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成功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新事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深刻总结了我们党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认真学习领会这方面内容，对于我们进一步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续写好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的根本成就
我们党百年奋斗积累了极其丰富宝贵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同志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在近代中国，为了改变中华民族悲惨屈辱的命运，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艰辛探索和顽强抗争，诸多主义、主张和方案曾轮番登场，但都未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分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才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回顾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功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有不同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当年俄国的独特国情，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不能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也不能教条式地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马克思一再告诫人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各个国家由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在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时候，需要从实际出发，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正是在这种结合中，我们党成功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尽管同样都是武装夺取政权，但我们党没有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做法，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采取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并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是在同各个国家具体的实践相结合中发挥出来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发展又一次面临向何处去的道路选择。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币缘诵∑酵疚饕淼闹泄膊橙�，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我们党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是完全成功的，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
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对中国基本国情、中国最大实际的深刻把握
能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首要问题，也是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马克思主义之箭，要射中中国革命和建设之的，离不开对中国实际的准确把握。毛泽东同志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惫�，在革命和建设中之所以发生这样那样“左”的和右的偏差，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缺乏清醒准确的认识，脱离实际，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我们党花了很大功夫来认识中国国情。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大革命时期，为了弄清楚当时农民农村实际，毛泽东同志专门花了32天时间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实地考察，深刻揭示了农民革命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为我们党把广大农民作为中国革命依靠力量，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提供了重要基础。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最大国情出发，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科学回答了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我们党同样把认识中国国情摆在突出重要位置。邓小平同志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和必须考虑的，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后来，我们党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把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要求我们必须牢牢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为我们更加自觉地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奠定了扎实可靠的基础。
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总结历史经验，这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党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恩格斯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大革命失败后，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党开始懂得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深刻道理。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同志多次要求全党学习党史，认为研究党的历史，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工作，都是必要的。他在中央学习组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开门见山指出：“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弊跃醵缘车睦方邢低匙芙幔谴友影彩逼诳嫉�。这反映了我们党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把握运用规律，推动事业发展的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制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我们党成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深刻分析了“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严重危害，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所作的探索，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分清了是非，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增强了党的团结统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成功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既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又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实行改革开放、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为中国向何处去指明了正确方向，为探索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重要条件。决议还从十个方面总结概括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已经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主要内容，初步回答了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决议明确指出这条道路的主要点是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进行基本总结获得的。这充分说明，我们党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来总结历史，就能起到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作用。
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党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根本思想武器。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成功开辟，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思想僵化，摆脱传统观念束缚，勇于探索创新的结果。
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开辟，是在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取得的。我们党在幼年时期，曾饱尝教条主义之苦，有过不少教训。当时，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一度在党内十分盛行，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影响。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召开了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延安整风时期，我们党在全党范围开展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使全党端正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我们党明确提出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口号，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郑重地写在党的旗帜上，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和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过去一段时间“左”的思想的严重影响，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解放思想的问题，认为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著名讲话中深刻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鼻康髦挥兴枷虢夥帕�，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邓小平同志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拉开了我们党解放思想，走自己路的新的征程。为了进一步推动解放思想，邓小平同志还领导和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强调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是思想路线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只有思想路线端正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才可能确立，改革开放才可能迈开步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从过去一度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创造了良好条件。实践证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凝结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前提，是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十年动乱结束不久作出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的决策，开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使当代中国又一次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胜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只要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