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邓小平与请示报告制度的确立与落实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前后是请示报告工作走向制度化的重要历史阶段。在此期间，邓小平对请示报告制度的确立和落实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就重大事项与中共中央频繁沟通、互动，在战争环境下坚持请示报告工作，对推动请示报告制度的确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制度确立后，邓小平作为地方一级领导人，定期向中央综合汇报西南局工作，及时提交专题报告，特别是做好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作，内容系统全面，重点突出，注重时效，文风务实，成为党内践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典范。进入中央工作后，邓小平在新的领导岗位上严格按照中央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新要求，督促下级与中央保持密切联系，做好请示报告的传递工作，重视请示报告的写作质量，推动请示报告制度取得实效。
[关键词]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纪律建设
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是一项重要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要求党的下级组织、党员、领导干部按照有关规定，定期或不定期向上级党组织或中央进行请示和报告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后，是请示报告制度生成、落实和完善的重要历史时期。从1946年起担任中原局书记、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1949年12月率部进驻重庆担任西南局书记，到1952年7月进入中央人民政府工作，这是邓小平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关键时期，也是展现其卓越领导能力的重要历史阶段。在此期间，邓小平对请示报告制度的确立和落实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拟梳理和归纳新中国成立前后邓小平参与请示报告制度的确立和执行的过程，力求展现邓小平践行请示报告制度的整体情况和经验方法，对党员干部提高政治意识和领导能力、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制度确立：战争环境下坚持请示报告工作
请示报告工作自党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党的发展壮大不断走向制度化。1948年“九月会议”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标志着请示报告制度的确立。此时，正值解放战争从战略反攻走向战略总攻，党领导下的军事、政治、土地改革、财经等各方面工作从分散走向集中、取得全国胜利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邓小平曾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中原局、华东局第一书记。作为地方一级党组织负责同志，邓小平一方面承担着落实党的政策和策略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实际参与着重大事项决策与政策调试的过程。其中，邓小平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向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对于全面纠“左”起到了重要作用，充分展现出请示报告工作的重要意义。请示报告制度确立后，邓小平还领导中原局系统反思问题，自上而下地推动请示报告制度的向下延伸。
（一）针对重大政策问题与中央频繁互动。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关键任务，这一工作经历了初步推进、土改复查、“左”倾错误的萌芽和发展、纠正 “左”倾错误等多个阶段。在此期间，地方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深刻影响了土地改革政策的走向。在1948年后的纠“左”阶段，邓小平的请示报告对中央调整决策具有重要作用。
从1946 年“五四指示”的发布到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 一些老解放区在划分阶级标准尚不清晰的前提下，在平分土地和开展“三查”“三整”运动的过程中出现了“左”的倾向。1947年“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任弼时等党的领导人意识到地方的“左”倾错误的严重性，着手推进纠“左”工作。同时，在1948年初，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书记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以便中央及时了解各地在开展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各项活动的动态、产生问题和倾向。[1]此后，邓小平多次主动向中央汇报对土地改革政策的思考，或是回复中央对土地改革政策的询问，极大地推动了中央对划分阶级认识的深化和政策的完善。
