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发展我国数字经济的战略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围绕“为什么要发展数字经济、怎样发展数字经济”这个重大课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不懈探索，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一、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和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以数字赋能为显著特征的新经济形态，是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数据和知识的溢出效应、数字技术释放的普惠效应日益凸显、交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以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虚拟现实、量子信息、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广泛应用，数字经济以不可阻挡之势破茧而出、强势崛起，迅速从微观经济现象转变为宏观经济现象，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数字经济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前沿”，“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发展数字经济，是关系我国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问题，是必须紧紧抓住的战略制高点。习近平指出：“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综合判断，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他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精辟论述了发展数字经济的重大战略意义。
（一）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挑战、打造竞争新优势的必然要求
当今时代，数字生产力日新月异，研发突破和迭代应用明显加快，成为集聚创新要素最多、应用前景最广、辐射范围最宽、带动作用最强的技术创新领域。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日益向高端制造、先进材料、能源资源、生物工程、芯片传感、卫生健康等方面交叉渗透，引发多领域系统性、革命性、群体性技术突破，孕育一系列新技术新应用新产品。数字技术与人类生产生活交汇融合，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聊痪涂晒郝蛉蛏唐罚没骷叹湍芸箍缇趁骋�，轻点鼠标便可游览世界，这些在以前无法想象的场景，现在却是触手可及。
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数字时代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博弈焦点、重点领域。能不能适应和引领数字化发展，成为影响国家兴衰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习近平指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近年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纷纷把推进经济数字化作为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动能，竞相出台中长期数字化发展战略，在前沿技术研发、数据开放共享、隐私安全�；�、人才培养使用等方面进行前瞻性布局，力图构建数字驱动的经济体系，重塑数字时代的国际新格局。紧紧抓住数字技术变革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关系到我国能否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掌握发展主动权，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迫切需要
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既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颠覆传统经济运行模式，同时又能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指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笔志檬窍执堤逑档男轮е�，发展数字经济能够大幅提高数字技术在现代产业体系中的贡献率，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敖ㄉ柘执锰逑道氩豢笫莘⒄购陀τ�。”数据具有爆发增长、海量集聚的特点，挖掘数据潜能，用好数据要素，有效释放数据红利，能够为经济发展和产业变革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
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我国许多行业处于低端产能过剩与高端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局面，推动数字技术在千行百业广泛应用，有助于牵引生产和服务体系智能化升级，促进产业链供应链融合融通、延伸拓展，带动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安盗�、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毙鹿诜窝滓咔榉揽厥且淮问嫡阶刺碌难沽Σ馐裕夜瓯傅牟堤逑�、强大的动员组织和产业转换能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但是与此同时，疫情冲击也暴露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的风险隐患。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再简单重复过去的模式，而应该运用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等新动能延伸、重塑新的产业链条，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着力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确保我国经济在被外方人为断供的极端条件下能够正常运转。
（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抉择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全面渗透和深刻影响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进出口等各个环节，引领劳动力、资本、能源、技术、管理等要素网络化共享、集约化整合、协作化开发和高效化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习近平指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笔志檬窃銮烤梅⒄剐露�、畅通经济大循环的重要载体。数字经济向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渗透，不仅能扩大就业规模、提高就业质量，而且还能扩大消费市场规模、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因而发展数字经济可以激发新的消费潜能，释放内需潜力，增加居民有效需求，加快培育内需体系。数字经济是强化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间的纽带。发展数字经济不仅可以打通经济循环的堵点，有效提升国内供给能力，而且可以凭借数字经济平台提高进口规模和质量，推动国际经济大循环。进口规模扩大反过来又可以促进国内消费升级、产业升级，进而为出口贸易创造条件，推动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诖耍敖教乇鹎康�，要“推动数字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数字经济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各类业态跨界发展，驱动实体经济体系重构、范式迁移，提升经济发展整体效能。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驱动的经济形态，发展数字经济可以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实质是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快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最终促成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
（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
