是与科学精神相违背的�；毓说笔苯掏⒍再だ缘牟镁�，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后来人们对“两个命题的声明”的误读，无疑是造成对伽利略事件误解的重要文本因素。
3、误解的主要影响及其批判
关于“宗教是什么”的问题，吕大吉给出了四要素说的定义[8]，认为对宗教较为完整的定义应该包含四个层次，第一层为宗教的组织与制度，第二层为宗教的行为，第三层为宗教的体验，第四层为宗教的观念。我们这里说的主要是指宗教的观念，即对上帝信仰的有神论的信念和思想，具体地说来是以对上帝信仰为核心的神学理论体系。而科学主要指近代以自然哲学为基础发展出来的新兴学科，它们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建立在实验观察的基础上，以数学等方法研究论证的学科。后人对伽利略事件的误解与发酵使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成为光明与黑暗斗争的典型范例，而事件本身则被当作宗教迫害科学发展不容置疑的铁证写进了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进而在理论形态上开始了科学与宗教持续不断的交战状态。对伽利略事件的误解导致人们产生了两种主要偏见：
一是宗教与科学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矛盾。伽利略事件看似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在事实上造成了人们关于宗教与科学必然矛盾的普遍性观念。在17世纪以前，知识的基础并非依靠观察事实，“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和《圣经》的权威为基础的。只有当这种权威受到像伽利略这样的新科学的先锋诉诸经验的挑战时，现代科学才成为可能�！�[9]作为天主教徒，哥白尼是天主教神父，伽利略，用他女儿对他的评价则“始终努力恪守一个灵魂已有归宿的科学家的职责�！�[10]他们都有坚定明确的宗教信仰。因此，在理论上他们实际挑战的是当时的学术权威，而非宗教信仰本身，反映的是传统学术权威与新科学先锋之间的冲突，“代表权威的一方在此事件中与其说是基督教，不如说是亚里士多德派的学者�！�[11]
二是教会被视为阻碍科学发展的力量。在科学发展所加速的现代化进程中，因科学技术价值的不断张扬，使人们开始不断消解科学以外众多人类文化门类的价值，特别是宗教，被看成了与科学相矛盾并阻碍科学发展的力量。宗教被当成黑暗、愚昧、禁锢思想的化身，是非理性的。这也就是东西方在评价中世纪时，“黑暗说”一直萦绕在思想上空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对于教会来说，坚持基督教的信仰并不反对科学研究，相反，教廷还格外重视科学研究。比如，1936年在基督宗教圣地梵蒂冈，就成立了“宗座科学院”作为教廷内部的一个独立机构，明确了成员享有研究自由的权利。罗马教宗也支持鼓励神职人员和信众进行科学研究。[12]“宗座科学院”的创立及其对现代科学发展产生的影响，还有历史上神父科学家们在各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都表明基督教信仰与自然科学并非是绝对的死对头，相反，是在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思辨中酝酿产生了进行科学思维的头脑。
二、 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三种主要观点
历史上对伽利略事件的误解加剧了人们对科学与宗教之间矛盾关系的认识，但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中世纪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认识也趋于多元化，总体来说，主要有三种观点，即冲突论、无关论与和谐论。
1、冲突论
“冲突论”是早期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主流观点，这种观点将宗教视为阻碍科学发展的绊脚石，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人的经历与遭遇是冲突论的主要依据。哥白尼的“日心说”被罗马教会定为异端学说而不许宣讲，布鲁诺和伽利略因为支持和拥护哥白尼学说，一个被处以火刑，一个被终身监禁等等。这类观点认为，中世纪教会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科学必将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代表人物约翰·威廉·德雷伯（John William. Draper），在《科学与宗教冲突史》中认为，科学的历史实际上是对科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之间冲突的记录，随着人的理智的发展，人们能够更多的认识自然，从而证明上帝和超自然的现象都不存在。他的批判性继承者安德鲁·迪克森·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则在《基督教世界神学与科学论战史》中强调，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科学与教条主义神学之间的斗争，神学原本是对宗教信仰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然而中世纪神学家却为了自身利益而对此进行狭隘的解读，这一做法的严重后果就是加剧了对科学的压制。