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就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问题致电邓小平，征询邓小平的意见。电报中毛泽东一共提出了关于新区不同区域划分、土地改革工作中对待弱小地主、中富农的策略、对待开明绅士的态度等六个问题。[2]邓小平在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于1月15日[3]和22日[4]两次回电，汇报了大别山根据地的特点和大别山地区的土地改革情况，认为新解放区土改中的“分浮财”等措施实质上并不能让贫雇农受益，最终只会导致革命果实落到流氓、地痞、地主狗腿子手里。[5]针对大别山地区的特点和土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土地改革政策应该适应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因地制宜的策略。在巩固区可以进行土地改革，采取满足贫农要求的政策，同时适当满足弱小地主的基本生活需要，纠正侵犯中农的事实。在新区建议采取中农不动的政策，在随后的复查过程中渐次解决土地分配问题。在游击区，邓小平建议可以不急于平分土地，而是先在人民群众中深入宣传土地法大纲，在游击战争中坚决执行打土豪、分浮财的政策，耐心团结动员群众。[6]邓小平所提交的报告不仅对毛泽东针对土地改革政策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答复，而且根据实际情况和具体特点，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对中央了解地方实际情况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邓小平等地方主要领导人向中共中央汇报关于土地改革政策意见的影响下，1948年1月 24日，毛泽东决定推迟发布“一月决定”[7]，并在《对中央一月决定的补充意见》中提出拟将关于土地改革中对待中农、商人等政策以及对新区土改工作阶段的划分加入其中，并请刘少奇考虑上述内容。[8]同时，在综合此前邓小平等地方主要领导人报告的基础上，2月3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封电报中，概括地提出了分三类地区实行土地改革的基本原则。随后毛泽东又向地方征询关于分三类地区实现土地改革的意见。[9]2月6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并刘邓野战军后方指挥所等主要领导人，征询他们对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斗争策略和组织形式的意见。[10]2月8日，邓小平复电毛泽东，报告对新区土改政策的看法，认为需要认识到新区土改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斗争策略上应避免急性病和策略上的错误，分阶段、分地区逐步推进土地改革工作。[11]毛泽东收到邓小平的复电后，认为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将电报转发各地参考应用。[12]在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2月15日毛泽东下发题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的党内指示，成为新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工作的政策参照。
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有关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指示方针，邓小平领导中原局对前一阶段土地改革工作中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并将纠正错误的办法和措施向中央报告。1948年3月8日，邓小平代表中原局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关于进入大别山后的几个策略问题》的报告，检查了大别山地区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认为不分阶段不分地区对大、中、小地主及富农一齐动手，致树敌太多，增加了许多障碍，反于人民不利，应当区别巩固区、游击区进而有重点地分布力量，规定不同的策略步骤。[13]3月14日，毛泽东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同志，肯定了邓小平在报告中进行的自我检讨，并要求各地也认真学习党的政策和策略，向中央做好综合报告。[14]
随后，1948年5月初，邓小平对中原各解放区特别是豫皖苏和豫陕鄂两大区的土地改革情况进行了实地的调查研究。以此为基础，邓小平分析了新解放区适应的土地改革政策并给毛泽东撰写了报告。邓小平认为，在新解放区立即进行分浮财、分土地的土地改革政策是不适宜的，主要精力应放在发展农业生产和财经工作上，力求稳定社会秩序、动员群众支持战争。5月24日，毛泽东就新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致电邓小平，同意他对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看法，认为新解放区应该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15]这期间，毛泽东通过与各解放区负责人多次沟通，对新区土地改革工作的思考也逐渐成熟。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对进行土地改革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进行了详细规定，这是中央推进土地改革集中纠“左”取得的重要成果。同时，该指示还专门指出了在土地改革中存在的不请示不报告的严重问题，要求各级党委加强联系，从中央到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直至各县委、区委和基层党支部，必须充分利用无线电、有线电、电话、邮递、专人送信等通信方法密切联系起来，上级需要及时掌握下级的工作动态，随时互通情报，交流经验，及时纠正错误或发扬成绩，保证土地改革工作在正确的路线推进。[16]