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伴随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期盼教育更加公平优质、就业更加灵活充分、收入更加稳定丰裕、医疗更加方便贴心、养老服务更加可及有保障、住房更加宽敞舒适、环境更加生态宜居、社会更加安定有序。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越来越广泛，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领域、多方面的特点。同时，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已经成为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和症结所在。发展数字经济，是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大事，更是关系民生福祉和社会稳定的大事。“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创新日新月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笔只苡行Т蚱剖笨兆韪�，延伸活动场域，提高有限资源的普惠化水平，极大地方便群众生活，满足多样化个性化需要。
数字经济承载着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新期盼，数字生活成为人民群众的重要生活方式，数字化服务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数字技术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人民群众在数字化发展中享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体验到数字生活的优质、高效、便捷。“分享经济、网络零售、移动支付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深刻改变了中国老百姓生活�！泵嫦蛭蠢�，我们必须树立战略眼光，瞄准人民高品质需要，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数字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推进数字为民、数字惠民、数字便民，打造更多涉及民生的数字应用场景，着力解决优质民生服务供给不足、分布不均、可及性不够等问题，努力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均等化、智能化水平，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二、正确处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
我们党对数字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探索过程，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正确处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通常使用知识经济、信息经济、虚拟经济等词来描述世界范围内“依靠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传统经济与信息网络技术相结合”而形成的新经济现象。2002年10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提出坚持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时，特别强调要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这是虚拟经济一词正式出现在党的重要文献中。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党中央深刻总结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大量所谓“金融创新”导致虚拟经济扩张过度、形成金融泡沫的教训，强调要促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均衡发展，“形成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相辅相成、良性互动的格局”。
新时代我国数字经济是在深入实施网络强国战略的大背景下不断发展壮大的。2013年4月25日，习近平在出席外事活动时，强调要拓展数字经济等新领域合作。尽管这个概念当时在国内用得并不多，但习近平还是敏锐地认识到了数字经济的重要性。2014年2月27日，习近平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的战略任务，并且把“形成实力雄厚的信息经济”纳入网络强国建设的内容和要求之中。建设网络强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研判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大势作出的重大决策，“信息经济全面发展”成为“网络基础设施基本普及、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信息经济全面发展、网络安全保障有力”四大目标之一。这标志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
在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进行分析判断的过程中，习近平注重从信息技术、信息产业的角度思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问题。2014年6月3日，习近平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信息技术成为率先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先导技术，将促进以物质生产、物质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信息生产、信息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这里，不仅作出了世界正在进入新经济发展时期的重大判断，而且进一步揭示了新经济有别于传统经济的典型特征——以信息技术为先导技术、以信息产业为主导产业、以信息生产和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2014年12月9日，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系统地阐述了经济发展新常态带来的九个趋势性变化，其中就讲到“互联网技术加快发展，创新方式层出不穷，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杉�，习近平在思考如何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时，极为重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所发挥的作用。正如他后来所指出的：“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要有新动力，互联网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
新经济以什么形态呈现？习近平通过深入思考，逐渐聚焦到互联网技术及以之为基础的经济形态上。2015年12月16日，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针对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形势，提出了“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张。这里，习近平使用数字经济、网络经济概念来界定和描述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基础之上的新经济现象。此时虽然已经使用了数字经济的概念，但是这一概念在不同程度上仍然与信息经济、虚拟经济、网络经济等概念同时使用。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中，习近平进一步思考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2016年1月18日，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明确指出：“推进供给侧改革，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发展理念，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着力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这就揭示了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既相互对应又相互融合的内在关系，是我们党认识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一次重要飞跃。2016年9月3日，习近平在杭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日新月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将给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这种变化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帆风顺，需要各国合力推动，在充分放大和加速其正面效应的同时，把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闭饩徒徊浇沂玖诵槟饩糜胧堤寰玫谋缰す叵�，强调要防止出现片面化的倾向。