近晚持“冲突论”的典型代表人物是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他在《科学与宗教》中将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分为一般冲突和根本性冲突，前者指宗教和道德方面的冲突；后者指重要教义以及正统观念上的冲突。起初宗教和科学的冲突还只是前者，后来逐渐演变成后者。[13]在罗素看来，宗教和科学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冲突，二者的根本对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方法论上的对立，二是真理观上的对立。就方法论而言，罗素认为基督宗教“从普遍原则出发，从而进行演绎”[14]，而科学“是从观察或实验所发现的特殊事实出发”[15]。就真理观而言，基督宗教“自称含有永恒的和绝对可靠的真理，而科学却总是暂时的，它预期人们一定迟早会发现必须对它的目前的理论作出修正，并且意识到自己的方法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可能得出圆满的、最终的论证方法�！�[16]“整个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史也就是知识不断征服教义、科学不断战胜宗教的历史�！�[17]
“冲突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了人们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基本认知，但其主要问题在于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经常被冲突论拿来引证的伽利略事件也并不能完全支撑他们的观点，越是深入考察越会发现二者之间具有极为复杂、相互作用的关系，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被限制性的概括出来就难免有失偏颇。美国当代学者阿兰·帕吉特（Alan Padgett）就提出，在研究宗教与科学关系时，必须要考察二者相互关系的三个领域，一是个人经历和某些科学家变化的视角，二是社会建制，三是观念的历史，而第三点是指创世神学与欧洲特定科学学科中正在发展的哲学及范例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离开这三个领域谈二者关系，是不可能做出适当的历史概述。[18]
2、无关论
康德区分科学知识与宗教信仰，对19世纪科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讨论产生了重大影响�？档氯衔说摹按看饫硇浴敝荒芑竦酶泄偎芨兄降氖挛�，即认识经验世界，而对经验背后的“物自体”本身是无法依靠人的理性认知的，康德将理性的运用限定在人的经验范围之内，这就为道德与信仰留下了空间�？档碌恼庖换制舴⒘顺帧拔薰芈邸惫鄣愕难д呙�，斯蒂芬·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就认为二者之间不存在冲突，因为各自都有一个合理性的权威，科学涉及的是经验宇宙，而宗教涉及的是道德含义和价值的问题。他认为二者是不同类型的知识，二者表面上的冲突都是因为对于各自能够回答的问题的误解，如果仔细的厘清主题，就会被分别划分到宗教问题与科学问题中去，而每个学科本身都可以回答各自的问题。蒂利希（Paul Tillich）则认为，“科学只能与科学相冲突，信仰只与信仰相冲突”[19]，科学与信仰在真理面前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虽然科学与宗教都宣称自己追求真理，但二者追求的真理并不属于同一真理范畴。科学对真理的追求是自下而上无限接近的过程，一个科学定律的发现，需要在实验中反复验证，不断修正，使人的认识不断符合客观事实。如果将宗教的真理置于科学真理之上，那么，随着人的认识能力的不断发展，以及科学知识的不断进步，宗教必然被逼到无限后退，直至失去信仰的权威。因此，蒂利希认为“科学并无权干预信仰，信仰也无权干预科学，一个意域是不能干预另一个意域的�！�[20]
“无关论”主张将科学与宗教看作是两个独立、互不相干的领域，这一观点看似可以避免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却暗含着更深层次的�；�，尤其是当科学的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不单纯是利好，而是极大的灾难和痛苦时，缺乏理性和道德的约束，科学就会沦为施暴工具，这种极端的案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科学的助力下，这场战争比以往历史上任何一场战争都更为惨烈，破坏力更强、死亡也更残酷，人们生活的世界被自己所创造的文明摧毁，无数生命和灿烂辉煌的历史遗迹荡然无存。面对这些历史灾难，我们不能不担忧失去限制和制约的科学还能否给人类带来所期望的福祉。
3、和谐论