总的来看，土地改革工作的纠“左”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转变。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向中央的报告有力推动了党中央对阶级划分认识的深化。同时，这一过程使中央充分认识到请示报告工作对党的政策与策略的重要性，确立请示报告制度也逐步进入中央的决策视野。
（二）推动请示报告制度的确立及向下延伸。自1948年初起，中共中央针对各项重要工作中出现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频繁发布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各项指示，把纪律建设提高到极为重要的位置。1948年“九月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对请示报告的主体、内容、形式方面都做出了具体要求。[17]此后，中共中央多次指示各地检讨请示报告工作执行情况，反思不请示不报告的工作作风，进一步落实请示报告工作。[18]在此背景下，邓小平领导中原局及各级党委，自上而下逐步确立请示报告制度，为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明确请示报告的主体、写作方式、内容和频次。1948年9月6日，邓小平领导中原局发布《中原局关于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并建立请示与报告制度的决定》，提出了建立并落实请示报告制度的各项分工。[19]其一，明确请示报告的主体。要求由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向毛主席作综合性报告；刘伯承、陈毅等向军委作野战军报告和军区报告；邓子恢、李雪峰等向中央作地方群众财政报告。此外，各分局书记、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各行政公署主任、民众团体党组负责同志，均应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工作。其二，规范请示报告的写作过程。要求带有综合性的报告，均应由负责人收集材料，自己作出分析结论，先在中原局会上作简略报告后才着笔，并共同核发。其三，规范请示报告的频率和内容。要求分局书记，区党委书记、纵委书记应于双月向中原局作综合性的政策报告。[20]
第二，反思并克服请示报告工作执行不力背后隐含的认识问题。1948年9月6日，邓小平领导中原局发布《中原局关于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并建立请示与报告制度的决定》，认为过去对请示报告工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没有把它看成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相反的采取自由主义的容忍态度，这是极其错误的”[21]。针对认识不到位的问题，邓小平要求下级建立学习制度，深化对党的政策和策略的认识，加强落实请示报告工作的意识。1948年9月13日至10月25日，邓小平在豫西区党委的整党会议上传达了“九月会议”精神，要求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克服不请示不报告的工作作风。会后，豫西区六地委在《今冬明春三个月工作计划》中提出，农民干部要加强文化学习，及时总结工作，坚决执行地委规定的请示报告制度的决定，建立各种工作制度，克服游击习气。[22]1949年1月20日，西峡县委按照六地委规定的内容和要求，向六地委提交了《西峡县委关于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检查和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报告》，检讨了西峡县委建立以来在工作研究、力量组织和集体领导上的无政府无纪律的现象并提出了整改措施。[23]可见，邓小平领导中原局及各级党委反思执行请示报告工作中认识不到位的问题，改进无组织无纪律的工作作风，推动了请示报告制度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前夕，请示报告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保障革命胜利的重要纪律要求和政治规矩。在此期间，邓小平即便身处战争环境，也能坚持请示报告工作。毛泽东在批评东北局不请示不报告现象时曾提到，“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作了综合性报告”[24]�？梢运�，邓小平在这一时期与中央关于重大政策问题的频繁互动和推动制度确立的过程体现出极强的政治意识和卓越的领导水平。
二、制度执行：主政西南时期全面落实请示报告工作
毛泽东曾说，看邓小平的报告，好像吃冰糖葫芦。[25]从1949年12月率部进驻重庆担任西南局书记，到1952年7月进入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是邓小平在较为稳定的形势下开展工作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邓小平严格按照中央要求落实请示报告工作，并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是落实请示报告工作的典范。
（一）报什么：内容全面，突出重点。主政西南时期，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并以此身份开始向中央进行请示报告工作。总览邓小平请示报告的若干事项，可以归纳出以下特点。
