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关注解放思想、走出“新路”
摘 要：在回应新中国与旧政府的区别时,毛泽东曾经以“我们已经找到新路”作答,这是毛泽东从民主政治建设角度探索社会主义“新路”的一个基本思路和重要结论。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关注有关解放思想、走出社会主义建设“新路”的系列问题,强调既不能走世界各国“发展的老路”,也不能走苏联“走过的弯路”,同时在探索“新路”中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等。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关注探索“新路”,究其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二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自我革命、自我革新的内在精神要求;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实践发展要求;四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中产生的内生动力需求。
一、问题的引入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是我们党带领人民不断前进、接续回答时代之问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讲到道路自信问题时明确指出: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①]。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展望这条道路时所强调的:“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全党同志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②]这就是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一个认识基点。走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路”,并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光明前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整个历史过程的理论思考方向和实践探索方向。
在毛泽东研究中,学术界经常展开关于“新路”问题的探讨,主要是从毛泽东提出的走一条人民政府与旧政权区别的“新路”角度着眼的,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如何跳出历代统治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率问题。问题的起因,是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考察延安期间,向毛泽东提到的“历史周期率”。当时黄炎培问毛泽东,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就是从走出“新路”的视角回答他的:“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③]
这就是毛泽东从民主政治建设角度探索社会主义“新路”的一个基本思路和重要结论。对这个问题大家已经熟知,这里不再赘述。本文着重谈的,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特别关注有关解放思想、走出社会主义建设“新路”的系列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我们可以从一些具体事例切入。
二、“走出条新路”——有关机关干部走革命化“新路”的事例
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从干部队伍建设角度极为关注干部教育、干部培养“走出条新路”问题。带领人民建设好社会主义,党的干部自然是成败的关键,起着模范带头作用和示范引领作用。路往哪里走,需要广大党员干部来引领。对这一点,毛泽东历来极为看重,干部建设和干部培养教育问题,始终是他关注的重点。
每到历史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格外注意党内干部的引领作用和决定性作用问题。比如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彼乇鹎康�:“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薄拔颐堑车淖橹蛉⒄�,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④]他特别看重干部在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的明确、坚定和执着的态度。在我们党制定的政治路线中,既包含着这个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向、基本遵循,也包含着这个党开创新局面、创造新事业的基本要求。这些遵循和要求,都与思想路线密不可分。也可以说,思想路线彻底确定以后,党的干部才能真正起决定性的作用。
什么是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首次提出“共产党人思想路线”这个概念时,就规定了这条思想路线的核心内涵,即“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在阐述这一内涵时,毛泽东专门批评了一些干部那种“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反对“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的“一种保守路线”,号召大家“速速改变保守思想”[⑤]。自那时起,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开拓创新,就始终居于共产党人思想路线的核心内涵中。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仍然特别注意从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要求党内同志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在实际工作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开拓创新,不容忍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干部缺乏朝气、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
在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中,党的干部如何始终保持革命化,“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这是毛泽东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196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总编室编印了一份内部参考材料,题目就叫“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其中反映:黑龙江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五·七’干�！�,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了一条新路。这份材料指出:“有的过去长期蹲在大楼里,不闻春秋的干部,成天意志消沉,思想空虚。到农村后,呼吸了新鲜空气,暮气被打掉了�！被固岬�,一些下基层的干部表示:“思想上很快起了变化。过去总是教育人的,现在是受教育,心情不一样,感受也不同�！薄坝星Ц霰浠�,万个变化,感受最深的是由干部到普通劳动者、由‘官’到民这个变化。这个变化才真正触及了灵魂,不论你‘官’有多高,锄头镰刀一拿,官架子就打掉一大半了�！闭夥莶牧先衔�,基层群众需要的是这样的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和群众一条心;下到基层后,“由于干部的思想得到改造,贫下中农也把他们当成自己的贴心人”[⑥]。这份材料反映问题的关键,是机关干部革命化的方向,即:走出一条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劳动,与基层群众紧密结合的“新路”。
毛泽东看到这份材料后,感触颇深。他历来反对干部或“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或形成“一种保守路线”“保守思想”,或成为脱离群众的“官老爷”。他当即作出批示:“因有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⑦]并要求《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样的材料。
几天以后,《人民日报》于10月5日发表了这篇文章,题目改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乖诎从镏刑岢隽思父龇矫娴囊�:“广大干部、知识分子认真读一读”,对“如何实现机关革命化、干部革命化”,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广大干部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的精神面貌有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新老革命干部,要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勃勃的革命的青春”[⑧]。
毛泽东看重的这条干部建设和干部教育“新路”,核心是提倡干部亲身参加劳动,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使自己不要脱离劳动人民,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勃勃的革命青春。
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均说明毛泽东在新中国、新社会的干部建设、干部教育的方向性问题上,始终有着全局性、战略上的高度警惕;他对党的干部能否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有着深刻性、具体化的详细安排。他极为注意的是,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共产党的干部绝不能养成剥削阶级的坏作风,必须面向基层、面对群众、面向实际,保持朝气勃勃之锐气、创新发展之精神。
