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示报告制度是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也是组织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重视请示报告是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一贯要求。在革命战争年代，正是因为全党全军忠实执行请示报告制度，讲政治、讲规矩、守纪律，对核心坚决维护、自觉追随，千军万马行动如一人，才能凝聚起磅礴力量，夺取革命的最终胜利�；赝呈肪�，这一政治优势在解放战争特别是三大战役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要求下级及时向上级请示报告重大问题。1923年6月，党成立初期，中央即要求“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1928年10月，中央在《关于各省委对中央的报告大纲》中，对报告的时间、种类、内容以及保密要求都作出具体规定，同时表示，不按时递交详细报告者“中央即停发经费”。1931年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关于建立报告制度问题》的通令，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建立下级向上级经常作报告的制度，上级对下级实行工作检查的制度。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适应残酷的战争环境和敌后根据地彼此分割的现状，解决抗日根据地中某些不协调的现象，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941年，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党内存在的各种违反党性的错误倾向，如个人主义、无组织状态、分散主义等，并提出克服这些错误倾向的办法。1942年9月，针对王明不请示不报告的严重错误，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要求“在决定含有全国全党全军普遍性的新问题时，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标新立异，自作决定，危害全党领导的统一”。
战略决战前建立请示报告制度
解放战争时期，在被敌人分割的战争环境下，为了生存，党曾经允许各地保有一定的地方自主权，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随之也产生了某些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倾向。这就导致党的各项方针和政策、措施有时不能贯彻到底，分散和削弱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1948年，在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前夕，为了维护中央权威、凝聚全党力量，中央要求全党各级组织建立请示报告制度，规定：“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多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9月，中央又发出《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以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决议对各项工作中的决定权和请示备案等制度均作了详细规定，还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具体规定区党委、省委、军党委以至县委和师（旅）团向上级请示与报告的制度。至此，请示报告制度初步确立。
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对于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统一党的意志和纪律，活跃党内民主生活，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起到重大作用，为党夺取和掌握全国政权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准备。
无线电技术为解放战争中贯彻请示报告制度提供支撑
在战争年代，要贯彻请示报告制度，离不开中央与地方信息交流的安全顺畅，离不开全党全军无线电通信工作的发展和完善。1945年11月起，为应对国民党进攻，中央发出《整顿通信机要工作指示》，要求各地做好各自为战、长期作战的准备，指示“各大战略区建立通信联络分局”“主要指挥员行动时必须携带电台”“各根据地在常驻高级机关附近，设立基地电台，成为该区域之联络中枢”。
解放战争开始后，为适应以正规兵团（即野战军）为主体的武装力量体制，通信队伍进行调整与整顿，以保障中央对各地的战略指挥，适应将出现的各战役集团间各兵种间的协同作战、各战略区各战场间的配合作战、中央军委对各战区部队的直接指挥作战。中央直接指挥作战行动的指示、命令及紧急军事情报渐多。
在瞬息万变的战争中，频繁对下指挥，对解放军无线电通信的稳定性、及时性和准确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47年，当敌军进攻陕甘宁时，党中央主动撤出延安，继续在陕北指挥全军。为保障对全党全军的顺畅指挥，中央军委建立起前轻后重梯次配置的三个战略无线电通信网络。党中央在西柏坡时，为应对敌人长途奔袭，中央军委曾制定紧急疏散计划，组织九部机动电台跟随党中央，以保障疏散时中央的通信联络�？杉�，无线电技术的不断发展、无线电网络的不断完善，使得全党全军能够及时与中央取得联络，贯彻请示报告制度。
三大战役中全党全军积极贯彻请示报告制度
1948年9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决战前，为了解全局，毛泽东要求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坚持定期向中央作综合报告。华北局、中原局、西北局均及时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执行中央指示的准备工作情况。但是，东北局却在接到中央指示后，六个月没有按规定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这使中央和毛泽东对东北地区的情况缺少了解，难以给出具体指示。
为此，毛泽东亲自起草一封给林彪和东北局的电报，对林彪和东北局进行严厉批评。林彪匆忙向中央送来综合报告并作检讨后，毛泽东复电林彪，指出：“此种综合报告和各个具体问题的个别报告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必须有此种报告、并要有多次此种报告之后，才能使我们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彼怪赋觯骸澳忝钦獯渭焯质怯幸娴摹！狈裨颍熬筒豢赡芸朔耆皇视糜谙衷诖蠊婺Ｕ秸哪承┭现氐卮嬖谧诺木橹饕�、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
大决战前夜，毛泽东领导实现了全党全军在政治指导和军事指挥上的完全统一，从而从容领导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针对辽沈战役的重大问题，在了解东北情况的基础上，他代表中央军委连续给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发出15封电报，纠正了林彪的一再犹豫不决，正确地指导了辽沈战役。
三大战役期间，中央直接联络参加三大战役的兵团、纵队和总台20多个；电报量从每月90万字增至每月140万字；特急电报占比从35%增至75%，即刻译发的“4A”特急报急剧增加。毛泽东亲自审阅各野战军电报达千余份，亲自起草有关战略方针和重要决策的电报300余份。为了决战的胜利，他经常不顾疲劳、彻夜不眠地工作。对此，周恩来曾感慨道：毛主席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三大战役的历史表明，全党全军贯彻请示报告制度，保障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全军的统一指挥，是革命胜利的根本条件和党的最基本原则。这一历史启示，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只有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做到“全国上下一盘棋”，才能真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稳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来源：《旗帜》2021年第1期，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