第一，高质量做好综合报告，及时汇报西南局工作情况。1950年1月至1952年8月，邓小平以西南局第一书记的身份，平均每一至两个月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西南局的工作情况，特别是历次西南局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后，将会议情况请示报告中央。定期、按时提交综合报告，体现出请示报告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工作。邓小平不仅能够较为规律地提交综合报告，而且报告质量较高。有据可查的邓小平的综合报告共有26次，可见节选或全篇的综合报告有20篇，其中有10篇得到了中央的批转，供各中央局参考借鉴。[26]这说明，邓小平的请示报告十分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效应。
第二，关于重点工作多次提交专题报告。在综合报告之外，邓小平还注重及时提交有关重点工作的请示报告，及时与中央沟通政策建议。例如，针对“三反”“五反”工作，除在综合报告中有所提及外，邓小平还向中央提交了6份专题报告，汇报西南局开展“三反”“五反”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其中4份得到了中央的批转。[27]邓小平对“三反”“五反”等重点工作的请示报告不仅能够帮助中央及时了解地方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和政策落实过程中遇到的复杂情况，其中提出的问题和总结的经验也直接影响了中央的决策过程，是中央与地方有效互动的生动体现。
第三，做好重大事项的请示报告工作。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民族问题和解放西藏一直是西南局面临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自1952年4月起，邓小平先后多次就西藏发生的滋事寻衅等问题以及处置的政策和策略问题，向中央请示报告。[28]邓小平在处理重大事项，特别是关系到少数民族和外交问题时，十分重视在事前向中央请示，事后向中央报告，谨慎行动，保证了在重大事项中向中央看齐，保障了社会局势的稳定。
纵观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所提交的综合报告、专题报告和重大事项的请示报告，其请示报告的事项分为以下几类：第一，明文规定的具体事项，即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明确规定须请示报告的事项。第二，职权之内的重大事项，即邓小平及其领导的西南局依据职能职责开展工作过程中关乎全局、影响广泛的重要事情和重要情况。邓小平的任职身份决定了其请示报告内容需要涵盖政治、军事、经济、统战工作等各个方面。第三，职权之外的有关事项，即权属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事项。少数民族问题是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面临的职权之外、涉及政权稳定和社会安定的重要问题，需要及时向中央做请示报告，在政治上、政策上和中央保持一致。
总的来看，主政西南时期邓小平对请示报告制度的贯彻落实不仅能够帮助中央及时了解地方工作，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而且具有可参考性和借鉴意义，对决策过程和政策的贯彻执行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怎么报：程序规范，注重实效。邓小平不仅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各类事项的请示报告工作，而且注重请示报告的时效性，程序规范，集思广益，体现出工作的主动性和高超的能力水平。
第一，注重时效，接到中央最新指示后，第一时间给中央做请示报告。以整风工作为例，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后，邓小平于5月11日即起草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汇报西南区计划开展整风的指导原则、工作方法、对象和步骤等各项工作。[29]5月12日，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转各中央局、华南分局及上海市委参考。[30]从中央发布指示文件，到邓小平请示报告工作计划，只相距10天，这是邓小平收到中央指示后立即组织领导西南局研究中央政策精神，向中央请示报告工作计划的体现。5月12日当天，邓小平又立即起草西南局、西南军区党委《关于干部整风的指示》及报中共中央的电报，布置下一阶段的整风工作。[31]这是邓小平接到中央的政策文件要求，经过请示报告工作计划，得到中央肯定后进一步推动政策贯彻落实的具体步骤，具有极高的时效性。5月27日，中共中央转发西南局关于干部整风的指示。[32]从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到报告工作计划、收到批复、下达指示和落实政策，邓小平在接到指示的第一时间向中央请示报告工作，及时推动中央指示精神的落实，保证了地方工作的正确方向。