三、“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有关提倡唯物辩证法和敢于破旧创新的事例
探索新路,就不能思想固化,更不能思想偏离。在这方面,毛泽东从“老将”要“向小将们学习”、运用好唯物辩证法角度极为关注社会主义事业“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问题,实质关注的是不能走向歪路和偏路的问题。带领人民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国家,我们党需要始终保持一种开拓前进的革命精神。革命时期,我们党勇于开拓、善于斗争,向生动的实践学习、向一切新生事物学习,敢闯新路、敢为天下先;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依然需要保持闯劲和拼劲,不能畏首畏尾、缩手缩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始终提倡要在尊重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敢于创新,不能陷入任何形式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不能因循守旧,更不能回到非无产阶级思想和立场上去。在这方面,他经常抓住一些典型材料,教育和引导党内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
1964年9月28日,中国男子乒乓球队运动员徐寅生在一次经验交流会上讲了他关于打好乒乓球的经验和体会,他特别讲到自己在实战中琢磨出了一套开动脑筋、克服难题的辩证法,还讲了如何敢于学习和善于学习等问题。这份看似不起眼的年轻人的总结讲稿,却一石激起千层浪。总结讲稿先是引起了国家体委领导的高度重视。10月10日,国务院副总理兼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贺龙看到徐寅生这篇讲话稿后,非常赞赏并批示,批语点明了徐寅生讲话中的辩证法问题,强调在思想上和时时事事上,都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要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要敢于破旧创新,不搞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等。此外,还指出了这些道理的“普遍意义”。
这篇“小将”的讲话稿和贺龙的批示件于1965年1月12日送到毛泽东案头,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对此他作了长篇批示:“徐寅生同志的讲话和贺龙同志的批语,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同志们一阅。并请你们回去后,再加印发,以广宣传。同志们,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⑨]
毛泽东批语的最后,简而言之地以否则“我们就要完蛋了”的口气来强调这件事的重要性。其中透露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强烈信息:一是要求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高级干部阅读;二是要求高级干部开完会后回到自己所在的部门或地方,“再加印发,以广宣传”,让全社会知晓;三是要求“一大批老将”要主动向“小将们”学习;四是进一步向全党提倡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五是引导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行业、各领域都要积极主动地“向小将们学习”,否则就会停滞不前。这些提醒,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毛泽东对进一步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种忧心和紧迫感。
毛泽东批示这两份文件的时候,正值中共中央集中高级干部开会期间。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性工作会议,这是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和国民经济调整后,中国经济走出低谷,逐步摆脱困境,经济和社会发展开始走向正常轨道的历史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从某种意义上说,会议讨论的核心问题,事关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毛泽东忧虑的,正是这条道路不能转到右的方向上去,不能走向“老路”或“邪路”。
这次会议形成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通称“二十三条”。这份文件对全国基层的政治形势特别是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性作了过高的、“左”的估计,提出要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问题,在指导思想上也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但文件的出发点,是要纠正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从上到下存在的右的倾向,警惕党内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不足,对“和平演变”问题了解不够,对依靠和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干部站位不准等情况。文件强调的几个点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党内同志要认清我们搞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防止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二是要“逐步把党的领导核心搞好,逐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工具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逐步建设好一个社会主义的县,使生产、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公安、民兵工作,各方面都有所前进”;三是基层要注意发扬民主,“实行政治民主,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军事民主”;四是干部在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上,“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五是在思想方法上,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无论什么事情,都必须加以分析。把什么事情都看成是绝对的,静止的,孤立的,不变的,是形而上学”,“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等等[⑩]。
按理说,“打乒乓球”的材料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无关,但毛泽东却要求所有与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不仅学习其中的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而且点明了“我们这一大批老将”面临的“挑战”。毛泽东借“打乒乓球”的材料,意在提醒党内干部注意:讲的虽然是打球,但我们“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他强调的是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问题,是有关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问题。一旦在这些原则性问题上出现思想认识偏差,就会在实践中走向错误,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在“可靠性”上出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讲,毛泽东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提议党内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向小将们学习”,也是在思考“新路”问题。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党面对着许多未知领域,党内干部中也存在着情况不明、规律不清、能力不足、困难巨大的挑战,必须不断开拓创新,特别需要在实践探索中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反对各种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如果僵化保守,不向新人新事学习,事业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四、“既要破除迷信,又要向西方学习”——有关破除迷信、尊重科学的事例
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毛泽东基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需要树立高度自信的思考,极为关注尊重科学、破除迷信、消除自卑问题。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在实践中遵从客观规律,尊重科学、破除迷信,同时克服自卑感、树立自信心。
自20世纪50年代起,毛泽东不断地讲尊重科学、破除迷信的问题,他强调:“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11]归纳起来,毛泽东讲到人们容易从四个方面产生迷信:一是迷信国内某些事、某些人;二是迷信外国某些事、某些人;三是迷信自己熟悉的还活着的当代人;四是迷信已经死去的古代人。为此,毛泽东特别提醒人们:“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12]对马克思主义“老祖宗”,毛泽东则一方面强调要彻底坚持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也提出不能完全迷信,要与时代同发展。他提醒党内同志:“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13]提倡破除迷信、尊重科学,敢于质疑权威,不盲从偏信,这恰恰反映出毛泽东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特质,充分体现他的理论自信。
