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党大多数干部政策和策略水平的提高，是“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是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对党的政策和策略问题进行深入探索所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包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论断在内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策和策略：一个关键的问题
这个重要论断是怎样提出的呢？这要从1948年前后毛泽东领导纠正土地改革等工作中错误偏向的历史实践谈起。当时，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革命胜利的曙光已经显现。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规模胜利的道路上，党的政策和策略问题成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1947年10月10日发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随后在1947年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也称“十二月会议”）上作出判断：中国革命抵达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同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适应新的阶段特点的一系列具体部署。在大好的形势面前，喜中有忧的一个问题，是土改等工作中存在“左”的错误偏向，比较突出的，例如提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错误口号；乱定成分；在干部中搞唯成分论；排斥打击“三三制”中的党外人士，个别地区土改打击面高达两成。有些地方还发生了把清算恶霸地主的斗争方式带进城，违反工商业政策等情况。对这些问题处理得是否得当，关系着胜利局面的进一步发展。
对土改等工作中“左”的偏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并从政治高度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十二月会议”对此进行了全面部署。另一方面，毛泽东提出反“左”和反右必须结合起来看待。为什么要这样？毛泽东1948年1月对陈毅谈道：今天反“左”，与过去土地会议反右，要合起来看，不能对立起来看……以免反“左”泼了冷水，又恢复了右。再者，当时出现错误问题有客观原因，“这一时期，是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双方斗争最紧张最残酷的时期。土地改革中发生偏差，也以这一时期为最多……发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紧张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同时，也由于我们的大多数农村工作人员没有土地改革的经验”。当时的情况，就是陈毅所说的，“现在，反倾向是必须的，但反倾向就又出乱子，问题是如何又反了倾向，又不出乱子�！泵蠖椭泄仓醒胨婧笱≡翊拥车恼吆筒呗圆忝媲腥胛侍饨婕焯止ぷ鳎〉煤芎玫男Ч�，既纠正了错误问题，又最大程度团结了同志、统一了思想。
毛泽东强调要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策略来纠正各类错误问题和推进革命事业。他说：“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彼赋觯航夥耪秸蚯巴平烤潞驼吡礁龇矫妫罢叨�，任何地方可以站住脚，能扩大军事胜利效果�！�
从具体政策和策略到总路线和总政策
1947年11月22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抵达陕北米脂县杨家沟，这是他们转战陕北最后一个落脚点，也是停留时间最长的落脚点，在这里驻留4个月。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除紧张指挥全国战场，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调查研究土改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制定完善具体政策和策略上。
以当时有着较广泛影响的侵犯中农利益问题为例，有两种情况最为突出：一是抬高错划成分，把中农划为富农；另一种情况是“为了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而侵犯中农利益”，把“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方针错误理解成“绝对平均主义”，把本不该动的中农的土地也给动了。针对第一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起草这个文件的意义，毛泽东强调在于“纠正党内广泛地存在着的关于在观察及划分阶级问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及补足在土改中缺乏对各阶级阶层人们的具体明确政策的缺点�！�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从“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农村阶级”“应该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对地主富农斗争的方法”“对工商业政策”“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问题”“打人杀人问题”六个方面深入剖析问题并提出正确方针。这个报告经毛泽东修改后作为土改工作正式指导文件下发全党。针对第二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分情况采取不同土改策略，尽量采取抽补方式分配土地，缩小运动波及面。1948年2月3日，毛泽东提出“土地法的实施，应当分三种地区，采取不同策略”，随后进一步予以细化，形成一整套策略方案。中共中央最终在《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指示中设置三项条件，要求所有条件都具备的地区，才可划入当年土改的范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分地区分情况有步骤开展土改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安排，那些条件不成熟的地方大规模平分土地的行为相应被叫停了。毛泽东还精心选择在报纸上发表了崞县(如何平分土地)、平山县(如何在农村中进行整党工作)、绥德县(如何在老区调剂土地)三个土改典型案例材料。