第二，请示报告的内容经过充分构思和酝酿，建立在集思广益、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具有科学性。例如，1950年1月23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报告进军西南以来部队执行政治纪律及政策的情况。邓小平提到，对于违反纪律的现象和较严重的事件，已经组织了专门调查，并亲自督促检查，均收到较好的效果。[33]再如，1950年10月23日至30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讨论土改、少数民族工作等问题。11月7日，邓小平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了此次会议的情况，综合会议讨论的意见，对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减租退押和土改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汇报，提出了初步的工作方案。[34]可见，经过会议讨论、集思广益和充分酝酿，邓小平向中央报告的内容更加系统、充分。11月15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了该报告并将其转发给其他中央局参考。[35]邓小平的请示报告工作建立在充分酝酿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中央进行决策和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
第三，督促下级做好请示报告工作。并对下级请示报告内容认真批阅回复，同时报送中央，便于中央及时了解地方工作情况。1950年12月12日，邓小平代表西南局转发中共川西区委《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工作报告》致西南各地，要求“各地也作一个这样的报告，而后即应遵照中央规定每月作一次关于减租退押斗争的简报”[36]，保证减租退押过程中政策的贯彻落实。在收阅下级报告的基础上，邓小平会对下级的请示报告进行认真批阅回复，并同时报告中央。1951年4月26日，邓小平批阅胡耀邦《关于镇压反革命及惩治不法地主两个问题请示报告》，起草西南局复胡耀邦并告川北区委的电报，既对川北区的实际工作提供了具体指导，也便于中央及时了解各级工作的实际情况。[37]4月30日，毛泽东将西南局复胡耀邦的电报及胡耀邦的《报告》批转各地[38]，展现了下级向上级逐级请示报告，上级对下级工作展开有效指导的互动过程。
总的来看，邓小平落实请示报告工作注重时效性，保证请示报告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推动了上下级间良好互动关系的形成。
（三）如何写：文风务实，实事求是。请示报告是党内不同层级组织间信息传递的重要渠道。在节奏紧凑、纷繁复杂的实际工作中，地方一级党组织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往往是以书面的形式提交的。邓小平所撰写的综合报告和专题报告集中体现了其文书写作的鲜明特点和丰富经验。
第一，报告结构紧凑，文风简明、客观务实。纵观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提交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字数多在2000—3000字之间，他十分注重控制行文的篇幅，杜绝长篇累牍，力求客观务实，简洁明了。特别是邓小平向中央提交的综合报告，更是体现出结构紧凑、条理清晰的特点。每一份报告的结构主要由上一阶段工作进展、当前面临的问题、下一阶段的解决措施和需要向中央请示报告的重大事项这几部分构成。例如，在邓小平撰写的《关于西南情况和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中，综合汇报了 1949年12月和1950年1月的工作。其中，开门见山地总结了过去两个月的工作，接着简明扼要地提出了现阶段面临的城市管理、农村的工作和剿匪等若干问题。[39]针对问题，邓小平组织召开了西南局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下一阶段斗争方针并请示报告中央。[40]整篇报告语言精炼，涵盖了会议议程、讨论内容、会议结果等多方面的内容，利于中央全面且系统地掌握地方工作情况。
第二，报告内容丰富，重点突出，详略得当。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报告内容涉及多个工作领域是邓小平请示报告工作的鲜明特点。例如，1950年7月22日，邓小平向中央提交报告《半年来的工作成绩使我们开始摆脱被动状态》，其中的内容涉及剿匪、整编军队、财政工作、调整工商业工作、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救济、少数民族工作和减租、反霸工作各个方面。[41]当涉及工作领域较多时，更需要兼顾语言的精炼和内容的充实。邓小平对每一方面内容的报告篇幅都控制在400字左右，以一句话总结工作进展，紧接着介绍目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问题提出应对措施和下一阶段工作计划。因此，在邓小平的报告中，丰富的内容和合理的布局相得益彰，使得每一份报告篇幅适当，便于中央审阅批示。
第三，报告具有系统性，既阐述存在的具体问题与形势变化，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也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经验方法，利于中央对地方工作予以更加深入的指导。例如，1951年5月9日，邓小平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综合汇报了西南局三至四月的工作情况，着重报告西南地区的土改情况和经验。5月16日，毛泽东向全国各地批转这个报告，供各地参考。[42]这份报告是分析问题、提出建议和经验的典范。其一，在谈到土改工作时，阐述下一阶段的工作安排。[43]毛泽东在此处批注：“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各地都应这样做”[44]。其二，在谈到镇反和土改后期有些地方发生了控制不严的问题时，分析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邓小平指出了地方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的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不按章程办事的无政府无纪律的风气。此处毛泽东批注，要求中南华东各省坚决执行请示报告制度。[45]其三，邓小平总结了将春耕与抗美援朝工作相结合的经验方法。此处毛泽东批注对邓小平的报告进行补充，提出了对党外广大人士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的情况。[46]这份报告内容丰富又具有系统性，毛泽东的逐条批注是报告为中央领导人进行决策与思考提供依据的生动体现。