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时,毛泽东认为最需要打破的是对西方事物和西方人的迷信,克服中国人自近代以来产生的不同程度的自卑感。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在总结建设经验过程中,毛泽东多次提到中国人要树立自信心、消除自卑感的问题。他指出:“我们东方人有一种自卑感,总觉得自己不行,白种人比我们强。这是一种迷信,要破除�！�[14]他着重提醒人们:“破除对西方的迷信,这是一件大事�！�[15]
毛泽东剖析的东方人的“自卑感”,实际上主要源于近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东方的掠夺、压迫,特别是对中国的侵略、对中华民族的奴役、摧残。这种心理造成了中国社会许多人心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在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上的不自信状态。对此毛泽东在提出反对迷信问题时,特别强调要反对迷信一些西方帝国主义的东西,引导人们树立自信心。他说:“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国主义是其中的一种;再有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认为西方世界很行,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都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我们怎么不行呢?我相信,白种人可以干的事,我们都可以干,而且可以比他们干得好些。因为他们人数很少,只有几亿�！�[16]毛泽东坚信,在破除西方迷信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一定会比西方人“干得好些”“生活得更好些”。正如他在创建新中国时所预言的:“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17]
在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树立起的自信中,首先要树立起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充分自信。在这方面,毛泽东多次强调并作过专门论述,特别指出不能迷信西方政治制度和所谓民主。他指出:“要破除迷信,不要迷信那个什么帝国主义。当然,我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都要反对,也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不可以学习,而是说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的迷信,对它们那套欺骗,要破除�！�[18]
当然,在破除迷信的时候,不能把什么都当迷信“破”掉了,更不能破除科学真理。毛泽东指出:“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19]他认为,要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破除迷信并不影响我们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等非迷信的东西�！凹纫瞥孕�,又要向西方学习。破除迷信与向它们学习并不矛盾,如我们可以派留学生,进口它们的设备等�！彼熘南拭鞯馗嫠呷嗣�,自己反对西方的是些什么东西:“我不是反对西方的一切,而只是反对那些帝国主义压迫人、欺侮人的东西。它们的文化科学我们要学习。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20]
遗憾的是,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原则性意见,在实践中运用时也出现过一些偏差。不过,他一旦发现便立即给予纠正。他举例指出:“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比如说,连睡觉也不要了,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方针是破除迷信,但科学是不能破的。”为此,他特别提醒人们注意:“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21]
毛泽东的这些思考和对错误倾向的纠正,都是在探索中深化的,无论是破除迷信还是�；ふ胬�,都伴随着开拓创新的实践探索。毛泽东深知,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比探索已经走过的革命道路更加复杂,不能一切从本本出发、照搬照抄别人的经验,甚至对“老祖宗”也不能迷信,唯有从思想上破除迷信,才能在实践中创新发展、开创新局。
五、“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有关探索强国新路的事例
毛泽东从尽早建成“现代化强国”角度极为关注“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不能重复苏联“走过的弯路”问题。要使中国从贫穷落后下富强起来,一方面需要在一穷二白基础上一点一点地摸索积累;另一方面也需要打破常规创新发展。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毛泽东格外关注“走新路”的问题。他在总结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时明确提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22]
打破常规,不走老路,探索新路,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尽快赶上甚至超过世界强国,这就是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扛起来的历史责任,也是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基本思路。走新路,从技术上讲首先就要超越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发展的模式,从战略上讲还要避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存在的弊端,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中国自身条件和特点的建设路子。
如何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子,“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巨大的难题。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是一边探索、一边总结经验,中间也走过一些弯路,但总能自觉地不断校正自己。为反思和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期间,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集中起来专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在读这本书的系列谈话中,毛泽东比较系统地谈到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思考。
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设想:“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23]这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目标分两个阶段的明确设想。
二是强调“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并更为具体地明确了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各国特色问题,即各国自己的不同形式和方法问题。他肯定地指出:“‘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24]他在读书谈话中对“照抄苏联的办法”进行了反思,肯定中国必须走一条“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的路子。
应该说,探索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特点,找到社会主义建设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相互统一,这是毛泽东孜孜不倦的追求。早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就坚持走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路子。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也一再强调各国要有社会主义的不同形式、要有各自的不同特点。他认为,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模式。
当然,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期,我们的确参考过苏联的“路子”,借鉴过苏联的经验,但是,从全局上最早察觉苏联“路子”具有明显弊端的领导人,也是毛泽东。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审慎地研究苏联的经验教训,并思考了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如何处理“十大关系”问题。他明确警示党内同志:“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25]应该说,毛泽东对苏联经验教训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这一反思也是在提醒中国同志不能再重走苏联的“弯路”。这对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起到了巨大的警醒作用。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也就成为党内的共识。正因为如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顺理成章地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方针且能够深入人心。邓小平明确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6]他在评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具有中国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时,特别指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27]这就清楚地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其逻辑起点正是来自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新路的探索。
