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意涵和政策取向
摘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特别是基于我国比较优势变化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先手棋。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扩大内需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着力打通堵点、断点，为经济发展营造更好制度环境�！笆奈濉笔逼�，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激发消费市场活力，拓展有效投资空间，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实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 产业链供应链 扩大内需 高标准市场体系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2020年4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重大战略命题。随后，在国内外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意义和政策取向进行了深入阐释。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正式将构建新发展格局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并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这是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党中央顺应国内外发展大势，对“十四五”乃至未来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发展路径和发展着力点的重大调整，对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载《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这表明，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简单针对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也不是应对个别国家发起贸易摩擦、企图与我国产业脱钩的被动收缩，而是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特别是基于我国比较优势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先手棋。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格局始终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相匹配
发展格局问题涉及经济结构布局、产业发展方向、市场体系运行、内外贸易导向等众多方面，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顶层设计，深刻影响各方面宏观政策取向。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必须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对经济发展格局进行必要调整，使其适应发展的阶段性需求。如果在发展格局安排上出现大的失误，势必会对整体经济运行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甚至导致发展上升势头的中断。
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通过主动加入国际大循环，积极引进外资和技术，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快速提升了经济实力，大幅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这一发展格局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外贸依存度快速上升。以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同国内生产总值比值计，我国外贸依存度在20世纪70年代末约为10%，21世纪初上升到40%左右，国际金融�；⑸按锏�65%左右的峰值。[如无特殊说明，本文关于中国经济运行的有关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外贸依存度的上升，与我国比较优势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基本一致，本质上反映了我国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表明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参见钟山：《理性看待我国外贸依存度问题》，载《中国经贸》2010年第3期。]与此同时，虽然消费市场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到2006年，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40%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也低20个百分点以上。这一年，我国消费仅占全球总额的5.4%，与美国的42%、日本的11.1%、德国的7.3%、英国的6.6%等存在明显差距。[参见白津夫：《双管齐下扩大内需》，载《瞭望》2008年第46期。]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面对发达经济体需求大幅下滑、外部风险急剧上升的局面，党和政府果断作出一系列政策调整，降低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依存度：一方面，加大宏观政策力度，推出以4万亿为代表的大规模刺激计划，以超常规投资力度稳住经济运行基本盘；另一方面，采取多种方式提振内需，扩大消费市场规模，引导大批企业从出口导向转为面向内需。2008—2019年，有7个年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0%。其中，贡献率最高的年份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为严重的2009年，超过140%；贡献率最低的年份为世界经济回稳的2017年，贡献率也达到90%。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60%，比金融�；暗牡偷阍龀そ�20个百分点，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与此同时，到2019年，我国外贸依存度降至32%，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最高时的10%降至1%左右。随着出口导向型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明显下降，我国经济已从深度依赖国外投资和国际市场向兼顾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转变。
（二）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虽然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决定了我们必须把发展的立足点更多转向国内。
从国际上看，环境变化首先表现为国际金融�；笮跋斐中⒔�，世界经济长期低迷，新增长动能严重不足。一方面，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债务规模持续攀升、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负债消费难以持续；另一方面，发展中经济体增长受到严重制约，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其次，贸易�；ぶ饕宕笮衅涞溃啾呔彻嬖蚝椭刃蚴艿窖现仄苹�，国际贸易长期处于低位。2012年至今，全球货物贸易增速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若扣除国家间通胀和汇率因素，有多个年份全球名义货物贸易额出现负增长。再次，全球产业链收缩趋势明显，跨国投资大幅下降，国际分工格局面临深刻调整。各国科技竞争更加激烈，新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加速，大型科技企业不断膨胀，技术垄断日益增强，数字鸿沟不断拉大。此外，西方发达国家国内政治日益极化，地缘政治冲突呈加剧趋势，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国际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消费市场造成严重冲击，影响远未见底。一些国家民粹主义情绪上升，政府为转移抗疫失败责任，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行径。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传统国际循环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将进一步趋于弱化。