在2016年9月4日至5日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习近平作为会议主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主持起草并推动制定了首个具有全球意义的数字经济倡议——《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数字经济”成为这次会议的一大热词。2016年10月19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就实施网络强国战略举行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分析了“世界经济加速向以网络信息技术产业为重要内容的经济活动转变” 的态势，明确提出“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的新要求。在部署“三去一降一补”的过程中，习近平既注重“加快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又突出强调“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显示了高超的战略思维。为防止脱实向虚倾向，2016年12月14日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振兴实体经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向振兴实体经济发力、聚力�！闭馓逑至硕允志煤褪堤寰霉叵档木及盐眨康髁耸堤寰枚允志玫亩ㄏ�、聚力作用。此后，习近平在谈及数字经济，特别是谈及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经济形态时，不再使用“虚拟经济”的提法。这表明我们党已经将数字经济从虚拟经济中剥离出来，更加强化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性，注重防范化解虚拟经济的负面性�？梢运�，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继应对国际金融�；�，我们党对网络经济、虚拟经济的又一次校正和重新定位。
从实践进程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十三五”规划《纲要》对实施网络强国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大数据战略等作出了部署，数字中国建设加速推进。全社会兴起了创新创业热潮，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各类创新活动迅猛发展，许多企业开展了新业态新模式的探索，极大地拓展了经济发展空间，数字经济在我国国内经济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不断攀升。正因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总结经济建设成就时，作出了这样的表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在世界经济起伏不定、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严峻形势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的确来之不易。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对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作出战略部署，提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强调发展数字经济、共享经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驶入了快车道。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心谋划数字经济，对新一代信息技术多领域多场景应用进行超前布局。十九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直接相关的主题就有七次，分别是：2017年12月8日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举行第二次集体学习，2018年10月31日就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举行第九次集体学习，2019年1月25日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2019年10月24日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举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2020年10月16日就量子科技研究和应用前景举行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2020年11月30日就加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举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2021年10月18日就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举行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上述集体学习时，提出了一些经典论断，如“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探索‘区块链+’在民生领域的运用”，“健全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些都反映了习近平对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化和与时俱进。特别是在2018年4月20日召开的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加快推动“两化”即“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指明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方法与路径，由此形成了“一融两化”的工作格局。
从战略部署看，中央先后出台《网络强国战略实施纲要》《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等，从国家层面部署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一些地方、部门也制定了相关规划、配套政策并推动落地落实。2019年10月20日开幕的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中央网信办召开了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启动会，发布了《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河北省（雄安新区）、浙江省、广东省、重庆市、四川省等由此启动了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创建工作。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的制定实施，我国网络购物、移动支付、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走在了世界前列。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斗争中，数字经济经受了考验并加速发展，习近平关于发展我国数字经济的战略思考增添了许多富有时代特色的新内容。2020年2月23日，他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指出：“疫情对产业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些传统行业受冲击较大，而智能制造、无人配送、在线消费、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展现出强大成长潜力。要以此为契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2020年4月1日，他在浙江考察时发现“在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生局部断裂”，敏锐地指出：“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是引领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载体。从历史上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往往是在危机倒逼之下主动应对和超前部署的抓手。将数字经济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战略决策。