第四，报告具有纪律性，针对重大事项和超过权责范围外事项的请示报告，既严格遵循组织纪律和制度要求，又实事求是提出建议和想法，供中央决策参考。例如，1952年2月22日，邓小平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反映并请示如何处理“三反”“五反”中出现的新问题。这份请示报告首先概括总结了“三反”“五反”运动开展后内部和外部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在此基础上，条分缕析地提出了五条应对措施，同时，也指出了西南局所面临的干部任用、私人工商业接管等较难解决的问题所产生实际需要和应对办法，请中央考虑加以批准。[47]3月7日，中共中央完全同意请示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和办法，同时针对西南局关于机构与干部问题的需要，提出了相应意见，要求其他中央局参考借鉴。[48]邓小平的请示报告并不止于提出问题和需要，而是在对现存问题已有思考的基础上提出解决办法，促进问题有效解决的同时，也为中央了解情况、进行决策提供了参考。
总的来看，主政西南时期，邓小平撰写的请示报告注重实效，在内容思想等内在构成上体现出系统性、纪律性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文字形式等外在要素上体现出内容充实、结构紧凑、文风客观务实的鲜明特点，展现出其务实的工作作风和过硬的工作能力。
三、制度完善：任职中央，深度参与请示报告的流转过程
1952年7月，邓小平进入中央工作，落实请示报告工作的情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一方面，邓小平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需要批阅大量的下级党委和政府提交的请示报告，成为请示报告的批阅和接收者；另一方面，针对地方提交的请示报告，在下达指示和进行批转前，需要向毛泽东及相关党和国家领导人请示报告。在这种身份的变与不变中，邓小平的请示报告工作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督促下级严格执行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新要求。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的领导人，了解地方工作的实际情况是指导工作、进行决策和发布指示的前提和必要环节。新中国成立后，请示报告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在此过程中，邓小平高度重视督促下级按照中央要求，落实请示报告制度。
第一，及时落实中央对请示报告的新要求。1953年，针对改行新税制过程中出现的地方不请示不报告擅自行动的问题，中共中央于3月10日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要求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并对中央政府各领导成员进行了分工，除国家计划工作、政法工作、财经工作、文教工作、外交工作之外的其他工作由邓小平负责。[49]4月28日，中共中央又任命邓小平领导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的工作。[50]在此背景下，邓小平迅速落实中央对加强请示报告工作的要求。5月5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等领导人，提出“铁道部及邮电部党组要求每两个月向中央作一次综合报告，交通部党组要求每一个月向中央作一次综合报告”[51]，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批示同意。8月27日，邓小平在政务院会议上再次强调政府部门要及时向党政机关请示报告，克服过去不向地方党政机关请示，不与地方党政机关联系的问题。[52]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要领导，邓小平既要负责若干政府部门的具体工作，相应地也要对中央负责相关领域的工作。因此，邓小平对政府机关请示报告工作的严格要求，对于加强党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大区制撤销后，要求地方积极与中央沟通，及时汇报工作情况。1954年4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和增设一些中央工作机构，同日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任中组部部长。[53]1955年4月，为了适应大区制撤销后党中央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需要，邓小平主持各省市负责人座谈会，要求各地应经常与中央书记处各办公室联系，以求能较迅速地解决问题。[54]作为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发挥着沟通中央与地方的重要作用，是请示报告传递的枢纽。因此，做好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对有效落实请示报告制度至关重要。