无论是彼此冲突的一元论还是彼此无关不可调和的二元论都不能建立起有益于二者良性发展的关系，寻求二者之间的融合与对话的和谐论成为当前人们思考宗教与科学关系的重要观念。这类观念认为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表面的，科学的诞生与发展也无法割裂与宗教的关系，正是宗教为科学提供了知识条件和物质基础，同样科学的发展也促进了宗教思想的不断完善。伊恩·巴伯（Ian Barbour）在他的《科学时代的宗教》中就提出，科学与宗教在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存在着内在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就为科学与宗教之间架起了一座可以交流、对话的“桥梁”。这一观点的奠基人，英国自然科学史学家丹皮尔（Dampier.W.C.）则强调，“一部同哲学和宗教联系起来的科学史，于我们实大有助益。”[21]他认为，古希腊哲学的精神通过经院哲学保存下来，经院哲学重视理性、崇尚理性的传统为近代科学家们从事科学研究树立了信心。阿奎那提出的两条认识真理的路径，确定了理性与信仰的一致性，人们依靠理性能够认识世界，可以通过研究自然去认识上帝。当然，丹皮尔也并没有完全否认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冲突，认为，“经院哲学训练了他们，结果反叫这些人把他摧毁。”[22]
“和谐论”是最为友善的一种阐释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观点，持此观点的学者试图鼓励二者之间的互动、补充与尊重，始终想要建立科学与宗教之间可相互理解的认同，并促进彼此在认识真理的道路上有所增进。人作为有限的个体根本无法把握全部真理，那么信仰为人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超越性的眼光，进而鼓励科学的发展，同样，科学的进步为完善宗教思想提供了重要帮助，对确立人们的信仰也大有裨益。
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倾向于复杂论，在科学发展的早期，科学尚未触动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宗教与科学在表现上是相容的。[23]17世纪至19世纪是科学与宗教激烈冲突的时期，长久以来，基督宗教在西欧社会不仅占据着信仰的高地，同样也掌握着学术权威，科学作为一种新兴的学术体系在面对旧的权威时，必然遭到质疑甚至打击。20世纪以后，教会对科学的态度呈现出积极的姿态，并尝试在接受现代科学成果的基础上重塑基督信仰。事实上，在基督教内部对待科学的态度也各不相同。在历史行进过程中，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态势，单一的冲突论、无关论与和谐论都无法从根本上把握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变化的趋势。
三、经院哲学对近代科学的主要影响
科学与宗教关系之争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科学是人类思维和认识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科学产生之前，以基督宗教信仰为核心的思想文化体系占据着人们认识世界的全部知识的基础。但基督教在宣扬信仰的同时，肩负起了保存古代文明、传承古代文明和教化蛮族的使命，于是，在欧洲形成了一个特别的现象，即教会不仅成为联系欧洲各民族的纽带，同时，也保存传承了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并从中孕育了近代科学的胚芽，经院哲学就这样保持了对近代科学产生的重要影响，近代科学也正是在对经院哲学的批判继承中被不断确立。
1、经院哲学经验论倾向对近代科学的影响
经院哲学在继承古希腊哲学精神的同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两种哲学进路的矛盾也在各自的发展中显现出来。柏拉图哲学将世界一分为二，重视经验世界背后的理念世界，推崇理性，认为人认识世界需要运用理性而不是感觉经验。亚里士多德则重视具体事物，认为理念或共相无法离开个别事物而存在。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纳继承并发挥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经验主义原则，认为可感觉的个别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共相是人们运用理性的结果，亚里士多德哲学经过阿奎那的吸收和改造，发展成为占经院哲学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对后来观察实验的科学方法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阿奎那的经验论倾向将人们从过去只关注人的感觉经验无法把握的理念世界拉回到人的感觉经验感知的现实世界，认为，我们可以依靠感觉经验认识自然，并把感觉经验作为人类知识的基础和出发点，从而在认识论上为近代科学确立了一个可认识的研究对象，为近代科学家对自然进行直接的观察和实验提供了思想基础。其次，阿奎那理性与启示的一致性原则确立了哲学与科学的研究和发展的合理性。阿奎那认为，共相既存在于个别事物之内，但同时也存在于上帝和人的理念之中，个别事物的属性是由其内部不变的形式来决定的。由此，阿奎那划分出两条认识真理的路径，发展出自然神学和启示神学，自然神学中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问题则可以通过理性论证，而启示神学中关于三位一体、道成肉身等基本神学命题只能依靠信仰来理解。阿奎那认为真理就是主客观相一致，知者与被知者相同一，这一对真理的认识，直接影响了后来科学的发展，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近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也都深受自然神学的影响。