2020年8月21日，习近平在安徽考察时指出：“要深刻把握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新要求，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这期间，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印发《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强调要大力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形成产业链上下游和跨行业融合的数字化生态体系。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加力推动线上线下消费有机融合、优化新型消费发展环境等方面的15项政策举措。疫情防控对数字技术的需求旺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广泛应用于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医疗救护、人员物资管控、复工复产等各环节工作，大幅度提高了效率，极大减少了病毒传播风险，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效支撑。远程办公、线上购物、在线教育、网络问诊等蓬勃发展，直播电商、无人零售、零工经济、“宅经济”等全面提速。在实体经济和其他社会活动遭受疫情严重冲击的情况下，数字经济脱颖而出、逆势上扬，充分发挥了促进消费、保障就业、稳定市场、提振经济、赋能治理的积极作用，拓展和增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抗冲击力、回旋空间和韧性�？梢运�，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经过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我们党对数字经济的认识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总结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各行业各领域数字经济发展实践，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验的基础上，2020年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十四五”规划《建议》，对加快数字化发展作出专门部署。数字经济由此成为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2021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纲要》，第五篇以“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为题，对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作出战略安排。2021年12月12日，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将“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纳入“十四五”时期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指导思想之中。
由上述梳理可见，我国数字经济之所以能健康发展，没有步入脱实向虚的歧途，关键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关系的辩证思考和科学把握。习近平提出的“一融两化”，是在顺应数字技术发展潮流、总结国内外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在应对一个个接踵而来的考验中，不懈探索数字经济发展规律而形成的重大成果，是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智慧结晶。由于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处理得当，我国数字经济在服务实体经济、重塑实体经济的同时，也迎来了自身的大发展。
三、激发数字经济活力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竞相发展，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的引领带动作用日益凸显。统计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36.2%；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38.6%；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规模超45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39.8%。数据表明，我国数字经济正处在不断攀升期，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位，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数字产业等快速发展。我国数字消费市场规模全球第一，网民规模连续13年位居世界第一，2021年6月已达10.11亿，庞大的规模奠定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彰显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
习近平始终以辩证的眼光看待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既指出“这些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较快、成就显著”，又强调“同世界数字经济大国、强国相比，我国数字经济大而不强、快而不优”。这一论述饱含着敏锐的问题意识，切中肯綮，点明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及其最集中体现。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着一些严峻的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规范的问题较为突出，不少领域存在短板和弱项；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不同行业、区域、群体间数字鸿沟依然存在，甚至有进一步扩大趋势；数据资源规模庞大，但开发利用不够，价值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层弱而应用层强、生活性服务业强而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弱的结构性失衡比较突出；数字经济治理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防范化解数字经济风险能力有待提升；等等。习近平结合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深入思考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一）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这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生命线。经过持续努力，我国科技创新水平大幅跃升，已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们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不小差距，“其中最大的差距在核心技术上”，“缺芯少魂”“卡脖子”问题严重。关键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短板和隐患。如果核心元器件掌握在别人手里，供应链的“命门”严重依赖外国，那我们的发展就如同建筑在沙滩上的城堡，经不起风吹浪打，甚至会不堪一击。什么是核心技术？“一是基础技术、通用技术。二是非对称技术、‘杀手锏’技术。三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笔谐』徊焕垂丶诵募际�，有钱也买不来关键核心技术，作为国之重器的关键核心技术必须立足自主创新、自立自强。“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苯昀矗拦任鞣焦叶晕掖蟾恪爸健薄巴压场薄岸瞎闭绞�，编织科技铁幕、加码技术封锁，想方设法打压我国科技发展。美国频频对我实施“长臂管辖”，对我科技企业和经济实体进行技术转移限制、专利许可管控等，对正常的科技人文交流设置障碍。严峻的形势表明，必须加快攻克重要领域“卡脖子”技术，多出“从0到1”的原创性成果，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科技创新是影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关键变量。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国家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是决定我国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能力。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网络信息技术成为最具魅力而又竞争性极强的战略高地，是国家比拼的志在必得之地。习近平指出：“要牵住数字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尽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一是增强关键技术创新能力。要强化数字技术基础研发，瞄准传感器、量子信息、网络通信、集成电路、关键软件、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新材料等战略性前瞻性领域，加大基础理论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力度。二是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成果转化。坚持创新引领、应用牵引，以数字技术与各领域融合应用为导向，推动行业企业、平台企业和数字技术服务企业跨界创新，加快创新技术的工程化和产业化。三是推进创新资源共建共享，支持具有自主核心技术的开源社区、开源平台、开源项目发展，促进创新模式开放化演进。