从国内看，一方面，随着资源、能源、环境等约束加大和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中低端制造业正在向要素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迁移。国内制造业不可能再走规模型扩张道路，世界上也没有足够的市场可以容纳中国这么巨大的生产能力。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也需要以国内市场为支撑，比如5G网络、高铁、大飞机等，都要依靠国内市场发展成熟才可能走向世界。另一方面，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日益凸显。随着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对先进技术的需求更加迫切。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虽已有长足进步，但基础还不牢，自主创新特别是原创力还不强，而一些国家为遏制中国发展，不断升级技术封锁，打击我国高科技企业，甚至不惜割裂全球产业链和技术体系，对我国产业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调整和重塑的情况下，必须进一步强化自主创新，形成主要立足于国内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摆脱对外部技术供应的过度依赖。这些都是我国中长期发展所面临的客观情况，共同决定了要推动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转向内循环、激发国内市场。
（三）我国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充分的条件和基础
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和第二大消费市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推动发展格局调整、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具有充分的条件和基础。
超大规模市场使推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成为可能。习近平指出：“我国有14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具有巨大增长空间�！盵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载《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这点明了我国推动经济发展格局调整的最大优势和最大依靠。从收入端看，近年来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始终同GDP保持同步增长，多数年份还略有超出，以年收入10万—50万元计，中等收入群体已超4亿人。从支出端看，2019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消费支出占比仅为70.15%，不但远低于发达国家，也还不及世界平均水平；储蓄率虽已降至45%，但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仍是最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2万亿元，折合约5.97万亿美元，消费市场规模已达美国的95.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可以预期，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将很快实现。由于中国人口规模是美国的4倍多，只要中国人均消费达到美国的50%左右，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规模将相当于美国的两倍，这是任何外部市场都无法比拟的广阔市场空间。
坚实的产业基础为转向内循环提供了重要支撑。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供应链中枢和全球制造业枢纽，在产业配套、人力资源、技术储备等方面优势显著。2019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达28.1%，连续10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中国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国家[参见 《“十三五”期间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步履坚实》，载《人民日报》2020年10月24日。]，各行业间形成了很好的相互配套能力。各地以工业园区的形式拉长产业链条，塑造产业集群，打造产业基地，具有相当多的成功经验。中国拥有1.7亿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技能的人才资源，特别是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科技人员队伍和产业工人队伍，人力资源优势显著。中国科技投入连年快速增长，2019年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22143.6亿元，比上年增长12.5%，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23%，已超过欧盟15国平均水平，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9.5%。[ 参见《2019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同年，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提交的专利申请量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 2020，p.53.]中国产业体系还具有强大的抗冲击能力，这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得到充分体现。2020年上半年，部分行业生产一度受到疫情冲击，但在疫情稳定后情况迅速扭转。而不少国家由于深陷疫情之中，产业链供应链被彻底打乱，生产能力遭到严重破坏。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致力于优化营商环境，稳定政策预期，为企业提供了良好服务保障。我国具有这些条件和基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完全有条件构建起更完整更可靠更有竞争力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扩大内需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需要从两方面共同发力。一是必须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二是必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为经济发展营造更好制度环境。
（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激发内需潜力
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治判断。主要矛盾的变化蕴藏着消费升级的巨大潜力。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我国居民消费日益呈现多元多样的特点。2000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首次降至50%以下，食物支出之外的穿住用行等物质型消费开始占据主导。到2019年，这一系数已进一步降至28.2%，下降速度之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历程中是罕见的，充分反映出居民消费结构的迅速变化。随之而来的则是人民群众对商品和服务质量要求的不断提升。目前，家电、电子设备、汽车等主要耐用品更新速度明显加快并向高端转移，住房、教育、医疗、养老、育幼、家政、文娱等领域对优质服务的需求缺口更大，但国内供给体系还无法完全跟上这种趋势。如何将其中蕴藏的巨大市场潜力充分激发出来，将成为进一步转向国内市场的关键。
