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卢湾区兴业路一带，是上海著名的新天地高档休闲区。这片保存完好、大部分建造于上世纪初叶的石库门弄堂， 虽然紧邻淮海路繁华闹市，却自有几分幽静。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号称“李公馆”的兴业路 76 号，与其他房舍并无二致，已经完全融入新天地特有的商业与休闲相交织的气息之中。
90 年前的盛夏时节，15 位与会者围坐在 76 号餐厅的大餐桌前，为成立一个名叫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而争论不休的场景，已经成为历史的定格。但要把这历史的一幕之所以发生的过程和来龙去脉说清楚，却并非易事。围绕中共“一大”的诸多问题， 如闭幕日期、代表资格、共产国际与中共成立的关系、“一大”文献的中文原件的下落、13 位代表的贡献和评价等依然争议不断。
在这些争论中，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何没有出席党的成立大会，是最令人费解，因而也是引起各种猜测最多的问题。
“一大”出席者如是说
陈独秀无法出席“一大”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他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公务繁忙。参加了广东小组就此问题召开的会议的包惠僧这样回忆 ：
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 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8 月版，P386）
那么，李大钊为何也未能前来出席党的成立大会呢？北京党的早期组织在接到上海的通知后，马上在西城暑期补习学校开会，讨论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人选问题。当时，李大钊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以及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 主席等职，时值学年终结期间，公务繁忙， 再加上他正领导八校教职员与北京政府进行索薪斗争，无法亲自前往上海出席会议。这样，北京早期党组织便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为代表出席大会。刘仁静这样回忆 ：
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崆笆欠裾髑蠊畲箢认壬囊饧也恢溃钕壬芎推�，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李大钊先生当时没有参加“一大”，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估计一方面是他工作忙，走不脱；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北京小组开会研究谁去上海出席“一大” 时，也没有推选他。（刘仁静 :《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P209、211）
北京小组另一位“一大”代表张国焘这样回忆 ：
上海、北京和广州各地同志们互相函商的结果，决定于六月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这个决定，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 ； 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张国焘 :《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 2004年3 月版， P124）
上述当事人回忆中所说陈独秀和李大钊未能出席“一大”的原因，主要是职务所在公务繁忙，无法脱身。甚至还有人为“南陈北李”寻找理由说，他们都是社会名流，行动过于引人注目，使会议无法保密。按照今天的理解，似乎都难以服人。因为忙并不是理由，作为陈独秀和李大钊这样职务很高的文化界名人，肯定一年到头都很忙，因此他参加什么活动，应该看对他而言是否很重要。
上海中共发起组出现的困难状况
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在 1921 年的中国诞生，是中国近代政治演进和国内外多种因素合力促成的，而五四运动的爆发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促成中国共产党成立最直接的因素。因此，被誉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领袖和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和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也就毫不奇怪了。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建党活动，得到共产国际远东局派遣到中国的代表维经斯基的许多帮助。
1920 年三四月间，维经斯基一行四人从海参崴来到中国，先后在北京和上海拜访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维经斯基身负促进中国和远东地区共产主义革命、与中国革命者联络的使命，很快与陈独秀在上海就建党问题达成一致。1920年8 月，上海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在陈独秀、李大钊和维经斯基的共同努力下，在随后的半年多时间里，除上海和北京之外，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巴黎、东京先后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在筹备建党的过程中，陈独秀领导的上海党的早期组织起到了临时中央的作用。
毋庸讳言，此时党的早期组织虽然已经具备了党的雏形，但还是一个尚未正式成立、处于松散状态的雏形。
1921年1 月，维经斯基离开上海经北京回国，到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根据维经斯基关于中国情况的汇报，远东局认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时机已经成熟，并派出尼克尔斯基作为代表到中国接替维经斯基的工作，出席代表大会。
由于路途遥远和曲折，尼克尔斯基直到 6 月初才到达上海。而更令维经斯基等人难以预料的是，作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活动的中心上海，在维经斯基离开之后不久出现了种种困难，许多工作不得不被迫停止。
出现困难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活动骨干大部分离开上海，二是缺少必要的活动经费。
首先离开上海的是担任上海共产党组织书记的陈独秀。1920 年 12 月，陈独秀应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邀请，前往广州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的离开使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失去中心，许多工作大受影响。