（二）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这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石。新型基础设施是以信息网络为核心基础，综合集成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面向社会生产生活的广泛需要而提供感知、传输、存储、计算、处理等数字能力的新一代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赖以支撑的重要前提条件，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全面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当前，数字技术蓬勃发展，推动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持续演进升级，并在内涵和外延上不断拓展延伸�！疤贝碜殴ひ凳贝幕∩枋�，发挥着乘数效应，而5G基站、数据中心等代表着信息时代的新型基础设施，带来的是幂数效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是对传统基建的排斥和放弃，而是运用数字技术对传统物理设施进行深度数字化改造，丰富其应用场景，全面提升其精准感知、精确分析、精细管理和精心服务能力。相较于传统基建，新基建迭代周期更短、对抗突发事件的弹性和韧性更强，更加注重由横向覆盖向纵向渗透转变、由规模增长向集约高效转变、由刚性统一向智能敏捷转变、由封闭运行向开放共享转变。因此，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某种程度上也被称为数字新基建。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是全球新型基础设施大建设大发展的关键期，是新基建和传统基建融合发展的加速期。从我国来看，数字基础设施日益融入生产生活，对政务服务、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由此引发的需求也更加强烈。必须“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全面发展。这是关乎国计民生、利当前惠长远的重大战略工程，既助力产业升级又带动创业就业，必须适度超前部署。习近平指出：“要加强战略布局”，“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要实施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优化升级工程，推进光纤网络扩容提速，推动5G商用部署和规模应用，前瞻布局第六代移动通信（6G）网络技术储备，加快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推进云网协同和算网融合发展，统筹推进算力、算法、数据、应用资源协同的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建设，加快实施“东数西算”工程�；贫旨际跤牍ひ�、交通、能源、水利、民生等深度融合、智能升级，增强支撑“智能＋”发展的行业赋能能力，稳步构建智能高效的融合基础设施。
（三）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这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途径。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是相得益彰的辩证关系，实体经济是根基，数字经济可以起到赋能、放大、催化、提质增效的作用�！凹涌焱平植祷�、产业数字化”是习近平关于发展数字经济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则。
着力推进数字产业化，培育发展新动能。形象地说，这是“鼎新”。习近平反复强调“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数字产业化的实质，就是充分发挥数据、信息、知识作为新生产要素的作用，依靠数字技术创新驱动，用数字新动能提升数字产业的质量和规模，从而为高质量发展增添强劲新引擎。在数字产业化的过程中，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围绕产业化主线深度应用，实现动能接续转换、产业效能跃升。数字产业化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运用数字生产力培育和壮大数字产业。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货币、区块链等产业发展，完善信息通信、软件服务等数字产业链，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二是强化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实施数字技术创新突破工程，加快我国数字经济优势从应用端向基础端、技术端拓展，抓紧补齐基础技术、通用技术发展短板，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竞争力。三是深化拓展数字化应用。实施数字经济新业态培育工程，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推进创新协同、产能共享、供应链互通，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电子商务、众包众创、个性定制、柔性制造等数字化新业态新模式。
着力推进产业数字化，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形象地说，这是“革故”。数字技术是重要的通用和赋能技术，蕴含着无尽的潜能，能够帮助传统产业实现跨界融合、重构组织模式、提高生产效益、拓展创新路径。产业数字化的实质，就是运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赋能传统产业以新的应用场景，从而释放新技术新应用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聚合、倍增效应。在产业数字化的过程中，传统产业围绕数字化主线深度融合，完成自身业态转型、变革提升。要深入实施“互联网+”行动，发展普惠性“上云用数赋智”，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加强面向多元化应用场景的技术融合和产品创新，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赋能。要全面深化重点产业数字化转型。习近平反复强调“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对制造业来说，要大力推进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加快推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服务等全生命周期数字化转型，“加快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对服务业来说，要着力赋能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全面加快金融、物流、零售、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提升精准服务、高效服务、智能服务能力。对农业来说，要以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物流等全产业链数字化加快乡村振兴步伐，创新发展智慧农业，推进“三农”综合信息服务，提升新农民新主体数字技能。
（四）着力培育数据要素市场
这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纵观世界文明史和科技发展史，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以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为关键生产要素，而在信息化时代诞生的数字经济则以数据资源为关键生产要素。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数据作为市场资源配置中不可替代的新型生产要素，如润滑剂般加快了经济运行速度，显著提升了劳动生产率，深刻重塑了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数据资源的高效整合、深度应用和分析处理能力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因素，谁掌握了大数据资源和技术，谁善于采好数据、管好数据、用好数据，谁就能够赢得发展先机。习近平指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将数据作为与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等并列的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202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并进行顶层设计�！笆奈濉惫婊陡僖非康鳌敖⒔∪菀厥谐」嬖颉�。2022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对“加快培育统一的技术和数据市场”等重点任务作出部署。