发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水平，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目前，很多领域看似市场需求饱和，但只要有高品质产品出现，完全可以创造出新的市场空间。例如，10多年前数字手机行将饱和之时，生厂商只能压缩利润空间打价格战，谁也无法预料到智能手机诞生后能带来如此广阔的新市场，而手机应用软件开发这一规模庞大的全新产业当时几乎还不存在。高铁、打车软件等新交通工具和服务，也几乎重塑了人们的出行方式。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其共同特点就是以颠覆性创新激发隐藏需求。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74页。]，要“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0年8月25日。]。
（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着力打通堵点、断点
构建新发展格局，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前提是实现国内经济各部门循环流转和产业之间关联畅通。当前，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一些明显的堵点、断点。在生产方面，主要是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链供应链存在薄弱环节，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从根本上改变，产业向高端迈进受到制约；在分配方面，主要是城乡、区域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财产性收入占比偏低，社会保障体系兜底还不完善，部分居民消费能力不足；在流通方面，主要是国内统一大市场还不完善，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存在障碍，流通体系环节较多，物流成本较高；在消费方面，主要是部分大中城市居民消费能力被房地产透支，压低了其他领域的消费意愿。此外，我国经济还存在资金脱实向虚，在金融机构间体内循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产权制度不完善，特别是知识产权�；ちΧ炔还�，影响市场主体积极性；市场监管不到位，消费者维权成本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论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还是近期集中凸显的，都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造成严重制约。
习近平指出：“要加快推进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改革，有利于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改革，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改革，聚焦重点问题，加强改革举措的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打通淤点堵点，激发整体效应�！盵《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载《人民日报》2020年9月2日。]当前形势下，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统筹考虑短期应对和中长期发展，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制度供给，拓展政策空间，认真补齐各方面的短板漏洞。各地方尤其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决不能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异化为投资冲动，不顾客观实际和产业基础盲目铺摊子、上项目；更不能各自为政、画地为牢，都搞自我小循环，人为割裂统一的全国市场，导致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降低。
（三）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强调扩大内需，但扩大内需与扩大开放并不矛盾，决不是以内需替代外需，在对外开放上走回头路，而是要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习近平指出：“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盵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0年8月25日。]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就是要通过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逆全球化风潮越盛，中国越是要不断提升自身开放水平，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近年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维持在30%以上。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情况下，更是成为二十国集团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第三季度起，外贸企稳回升，全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2.16万亿元，比2019年增长1.9%，创历史新高。[参见《我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更巩固》，载《人民日报》2021年1月15日。]其中，对东盟、欧盟、美国、日本、韩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全部保持正增长，中欧班列、民航国际货运均呈现爆发式增长，这更加体现出当前世界对中国经济的深度依赖。中国还通过一系列主动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与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自2018年举办以来，累计意向成交额已超2000亿美元。个别国家即使政府出于政治因素不组织参与，但企业参展依然十分踊跃，显示出中国市场的巨大磁吸效应。有充分理由相信，只要政策措施得当，不仅跨国公司不会轻易把产业链转出中国，而且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我国在世界市场体系和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的地位将会更加稳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推动部分高端制造业回流，甚至强行同我国“脱钩”，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
三、准确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策着力点
面对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关键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准确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策着力点，推进各方面工作落细落实。
（一）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科技创新是一个重要变量。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新材料、先进制造、分子生物学等领域技术突破，科技创新从实验室到产业应用的周期日益缩短，技术、商品乃至产业更新迭代不断加速，竞争日趋激烈，创新越来越成为影响和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变量。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原始创新的需求将越来越高，如果解决不了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必然面临严重被动局面。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载《求是》2021年第9期。]。这是确保国内大循环畅通、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新优势的关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突出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其中科技安全是重要一环，在当前大国博弈的背景下尤为关键。