六、“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有关根据实践发展写出新著作、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事例
毛泽东基于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角度思考,极为关注“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是束之高阁的一般性的理论知识,而是用于指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革命实践的生动智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这一理论的归属恰恰就在于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指导中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实现远大理想。这样的理论,必定是与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同步伐的,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解决不断出现的复杂现实问题而不断创新发展的。正因如此,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历来极为重视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要在实践中创新发展。
在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过程中,他始终坚信:正确的理论一刻也不能离开实践并积极地指导着实践,“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应是发展的”[28]。他历来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反对思想上的僵化保守和理论上的故步自封,并提醒人们“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29]。
毛泽东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的问题时,尤其关注其中“创造”的内在要求。他曾经说过:“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30]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面对全新的社会实践领域,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注意不断学习、不断创新。一是从思想上深入学好悟透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主动深入实际搞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使之上升到理论认识的高度,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毛泽东认为,要想在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中进一步开创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就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他举例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说欧洲的革命要来了,结果革命没有到来�！彼咕倮赋�,像《共产党宣言》中所说预言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好多国家同时进行,并且还要在资本主义最先进的文明国家首先取得胜利”,但“结果并不是如此”[31]。所以毛泽东提醒大家,无论在革命还是在建设问题上,既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原理,又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时,他特别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32]正因为强调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毛泽东特别关注人民群众在实践探索中涌现出的创新做法和鲜活经验,并亲自加以推广;同时,特别注重把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经验上升到认识高度进行理论总结。
由于主客观复杂原因,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也曾出现过一些思想上的困惑和实践中的曲折。每到这个时候,毛泽东总是引导党内同志沉下心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反思和总结我们所走过的路,思考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毛泽东曾号召党内高级干部组织有关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学习小组。他自己也亲自组织了一个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小组,在边读边议的过程中,明确提出了学习“老祖宗”和发展“老祖宗”的问题。他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33]这次谈话,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三点要求:一是“创造新的理论”;二是“写出新的著作”;三是“产生自己的理论家”。
“创造新的理论”,讲的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在灵活运用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总结出创新经验、赋予其鲜活的内容、提炼出新的思想论断,从而创造新的理论内涵。这种理论创造,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写出新的著作”,讲的是既要学习和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又要根据实践发展写出新“本本”。正如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34]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新的历史条件提炼出新观点,谱写出代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发展水平的新论著。
“产生自己的理论家”,讲的是既要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要有各国马克思主义者自己的实践探索总结,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前提下把马克思主义推上理论高峰,形成自己的理论结晶和思想成果,培养出自己的思想家、理论家。
毛泽东自己就是根据这三条要求去做的。他历来反对躺在“老祖宗”身上、“单靠老祖宗”而停滞不前、不思进取。他曾经从理论著作发展的角度,以自己写过的著作为例提出:“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35]这就是说,每一个时代的共产党人,都要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解决时代出现的新问题,同时写出属于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自己的新著作,形成自己的新理论,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新境界。
七、毛泽东不断提倡解放思想“走新路”的原因
引领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本身走的就是一条有别于其他国家一般社会发展进程的新路;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探索出的一条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新路。走好这条“新路”,从根本上就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而实现创新发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虽然有苏联已经走过的路子可以部分借鉴,但中国毕竟不是苏联,中共也不是苏共。无论革命道路还是建设道路,一路走来,都警示我们必须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路子,必须探索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模式。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中勇于开创新局面、善于探索新路径。探究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为什么特别关注走出“新路”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主要的方面找到一些答案。
首先,探索新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马克思主义自从传入中国以来,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它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始终具备与时俱进的内在发展逻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与时俱进地实现创新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毛泽东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路线”这个概念的时候,就赋予过它“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根本内涵。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不断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不断在前进中开创新路,同时也在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中提升马克思主义新境界,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获得强大生命力和现实活力。这一思想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开拓进取永无止境、创新发展永无止境。