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协助中央主席、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10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范围和分工问题，要求中央书记处必须尽可能做到使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各同志，能够及时了解各方面的工作情况，同时应该同国家机关各党组和军委取得经常联系。[55]大区制撤销后，进一步加强中央与省级及以下的党政机关的沟通、互动成为迫切需要。邓小平作为党中央秘书长，后又担任中央书记处的主要负责人，为请示报告的传递提供了重要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请示报告制度既以解放战争时期出台的各类文件为基础，进入全面落实阶段，也在各项事业的恢复、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探索时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因此，伴随着各项事业的推进和党和国家组织领导机制的健全，请示报告制度也在走向完善。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为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新要求做出了表率。
（二）做好地方与中央之间请示报告的传递工作。进入中央工作前，邓小平曾经担任过较长时间地方一级主要领导职务，深知地方向中央请示报告的重要性，并通晓提交请示报告的程序和方法。进入中央工作后，邓小平
作为请示报告传递的中枢，既注重程序，保证地方的报告得到中央的充分讨论和批复；也在地方提交的请示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初步的批复意见，供中央审阅参考。
第一，灵活处理下级提交的请示报告，提高政务效率。邓小平作为党中央和中央政府领导人，会接收到其所分管的下级机关提交的各类请示报告。在此基础上，对请示报告进行再传递的过程，体现了邓小平处理问题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例如，1953年11月8日，邓小平收到将铁道部报送中共中央和中财委的《关于大连铁路医院对地方诊疗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并将其批转习仲勋、李琦，认为这类文件宜由总理办公室处理，报告中涉及到的问题可交由卫生部与铁道部商办。[56]该份报告实际上并没有继续向上级乃至中央传递。次日，邓小平收到铁道部《关于从速修通宝成线研究结果的报告》后批示杨尚昆，要求将此份报告递交给中央同志，并列入中央会议议程。[57]由此可见，何事可交其他主管部门处理、相关部门商办，何事需要继续向上级报告、提交中央领导人商议讨论，体现出邓小平对请示报告的灵活处理，反映出邓小平对信息传递的细微把握和对相关政务处理方式的了熟于心，也在客观上提高了文件传递和政策施行效率。
第二，在审阅批转地方向中央请示报告时，注重程序，保证地方请示报告得到充分讨论。1953年8月7日，邓小平审阅山东提交的《关于山东盐业生产情况向中央的报告》，反映盐的收购价与市场销售价过于悬殊，盐民无盐吃、盐业生产歉收、盐民严重亏损等问题。邓小平将该报告批转陈云，请财政部会同商业部向中共中央及中财委对此问题提出专题报告和解决方案。9月4日，邓小平收阅了陈云批送的中财委《关于山东盐业生产存在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报告》、轻工业部党组《关于东北、长芦、山东、淮北、两广五个地区一九五三年收购盐价的临时补贴办法》、中共中央《对中财委关于山东盐业生产中存在问题的解决办法和轻工业部党组关于东北、长芦、山东、淮北、两广五地区一九五三年收购盐价临时补贴办法的批示》，并将三份文件送周恩来审阅。10月 15日，邓小平又将中共中央对三份文件的批示批送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李富春、习仲勋阅发，并注明：“此件山东在催询，故须早发”[58]。邓小平将山东的报告批转给财政部、商业部、中财委审阅，并得到了中财委、轻工业部和中共中央的多方批示，不仅帮助涉及有关事项的中央党政领导机构知悉地方情况，而且对山东的实际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对地方的请示报告进行深入思考，提出建议和意见后上报中央。1955年9月13日，邓小平收阅杜润生《关于老中农中的中中农该划到下中农或上中农的请示报告》。在批报毛泽东之前，邓小平针对这一问题形成了一些具体意见，提出取消中中农的概念和划分下中农的标准，认为“从对于愿否加入合作社的态度，就可以大体判明他是属于哪一类的”[59]。他将自己的建议和杜润生的报告送毛泽东审阅，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杉诵∑阶魑醒胧榧谴Φ母涸鹑�，并非只是地方提交的请示报告文书的传递者，同样参与着对地方工作的指导。在批转地方请示报告呈中央审阅前，邓小平会针对具体内容先形成一定的指导建议，供中央决策参考，从而提高了中央批复地方请示报告的效率。
请示报告制度是党领导国家治理的一项重要的信息传递机制。邓小平作为党中央秘书长和书记处负责人，为信息在各组织层级间的有效传递提供了保障，使得地方的请示报告能够得到充分讨论和及时指示，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三）重视提高请示报告工作的质量和实效。进入中央工作后，邓小平收阅、批复大量地方提交的请示报告。在此过程中，邓小平会对高质量的请示报告做出肯定，并针对不甚清晰的报告要求地方讨论商议后再做请示报告，推动请示报告工作取得实效。