1921 年 1 月，维经斯基离开上海经北京回国，使党组织的活动失去经费来源。
在陈独秀离开上海后，李汉俊担任了上海共产党组织的书记，《新青年》杂志也交给李汉俊和陈望道主编，《共产党》月刊则继续由李达负责。陈独秀和维经斯基的先后离开，使党组织的活动出现经费困难，继而又发生了人事的纠纷。作为当事人的李达在 1955年8 月份对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回忆的 ：
当时党的工作经费，每月仅需大洋二百元，大家却无力负担，因为当时在上海的党员大都没有职业，不能挣钱，搞工人运动没有钱不成。《新青年》社在法租界大马路开了一家“新青年书社”。生意很好，李汉俊向陈独秀写信提议由“新青年书社”按月支二百元做党的经费，陈独秀没有答应，还有陈独秀临去广州时，曾对李汉俊约定，《新青年》每编出一期，即付编辑费一百元，后来李汉俊未能按月编出， 该社即不给编辑费，因此李汉俊认定陈独秀私有欲太重，大不满意，这是他两人之间的冲突的起源，这时候党的经费是由在上海的党员卖文章维持的，往后因为经费困难，《共产党》月刊出至第二期就中止了。
1921年2 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到上海，李汉俊看到草案上主张党的组织采中央集权制，对陈独秀甚不满意， 说他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因此他也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李汉俊这个草案，大发雷霆，从广州来信责备我一顿，说上海的党员反对他，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从此以后，陈独秀和李汉俊二人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我觉得党刚才发起就闹起分裂来，太不象话， 只得调停于二者之间，要大家加强团结， 但李汉俊态度坚决，不肯接受调停，并连书记也不做了，《新青年》也�？槐嗔耍� 他就把党的名册和一些文件移交于我，要我担任书记，我为了党的团结，只好接受了。（李达 :《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 后》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8 月版，P9）
对于当时上海共产党组织遇到的困难， 包惠僧也有回忆 ：
1921 年 1 月我由武汉到上海准备去苏联留学，在上海住在新渔阳里六号。因为没有路费不能成行�！拔逡弧鼻袄� 汉俊对我说，人都走了，经费也没了，没办法干了。李汉俊因工作关系离不开，而我见过陈独秀，又常有书信来往，于是让我到广州找陈独秀谈谈，要么请陈独秀回来，要么把党的机构搬到广州去。我同意去，但是没有路费，此时正巧马哲民（同我一道由武汉到上海来的一个团员）的父亲从福建给他寄来二百元，他拿出十五元给我做路费。……这样我就坐船由上海到了广州。（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8 月版，P383）
可见，作为草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联络中心——上海党组织的确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困难，各项工作在 1921 年 5 月份已经处于停顿状态。但上海之外的北京、湖南、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的党组织的发展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而是在健康地发展着，全国党员的人数已经发展到五六十位。尽管在党章起草过程中存在分歧，但毕竟表明建立全国性政党的准备工作正在一步步进行着。
“一大”的筹备，马林是“主角”
南陈北李未能出席“一大”，最直接和最根本的原因，是南陈北李并没有参与“一大”的筹备。“一大”的筹备召开，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后决定的。
马林是荷兰人，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 J.F.M. Snevliet），出生于荷兰鹿特丹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他19 岁加入了荷兰社会民主党，显露出作为组织者、演说家和鼓动家的才能。30 岁之前，斯内夫利特已经成为在荷兰颇有名气的工人活动家了。1913 年，30 岁的斯内夫利特被荷兰社会民主党指派到万里之外的荷属东印度去从事革命运动。在这里，他成功地把印尼的另两个有影响的革命组织——东印度社会民主联合会和伊斯兰教联合会——联合到了一起。1918 年 12 月， 斯内夫利特被殖民当局驱逐出境，返回荷兰。1920年7 月，作为印尼共产党代表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二大。由于在殖民地地区领导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经验，斯内夫利特在会议期间受到列宁的重视，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并作为代表被派遣到中国。从此，斯内夫利特化名为马林，并以这个名字名扬天下。
马林是在维经斯基离开中国五个月后， 即 1921年6月3 日抵达上海的。据马林自己说，共产国际并没有给他具体的任务， 只是为了加强与中国和远东地区革命者的联系，寻机推动这里的革命。对于共产国际派遣他前去中国的情况，马林在1935年8月曾经接受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教授伊罗生的采访，谈话记录后来发表在《中国季刊》第 45 期上 ：
当时，虽有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局在进行与远东的联系工作，莫斯科仍想派一个共产国际的直接代表驻在中国。我是 1920 年 8 月被委派的。在为共产国际在意大利、维也纳处理了一些工作并重访莫斯科之后，1921 年 4 月，我动身去中国�！挥懈沂裁醋诺闹甘尽Ｎ医鲇械氖孪茸急妇褪枪膊实诙问澜绱泶蠡岬奶致酆吞岣�。之所以没有其它指示是由于没有什么指示可给，因为只有伊尔库茨克局了解一些中国动态的情况。伊尔库茨克局全都是俄国人。它与在北京的非正式的俄国使团有联系。中国承认赤塔远东共和国政府的谈判正在进行。（《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4 月版，P22）
由于路途遥远通讯不便，更由于维经斯基在中国的工作汇报并非直接给共产国际最高机构，因此马林对中国的情况一无所知。而马林启程前在维也纳被捕时，就已经暴露了他为共产国际工作的背景，因此沿途受到严厉的监视，以至于一到上海就被租界方视为危险分子而密切监视跟踪。
尽管上海有租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 但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北洋政府对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仇视和恐惧，把共产党视为必须严加防范的对象，因此共产党的一切活动都是“非法”和危险的。
1921年6月3 日，当马林平生第一次踏上中国的上海滩时，密探的眼睛便盯上了他。