我国是数据要素禀赋较为丰富、数据应用需求庞大的国家，数据总量约占全球的20%。近年来，我国大数据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是仍然存在数据要素供求失配、市场分割、流动不畅、规则和标准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等问题，在数据集中和共享、创新应用领域等方面还有不少短板弱项。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促进数据共享、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协同效率、建设可信体系等方面的作用，大力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打通数据要素自由流动面临的障碍和壁垒，形成覆盖全国、统筹利用、统一接入、协同管理的数据共享大平台。大力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有序共享，建立健全数据确权、交易、安保等方面的基础性制度框架，培育规范的数据交易平台和市场主体，加快构建与高标准市场体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符合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新体系，强化高质量数据要素供给。
四、营造良好数字生态
数字经济经由现代信息网络衍生出一系列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数据驱动、软件定义、智能主导、跨界融合、赋能应用、平台支撑、产业细化、服务增值、普惠共享等特征和属性日趋明显。这些特性关联交织、相互作用，使得发展数字经济不仅仅是经济部门、市场主体的任务，也不再局限于科技部门、技术层面，而是演变成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深化数字经济治理、营造良好数字生态，是党治国理政的崭新课题，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是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
这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数字技术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带来的变革调整是前所未有的，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是前所未有的，由此决定了数字经济治理不能再简单套用、照搬照抄传统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比如，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新范式，一经诞生就迅猛发展，速度不断加快，领域不断延伸，类型越来越丰富。在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拓展消费市场、推动创业就业的同时，也出现了信息泄露、算法滥用、平台垄断、虚假宣传、强制“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乱象，暴露出发展不规范、监管体制不适应等突出问题。相关部门本着鼓励创新、趋利避害、规范发展的原则，针对不同平台业态量身定制监管方式方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创新监管理念和方式，落实和完善包容审慎监管要求，推动建立健全适应平台经济发展特点的新型监管机制�！毕敖角康鳎骸拔夜教ň梅⒄拐υ诠丶逼冢叛鄢ぴ�、兼顾当前，补齐短板、强化弱项，营造创新环境，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作为新生事物，数字经济治理的相关规章制度、配套建设远远不够，适应不了快速发展的需要。习近平指出：“要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提高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币皇羌岢址⒄购图喙懿⒅��！巴贫志媒】捣⒄�，要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币剿鹘⒂胧志梅⒄瓜嗍视Φ男卫砗图喙芑�，强化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协同监管，强化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建立完善政府、平台、企业、行业组织和社会公众多元参与、有效协同的数字经济治理新格局，形成治理合力。二是坚持系统治理。注重多措并举，充分运用政治、经济、科技、法治、行政、教育、文化等多种手段辩证施治、联合发力，决不能搞单打一、只顾一点不及其余。注重建章立制，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数字经济治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提升治理法治化水平。三是坚持创新治理方式�！耙慕岣呒喙芗际鹾褪侄危鸭喙芎椭卫砉岽┐葱�、生产、经营、投资全过程�！弊⒅赜呕喙芸蚣�，加快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创新基于新技术手段的监管模式，建立健全触发式监管机制，推动社会监督、媒体监督、公众监督和行业监管有效结合、协调贯通。
（二）提升数字化公共服务效能
这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建设，既是数字经济发展向社会领域的延伸拓展，同时又为数字经济深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建设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推动社会治理精准化、高效化、智能化发展。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增强数字政府效能，优化数字社会环境”。
加强数字政府建设。这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数字化治理水平和服务能力的重大举措。习近平强调，要“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要立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数字生活的新期待，着力打造智慧共享、和睦共治的新型数字生活，努力构建泛在可及、智慧便捷、公平普惠的数字化服务体系。要以数字化改革助力政府职能转变，统筹推进各行业各领域政务应用系统集约建设、互联互通、协同联动，发挥数字化在政府履行职能过程中的重要支撑作用，增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さ木夹院陀行裕菇ㄐ咝У恼只闹澳芰μ逑�。要推动政务信息化共建共用，持续提高“互联网+政务服务”效能，努力提升全流程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功能，加强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和公共需求精准预测，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近年来，一些地区和部门在运用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实行“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跨省通办”“不见面审批”改革，让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深得民心。
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建设数字社会，就是要提升社会服务数字化普惠水平，推动社会运行方式数字化创新，持续增强数字治理效能，促进发展成果共享。一是提供智慧便捷、普惠共享的数字化公共服务。数字化公共服务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检验数字社会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志。要聚焦民生保障重点领域，加快推动文化教育、医疗健康、体育健身等领域公共服务资源数字化供给和网络化服务，强化劳动就业、养老保险、抚幼助残、家政服务等领域供需对接，促进公共服务和数字平台深度融合，创新拓展“互联网+公共服务”模式，实现优质资源高效配置、共享复用。二是统筹推进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建设。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加强城市数据大脑建设，探索建设数字孪生城市。近年来，一些地方将数字技术应用在城市建设和治理中，积极开展“数字治城”“数字治堵”“数字治疫”等探索，成效显著。习近平指出：“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奔涌旖ㄉ柘绱遄酆闲畔⒎裉逑担贫┐宕笫菰擞�，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促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构建以城带乡、共建共享的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格局。三是构筑全民畅享的数字生活。拓展购物消费、居家生活、社交娱乐、文旅会展、交通出行等各类场景数字化应用，促进智慧社区、智能小区建设，培养全民数字消费意识和习惯，提高全社会数字素养和技能。