第二,探索新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自我革命、自我革新的内在精神要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之所以不断得到巩固,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它能够启迪和引导中国共产党人实现自我革新和自我革命,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而进一步改造客观世界,不断引领人民一步步提升思想高度和精神境界。一方面,在领导人民不断开创新局面的道路上,我们党需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36]另一方面,在前进的道路上,中国人民也勇于自我革命、自我革新,同时不断完善和巩固我们的社会制度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概括的:“中国人民勇于自我革命、自我革新,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革除阻碍发展的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充分显示了制度保障的强大力量�！�[37]这就是我们这个党、这个民族的内在精神状态。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党无精神不壮。事实证明,我们党越是长期执政、中国人民越是自强奋进,就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自我革新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在鼓舞我们不断探索新路,不断实现超越。
第三,探索新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实践发展要求。社会主义在中国之所以具有光明的前景,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它能够不断引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并通过一步步实践探索和扎实奋斗走向发展新阶段和新高度。未来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一征途上,实践是发展的,探索也是不断前进的。自新中国成立起,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坚定地引领着祖国富强、民族复兴的创新发展道路,尽管在探索中经历了一些挫折,但积累了进一步创新发展的宝贵经验。不断开拓创新,接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共同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中国共产党人“肩上的重大责任”时,曾从创新角度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38]
第四,探索新路,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中产生的内生动力需求。社会主义在中国之所以具有如此广泛的感召力,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能够指导共产党人坚定地奉行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断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努力�！罢酒鹄础绷说闹泄嗣�,有着不断走向新生活、不断朝着幸福生活新境界迈进的现实需求和内生动力。毛泽东曾经坚定地指出:“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39]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其目的就是要真正地为人民谋幸福,不断创造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美好图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中国共产党人“肩上的重大责任”时所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40]这一表达,正是承继了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在满足人民群众利益方面的创新和创造性追求。
抓住了上述几个主要原因,就能够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关注解放思想、走出社会主义建设“新路”的问题。当然,毛泽东晚年从创新发展方面探索“新路”的思考和实践,也存在一些主客观上的偏差甚至错误。因为要探索新路,就没有现成的路子可走,前进的道路上就会充满荆棘和泥泞,所以在一些问题上毛泽东也不由自主地陷入理论和实践的困境,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后人好好地汲取。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局长、研究员）
（来源：《毛泽东研究》2021年01期）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99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③]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277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116页。
[⑥] 《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人民日报》1968年9月30日。
[⑦]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73-574页。
[⑧] 《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人民日报》1968年10月5日。
[⑨]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02页。
[⑩]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0页。
[11]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页。
[12]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0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159页。
[15]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页。
[16]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176页。
[17]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9页。
[18]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87-588页。
[19]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8页。
[20]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
[21]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8-449页。
[22]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23]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24]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25]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26]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27]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页。
[28]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144页。
[29]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4页。
[30]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408页。
[31]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55页。
[32]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
[33]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34]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7页。
[35]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3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页。
[37] 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38]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2012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6日。
[39]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40]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2012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