“十四五”规划《建议》对科技创新作出专章部署，并放在12个方面重大任务的首位，这在我们党研究制定五年规划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凸显了对科技创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我们要坚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是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集中优势兵力，落实好揭榜挂帅等制度，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尽快在各领域基础理论、基本算法、底层技术、通用工具、通用�？榈确矫嫒〉猛黄疲嫠茉旆⒄剐掠攀�。二是要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推动供应链多元化，提高供应链韧性，争取实现重要领域供应链国内备份全覆盖，增强抗风险能力。三是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保持制造业在经济结构中比重基本稳定，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强国，不断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防止产业空心化。四是要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发挥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通过市场需求引导创新资源有效配置，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
（二）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畅通国内大循环
一个公平开放、竞争有序、高效规范的市场体系，是推动构建统一国内大市场、全面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基础。近年来，我国虽已在市场体系建设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仍存在许多明显短板和不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标准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市场主体更加充满活力，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公平竞争制度更加健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8页。]的目标，这意味着“十四五”期间，应当力争基本建成同发展阶段相匹配、同世界高水平市场体系相对标、符合各方期待的高标准市场体系。
“高标准”意味着高要求。要积极营造有利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争取在关键领域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一是要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完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逐步实现各类市场主体按照市场规则和市场价格依法平等使用土地等自然资源；继续减少政府对市场和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稳步推进自然垄断行业改革，逐步放开能源、电力、流通等领域竞争性环节；深化金融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重点解决好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在融资、债务化解等方面存在的困难；进一步打破户籍、社保、任职资格等方面的限制，提高人力资源要素流动的自由便利性。二是要强化产权�；�。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积极稳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盘活存量国有资本，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严防国有资产流失；加强民营企业产权�；ず图喙埽乐蛊涫艿焦Σ坏鼻趾�；全面加强知识产权�；ぃ贫恫üぷ鞔幼非笫肯蛱岣咧柿孔�，依法严惩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三是要营造统一公平市场。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破除各类隐性壁垒，切实保障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加强市场监管，大幅提高违法成本，营造良好市场环境，�；は颜吆戏ㄈㄒ妫磺炕绰⒍虾头乐棺时疚扌蚶┱�，提高平台经济监管能力，反对不正当竞争。
（三）全面促进消费，有效拓展投资空间
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既要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全面激发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活力，又要充分发挥公共消费、公共投资以及其他社会投资作用，推动形成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强大合力。
要把握汽车、住房两个关键，提振传统消费。一方面，当前居民家庭第一辆汽车普遍到达更新换代年限，这是汽车消费和汽车产业提质升级的重大机遇。国内车企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已有一定技术积累和产品优势，这也推动2020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创出历史最高水平。但我国在中高档汽车领域仍欠账较多，亟须尽快提升技术水平和品牌声誉。要继续推动住房制度向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方向稳步前进，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和共有产权住房。除满足新增住房需求外，还要高度关注老旧小区更新、住房适老化改造等居住改善市场的潜在空间。要坚定不移贯彻“房住不炒”方针，有效控制居民部门杠杆率，防止房地产消费对其他领域消费的“挤出效应”。
要积极扩大养老、文化、旅游、家政等服务型消费，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以养老服务产业为例，2019年底全国各类养老床位仅有775万张，同我国2.54亿60岁以上老年人口规模相比，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参见《201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重，养老消费需求潜力巨大。发展好养老服务产业，既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也是扩大内需、增加就业、促进服务业发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同时，随着科技进步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各类消费新模式和新业态不断涌现。2020年，在线教育、在线会议、在线娱乐、互联网医疗等行业实现爆发式增长，创造出巨大市场规模，但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有关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引导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健康成长。
要发挥公共消费“杠杆效应”，有效激发社会消费意愿，带动恢复市场活力。当前我国公共消费支出占最终消费的比重不足30%，与发达国家相比总体处于偏低水平，再加上政府债务状况较好，进一步扩大公共消费具有较大空间和潜力。去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市场的冲击，各地广泛采取发放消费券等形式促进消费，起到了良好效果。下一步，除疫情期间的应急性刺激措施外，公共消费的重点应更加聚焦于教育、医疗、养老、育幼、公共卫生等短板领域，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要增强投资增长后劲，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要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引导和撬动作用，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重点支持“两新一重”项目。特别是5G网络、数据中心以及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换电站等新型基础设施，对于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要加强统一规划和宏观指导，统筹好产业布局，做好项目优选，避免重复建设造成浪费或形成新的过剩产能。要持续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破除社会资本参与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激发社会资本投资动力和活力，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