2、经院哲学逻辑方法对近代科学的影响
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哲学基本问题在中世纪主要表现为“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基于对这一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经院哲学形成了两大阵营，即唯名论与唯实论，唯实论继承了柏拉图哲学中唯理主义的思想，注重超越现象世界的理念世界，推崇理智，认为人需要运用理智而不是感觉认识世界，由此发展了演绎的逻辑方法。唯名论则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经验主义的思想，注重对具体事物的实验与观察，由此使归纳逻辑得到进一步发展。随着经院哲学的发展，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一起成为理性必备的两种逻辑形式和手段。其中，对数学的重视和数学方法的应用，在近代科学的产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阿奎那认为，人的知识源于经验却又超越于经验，人们运用理智认识世界，但人的理智并不能脱离“感官”而直接认识事物，它必须建立在人对现实世界的接触而产生的各种感觉和经验汇总的基础上，通过理智进行归纳、分析、抽象等思维活动，获得一个普遍的结论，进而认知“普遍的存有”。实验科学的创始人弗朗西斯·培根正是受经院哲学影响，写出了关于科学方法的著作《新工具》[24]，将实验和归纳作为科学发现的工具，认为人对自然的认识也是从人的感觉经验开始，由个别事物上升到一般概念，归纳的方法是人们认识自然的有效工具。培根将人的理性认知能力与人的经验直观结合起来，强调人的认识过程是从经验上升到理性，“为了科学知识的发展，经验必须和理性联姻”。[25]笛卡尔将数学方法引入认识论，将理智直觉和演绎作为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精确的数学式分析，从而使逻辑严密的演绎推理开启了近代科学新的思维方式。
3、经院哲学真理观对近代科学的影响
在神权高于一切的中世纪，哲学成为用来阐释信仰的工具，这种以基督教信仰为内在动力的哲学形态到阿奎那发展至成熟，基督教信仰为哲学提出了不同于古希腊时期自然哲学的新问题，开始思考与探讨人类有限理性之外的启示真理，尝试以人的有限理性去觉悟与理解启示的真理，但人的有限性限定了人不可能穷尽所有启示的真理，而经院哲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即人的有限性使人不断地朝向启示真理行进。经院哲学家们有三个共同的特点，一他们都重视严格的论证，将逻辑和辩证法作为揭示哲学真理的方法；二他们都接过古代哲学的衣钵作为其思想的基本指南，关注与解决的问题具有内在的延续性；三他们讨论理性与启示真理的关系问题，追求信仰与理性的和谐一致。[26]经院哲学一直在追求真理的路上，它的发展与繁荣促进了12世纪大学兴起。以神学为背景的经院哲学善于用严谨地辨析，缜密地推理和逻辑论证来回答与解决问题，从而使自身逐渐发展成为统领欧洲最高的学术权威，尽管以信仰为核心的学术体系诉诸于《圣经》权威，但却以理性法则来论证，致力于将关于信仰的理论体系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使之成为最严谨的学科。近代科学正是踏着经院哲学探问启示真理的步伐以经验性的、理性的、客观的方式另辟新的研究进路来认识宇宙实体，对此，爱因斯坦也承认说，“科学只能由那一些彻底地由朝向真理和了解的渴望所渗透的人才能创造出来。然而这个感觉的源头来源于宗教的氛围�！�[27]。
回顾伽利略事件，或许在伽利略本人看来，科学与宗教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之处，对宗教的“威胁”并非出于他的本意，他只是希望将纯科学的问题与信仰的问题分开，科学只需要处理事物的性质（property）并观察事物的变化过程，从而使科学研究独立于神学和哲学之外。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在思想空前自由的氛围下，也开始要求脱离宗教的范畴�！坝捎谑笛榈姆椒�，从中世纪以来就不断的进步，此时已达成熟，自然科学开始具有其独特的方法，学者也开始研究自然本身及其内在法则；虽然此时的科学家依然信仰上帝存在，但在治学时则不考虑此问题�！�[28]经院哲学理性与经验相结合原则，要求一切知识必须建立在已知的、被经验证明确实存在的事实之上，这为近代科学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思想和方法基础。
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人类思维发展进程来看，都不应该忽略经院哲学对近代科学产生的贡献与意义，如果撇开上面的影响不谈，经院哲学的近代科学意义至少还在于它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精神价值，使人们对世界的最高存在者、亦或是宇宙的终极原因抱以最崇高的向往，敦促人们不断去探索、认识我们所赖以存在和信仰的世界。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
（《世界哲学》2019年第3期，2019年5月2日）
[1]. Laura Fermi ; Gilberto Bernardini著，林东升译：《伽利略与科学革命》，台北：广文书局，1967年，第53页。