有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和策略的准备，党的工作就牢牢掌握了主动。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还必须从全局高度看问题，因为“没有全般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对诮绺刹炕嵋樯系慕不啊分�，毛泽东在概括总结土改工作的政策策略要点的基础上完整提出了土改工作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总政策。关于总路线提出的重大意义，毛泽东指出：“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个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他形象地比喻说：“我曾经两次过黄河，一次是1936年红军东征，一次就是这次。过黄河你们注意了吗?黄河上掌舵的老艄工，在急流险滩、惊涛骇浪中，眼睛总是注视着对岸，遥望远方，端正航向，把舵掌稳当。如果老艄工只看脚下的浪花，就会手忙脚乱，把船弄翻�！�
一个重要论断的提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1948年3月19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汇报了中央工委对土改等工作进行深入检讨的会议情况，表示“相信经过这次会议，又有中央许多文件发表，今后运动可能纳入正轨，各中央局的领导方式亦可能改善�！�
3月20日是毛泽东在杨家沟度过的最后一天。当天他首先给刘少奇复电：“此次工委和华北、华东、华中各负责同志一起，彻底检讨各项领导工作上的错误缺点，并由此获得纠正，走上正轨，极为欣慰�！倍砬懊蠖龆ǘ郧岸喂ぷ髯鞲鲈菔钡牧私�，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情况的通报》。
通报涉及各方面的工作情况，首节内容着重回顾了前段纠“左”的经过：“最近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关于工商业方面、关于统一战线方面、关于整党方面、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蓖ūń幼帕芯偈率�，指出“现在的‘左’的偏向”的具体表现，并对纠“左”效果作出积极评价：“好在纠正这类偏向并不甚困难，几个月内已经大体上纠正过来了，或者正在纠正着�！蓖鼻康鳌暗敫骷读斓颊咦胖赜昧Σ拍艹沟拙勒死嗥颉�。
经过以上铺垫，毛泽东在段落末尾直指问题实质：“最近几个月，我党在战争、土地改革、整党整军、发展新区和争取民主党派等方面均有成绩，在这些工作中所发生的偏向有了着重的纠正，或正在纠正中，这样就可以使整个中国革命运动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这样，毛泽东就在动身离开陕北的头一天，把他找到的纠正“左”、右错误偏向的可靠落脚点——“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个重要论断，向全党彻底阐明了。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论断的提出，对加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进程起到重要作用。1994年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回顾说：对于这次纠“左”，毛主席在方法上很谨慎，但态度很坚决，尤其对高级干部抓得很紧�；毓似鹄矗鬃哉莆盏恼獯尉馈白蟆庇辛礁鱿灾氐悖旱谝�，把纠正错误倾向与充实党的土改政策结合在一起，重点放在制订具体的政策策略上；第二，中央提出的政策在贯彻之前，先征求各地同志的意见，经过几上几下才形成正式决定。由于毛主席采取了坚决的态度和有效的措施，一度在基层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左”的情绪和平均主义思潮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基本得到纠正。这不仅对土地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对我党不久将实行的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也具有重要意义。
有了对政策策略问题本身更深一步的认识，全党下一步工作就更有针对性了。中共中央决定大大加强对干部群众的政策策略教育宣传，狠抓贯彻落实环节，并决定组建成立中央政策研究室，负责重要政策的研究制订。历史的发展不断印证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光辉论断的正确性。1949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无感慨地指出：“全党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在一九四八年，有系统地学会了在农村工作中，在城市工作中和在军事工作中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有系统地纠正了右的和‘左’的偏向。许多同志在过去长时期内没有学会的东西，一个年头内都学会了。这样，就使党的总路线在全党内能够贯彻执行。这是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这是我党政治成熟程度的极大的增长�！钡绷缮颉⒒春�、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伟大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辉煌胜利之际，毛泽东却把1948年全党大多数干部政策和策略水平的提高，把我党政治成熟程度的极大的增长，视为“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是富于启迪的。正如他接着所指出的：“这样一件事就指明：我党在不要很久的时期内是能够有把握地取得全国政权的�！�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