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致荷兰驻上海总领事的信，清楚地记载着马林的行踪 ：“斯内夫利特乘意大利船阿奎利亚号到达上海，住在南京路东方饭店，化名安得烈森�！闭焯矫巧踔恋弥胫泄私煌�，用了一个中国化名——“倪公卿”。
“东方饭店”，实际上就是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旅社。马林下榻于大东旅社 32 号房间，维经斯基一行刚抵上海之际，也下榻于此。马林知道自己的行踪已经暴露， 因此到上海的第二天，他就前往荷兰驻沪总领事馆办理手续。为了躲避租界密探的监视，马林先后搬过两次家，但依然无法摆脱跟踪。有关档案中清楚地记载着马林的活动 ：“斯内夫利特于 1921年7月 14日 离开南京路东方饭店，住进麦根路 32 号公寓�！甭蟾罚褪墙裉焐虾Ｊ哦罚氡本┪髀方徊�。
档案中还记载 ：“9 月底，他到汇山路俄国人里亚赞诺夫家居住。在这个地方一直住到 1921年 12月 10 日。”汇山路，即今天上�；羯铰��；羯铰吩诶胧兄行慕显兜难钍髌�。大概是马林为了躲避密探的监视，特地住到了僻远的霍山路，却仍在密探的监视之中！
就是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马林还是很快与从来没有谋面的尼克尔斯基接上了头，并与上海中共发起组代理书记李达和李汉俊秘密会见。
“二李”都能讲英语，李汉俊还会讲德语，能跟马林长谈。尼科尔斯基因语言不通，在一旁默默无语。马林通过李达和李汉俊的介绍了解到，处于草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七八个支部，但自维经斯基离华后，因为经费无着不得不停止活动的实际情况之后，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便正式成立全国性的组织。
李达后来回忆说 ：“六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保ɡ畲� ：《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P10）
在这种情况下，李达写信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商议，经他们同意后，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随后，李达和李汉俊便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以及旅法、旅日党的组织负责人，通知他们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从马林携带的活动经费中给每位前来出席会议的代表提供 100 元的差旅费用。除旅法小组因时间紧路途远不能回国
出席之外，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日本六个小组在接到通知后积极响应， 明确表示按时推派代表到上海参加会议。
“非法”、匆忙和缺乏充分沟通是主要原因
为什么党的成立大会会有这样多的未解之谜？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非法”的情况下秘密召开的，而且开得很仓促，没有来得及做很周密的准备。对于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当时显然也估计不够。因为这次会议召开的最初动议，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上海后几天内临时决定的。
首先，会议筹备过于匆忙，没有来得及与陈独秀和李大钊进行充分沟通。虽然维经斯基回国之前曾经就召开各地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与陈独秀和李大钊交换过意见，但并没有达成共识或做出决定。而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初到中国，对中国情况的了解十分有限，马林尽管让“二李”写信给陈独秀和李大钊征求意见，但毕竟与两位关键人物从未谋面和沟通。事实上，陈独秀在大会之后一个多月就回到了上海，因此，如果稍微推迟一下会期，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很有可能出席会议。但会议的筹办者没有等待这两位重要人物就匆忙开会了，这只能是因为共产国际代表太急于召集大会以尽快完成其使命。
当然，马林这样的决定是不是有点反客为主的武断和过于仓促，我们今天已经不好评价�？凸鄣厮�，马林的这一决定加快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步伐。因为尽管中共上海发起组名义上担负着临时中央的职责，但由于没有正式的中央机构和固定的经费来源，陈独秀和李大钊又都不在上海，党的工作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因此很有必要召开这样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其次，由于没有充分的沟通和准备， 所以无论是会议的筹办者，还是各地党组织，对这次会议并没有特别重视，可能觉得这只是一次一般会议，并没有也不可能预见到这次会议无比重要的意义。以组织观念很强、经常召集党团组织会议的北京小组来说，他们并没有专门召集党员的全会来推选会议代表，小组的书记李大钊并没有与会，而大家在推选代表的时候也没有推选李大钊，因为他们觉得这种事务性的会议不应该打搅他们尊重的李先生。邓中夏说他不能参加会议的理由是在此期间他要到南京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由此可见在他看来少年中国年会要比党的代表大会更重要。
这个细节，一方面颇能生动地反映出党在正式成立前组织生活的松散状态，同时也反映出会议准备工作的仓促、各地组织对会议的意图和重要性缺乏认识。由此推之，的确有很多重要的事务性工作缠身的陈独秀和李大钊缺席会议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三，在党的草创时期和非�；肪诚�， 一切只能因陋就简。处于严密监视下的马林能够下决心在他陌生的上海召集这样的会议是需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不可能一切都考虑得十全十美。在他看来最重要的就是通过这个会议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让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尽快联合起来一起行动。正如董必武新中国以后参观“一大” 旧址时题词所写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币磺形按蟮目级际羌虻サ�，但迈出了第一步，就意味着一个伟大的开始。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位党的最重要的创始人，没能参加党的成立大会固然是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但是，党的成立大会在十分艰苦和危险的环境下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宣告了中国第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今天看来，其历史意义的重大、深远是无与伦比的。
（来源：《博览群书》2011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