[2].Stillman Drake著，刘君灿译：《伽利略》，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印行，1983年，第27页。
[3]. Laura Fermi ; Gilberto Bernardini著，林东升译：《伽利略与科学革命》，台北：广文书局，1967年，第116-117页。
[4].Stillman Drake著，刘君灿译：《伽利略》，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印行，1983年，第79页。
[5].注：宗教法庭对伽利略的审判最重要的法律问题，即是伽利略是否一致秉持着“1616年禁令”的要求，是否违反禁令来写《关于两个世界体系——托勒密体系与哥白尼体系的对话录》(Dialogues on the Two Greatest Systems of the World)。虽然这本书是通过检察官的审查并被支持出版了，但是出版后，人们把这本书看作是伽利略为“哥白尼学说”提供有理论证的著作，因此伽利略被认定为违反了“1616年禁令”，而被宗教法庭判定终身软禁。
[6].以下关于声明版本调查参见: Christopher M. Graney: The Inquisition’s Semicolon: Punctuation, Translation, and Science in the 1616 Condemnation of the Copernican System. <EprintArxiv>,2014.
[7].Stillman Drake著，刘君灿译：《伽利略》，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印行，1983年，第69页。
[8]. 参见吕大吉著：《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2-64页。
[9]. [英]A.F.查尔默斯著，鲁旭东译：《科学究竟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4-15页。
[10]. [美]达娃·索贝尔著，谢延光译：《伽利略的女儿——科学、信仰和爱的历史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18页。
[11]. [加] Stillman Drake著，刘君灿译：《伽利略》，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印行，1983年，第Ⅰ页。
[12]. 注：事实上，历史上很多了不起的科学家本身就是基督徒，甚至还是教会的神职人员。例如利纳克尔（1460-1524），伦敦皇家内科医师学会的创始人，对内科学发展有巨大贡献；笛卡尔（1596-1650），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孟德尔（Mendel,1822-1884），遗传学家，被誉为“遗传学之父”，同时也是天主教神父；德日进（1880-1955）地质、古生物学家，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是天主教耶稣会会士……可以说，有基督教信仰的科学家数不胜数。
[13]. [英]罗素著，许奕春，林国夫译：《宗教与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3页。
[14].同上，第4页。
[15].同上，第4页。
[16].同上，第5页。
[17]. 参见：张志刚：<基督教育科学关系的三种解释>，《世界宗教文化》，1996年第1期。
[18]. 参见：[美]梅尔·斯图尔特主编《科学与宗教：当前争论》，阿兰·帕吉特：《西方历史上的科学与宗教：模型与关系》，2014年9月，第128-129页。
[19]. 蒂利希（又译为田立克）：《信仰的动力》，台北：桂冠图书公司，2000年，第82-83页。
[20].同上，第81-82页。
[21]. [英]W.C.丹皮尔著，李珩译：《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台北：文明书局，1992年，第664页。
[22].同上，第152页。
[23]. 钱时惕：《科学与宗教关系及其历史演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8页。
[24]. 注：培根的《新工具》强调依靠经验和实验，认为科学研究应该使用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归纳法。培根突破以往的认识模式，开创一个新的认识路径，他提出的归纳逻辑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打开了又一扇窗。
[25]. 张志伟：《西方哲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55页。
[26].参见黄裕生主编：《西方哲学》（第三卷），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257页。
[27].Albert Einstein, Ideas and Opinion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94, p46.
[28]. 邬昆如著：《中世纪哲学趣谈》，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第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