（三）筑牢数字安全屏障
这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和条件，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和目的。“从世界范围看，网络安全威胁和风险日益突出，并日益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防等领域传导渗透�！笔志冒踩胪绨踩⑾⑾喙兀婕肮野踩蜕缁嵛榷�，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新的综合性挑战。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提高防范化解数字安全风险能力，着力强化数字经济安全体系。
一是加强体制机制建设。“要结合我国发展需要和可能，做好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鄙钊胧凳┩绨踩�、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个人信息�；しǖ确煞ü妫擞梅ㄖ问侄挝な志冒踩�。“加快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立法步伐”，努力健全数字经济治理急需、满足人民美好数字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重点加强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实现核心技术、重要产业、关键设施、战略资源、重大科技、头部企业等安全可控�！�
二是“加快构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金融、能源、电信、交通、水利等重要行业领域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运行的神经中枢，是网络安全防护的重中之重。一旦被跨网入侵，就会导致调度失灵、金融紊乱、交通中断等问题，破坏性和杀伤力是致命的。必须着力构建一体化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加快发展网络安全产业，加强网络安全信息统筹机制、手段、平台建设，筑牢国家网络安全的坚实根基。
三是切实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要强化数字经济安全风险综合研判，防范各类风险源累积叠加、交叉传导而引发经济风险、技术风险和社会稳定问题。习近平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创造性思考。针对近年来由于认识不足、监管缺位，我国一些领域特别是互联网、平台经济等领域出现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问题，习近平指出，要“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依法查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针对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应用风险，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切实保障国家数据安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推动区块链安全有序发展”。针对科技伦理问题，习近平指出：“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必须遵守的价值准则，要坚持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的原则，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治理体制机制，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和保障机制�！闭攵允只鸵荡吹挠跋�，习近平提出要构建“增长友好型、就业友好型数字经济”。针对近年来数字经济所催生的以劳动关系灵活化、工作内容多样化、工作方式弹性化、工作安排去组织化、创业机会网络化为典型特征的新就业形态，习近平极为关心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就业人员等人群因没有纳入社会保障而出现“漏�！薄巴驯！薄岸媳！钡那榭觯魅诽岢觯骸耙∪┟窆�、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
（四）深度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
这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外部环境�？故志霉屎献�，是坚持对外开放国策的必然要求，是促进高水平开放的重要路径，是顺应经济全球化、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举措。数字经济是习近平近年来在一系列外事活动、国际会议和重要场合中经常讲到的高频词之一。他以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和使命担当，阐述了中国关于携手各国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张。他强调，要“深度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让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动力，开创数字经济合作新局面”。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ぶ饕逄�，全球开放指数不断下滑，全球开放共识弱化，“这值得高度关注”。习近平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指出：“要密切观察、主动作为，主动参与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开展双多边数字治理合作，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及时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
一是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动制定完善数字和网络空间国际规则。依托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加强国家间数字经济战略对接、数字治理对话，积极参与数据安全、数字货币、数字税等国际规则和数字技术标准制定。
二是打造提升数字经济合作平台。加强统筹谋划，拓展数字经济前沿合作领域，“构建数字合作格局”。用好世界互联网大会等主场平台，积极搭建双边、区域和国际合作平台，建立多边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加快贸易数字化发展，以数字化驱动贸易主体转型和贸易方式变革。加大金融、物流等领域的合作模式创新，加快我国数字经济企业“走出去”步伐。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数字互联互通，推动“数字丝绸之路”走深走实，扩大“丝路电商”覆盖面和影响力。
三是推动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着力提升数字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有效性、包容性，创造数字经济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的良好局面。积极营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数字鸿沟。尊重文明多样性，致力推进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网络文化交流互鉴。习近平强调：“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新实践，科学回答了如何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指引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关于发展我国数字经济的战略思考，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科学指南。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牢牢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着力增强发展数字经济本领，奋力开拓数字经济发展新局面，为构建数字中国提供有力支撑，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夯实根基。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