（四）优先稳就业保民生，提升居民收入水平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在党的全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针对当前居民财产性收入偏低、收入分配差距偏大和预防性储蓄动机偏高的情况，要进一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完善再分配机制，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解除老百姓后顾之忧，让人民群众有能够消费、敢于消费的基础。
要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为核心目标取向。中等收入群体就业相对稳定，生活比较宽裕，既有消费意愿，又有消费能力，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对住房汽车、文化体育、休闲旅游、医疗康养、教育培训等中高端商品和服务消费有更多需求，是引领消费需求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推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最大支撑。但同时，中等收入群体由于工资性收入占比较高，在经济下行或退休后收入减少，当住房、教育、医疗等支出快速上涨时，很容易跌入低收入群体之中。要使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养老等方面政策朝着稳住中等收入群体的方面不断调整，免除其“阶层滑落”焦虑，使他们愿意消费、敢于消费。
要把乡镇和农村作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增长点。城乡经济循环是国内大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确保国内国际双循环比例关系健康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打赢脱贫攻坚战，极大改善了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也极大提升了其消费能力。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政策的成功实施，充分证明了农村消费市场的潜力。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建设行动的全面推进，投资需求将进一步大量释放。同时，农民收入增加后，提升生活品质的愿望也会更加强烈，居民和公共消费水平将快速增长。这其中蕴含着的巨大空间，将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动力。
要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3.89%，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提高了14.21个百分点，10年间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了近2亿人口。目前，我国农村常住人口5.1亿人，仍显著超过农业人口需求规模，这是制约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民收入提高的主要因素。如果政策得当，到2035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至少还有10—15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升空间更大，这相当于再实现1.5—2亿人口进城，将会在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各方面持续产生巨大的结构性内需增长动力。要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使农民在城市里留得住、过得好。同时，要持续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激活乡村内生活力，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五）实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近年来，通过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定外商投资法等重要举措，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不断提升，促进了同世界经济的融通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这彰显了中国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格局应对逆全球化和“脱钩论”，推动建设更具包容性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坚定信心。
要在持续深化商品、服务、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同时，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当前，我国关税总水平已由2001年的15.3%降至7.5%以下，不仅超额完成了加入世贸组织时降至10%以下的承诺，还远低于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参见《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就自主降低关税总水平答记者问》，载《光明日报》2018年10月1日。]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的总体特点，进一步降低货物贸易关税水平的空间已比较有限。要素流动型开放的重点应放在服务贸易以及资金、人员便利化等方面。要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自主开放，优化国内外市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差异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需求。要稳步慎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与此同时，应当主动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和做法，加快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这是吸引更多全球优质要素资源落户中国，巩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的份额和地位，提升我国在全球竞争中位势的根本之策。
要加强国际合作，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发挥积极作用。当前，传统多边国际贸易体制遭受严重挑战，国际贸易体系正处于深刻重塑的关键期。美欧等国试图主导世贸组织改革，并不断推出新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国际贸易规则高标准、碎片化趋势明显。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进程中，中国要坚决维护多边经贸体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主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必须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不仅要继续增加数量，更要实施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近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完成，中日韩自贸协定等加速推进，中国还宣布要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TP），这些都显著提高了中国在世界贸易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要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与建立自由贸易区网络相融合，采取多种方式推进自由贸易进程，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间形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要通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增强我国出口产品和服务竞争力，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
（刘凯鹏：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