第一，对具有系统性、对工作做出全面安排的请示报告进行肯定。1954年12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商业部《关于目前牛羊市场和毛猪生产问题通报》的批语。12月27日，中共河南省委根据该份批语向中央作出了《中共河南省委讨论中央十二月三日指示的报告》。同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在《关于目前活跃农村经济生活的紧急方案》中提出了关于活跃经济生活的实施方案。此前，在12月24日，中共河南省委在《关于缓和目前农村紧张情况，稳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紧急指示》中还提出了关于缓和农村紧张情况的主要措施。1955年1月8日，邓小平对以上三份报告进行了批复，认为河南省委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之所以对河南省委、省政府的报告予以肯定，是因为全国各地农村经济生活的紧张情况，是多方面的，如果不做系统的研究和统一的安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河南省委就是这样做了全面的安排，其经验值得各地效法”[60]。这说明，邓小平在收阅地方请示报告时，不是孤立地看待地方向中央提交的请示报告，而是将其放置于地方工作的实际情形中，关注地方工作的连贯性和系统性、全面性。
第二，对尚不成熟的请示报告不予批转，要求地方继续讨论商议。1953年3月25日，邓小平对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交通部两党组联合提交的有关将搬运工人全部包下来并实行固定工资制的请示报告予以驳回，认为该份报告没有形成统一方针，不适宜进行批复和批转。同时要求由交通部及全国总工会两党组在进一步讨论商议后向中央作一专门报告，提出统一的方针。4月24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交通部两党组联合向毛泽东并中央提交全国搬运业的情况及今后组织领导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关于加强国营运输工具的经营管理与对私有运输工具的组织领导、提高运输效率、降低运输成本等统一方针。在形成统一方针的前提下，邓小平于5月12日批转了这个报告。[61]对尚不成熟的报告不予批转，体现了邓小平明确的工作原则和对请示报告的高标准要求。
总的来看，进入中央工作后，邓小平一方面继承了主政地方时期积累的丰富经验，对请示报告的写作、批复和处理工作更加驾轻就熟；另一方面在新的领导岗位上，严格落实中央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新指示、新要求，在程序上、组织上做好请示报告有效传递的保障，推动这项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健全。
四、结语
请示报告既是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的刚性规定，也是下级机关向上级机关请示工作、汇报情况的重要载体。新中国成立前，请示报告制度的确立就与建立新政权的探索密切相关。从制度上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中，实际上已经初步确立了在各项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的历史时刻，请示报告制度保障了战略、决策和策略能够在正确的轨道上有序、有效地推进和落实，党的政治建设和制度建设更是对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走向长期执政产生了深远影响。邓小平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请示报告工作，对于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障土地改革等重要政策和策略的落实，最终取得革命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建立初期，是党在全国执政的背景下常态化地践行组织制度的重要阶段，也是各项政策全面铺开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第一书记，认真践行请示报告制度，在严格遵循党的制度规范的同时，力求文风简明质朴、客观务实，杜绝长篇累牍，真正做到了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成为用好制度、用活制度的典范。进入中央工作后，邓小平进一步落实请示报告工作，同时也适应了党中央在财经、整党各项工作中进一步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需要，推动了请示报告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这么大的党、这么多党组织和党员，如果都各行其是、自作主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那是要散掉的”[62]。请示报告制度，以其 “穿针引线”“连贯纵横”的独特作用，不仅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提升其执政能力、保证全党在组织上思想上团结统一的有力抓手，更是发挥党的领导制度优势，确保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制度安排。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等，对加强请示报告工作作出新规定、提出新要求，进一步完善了请示报告制度，为不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了更加科学严密的制度保证。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页。
[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第267页。
[3]《邓小平年谱》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62页。
[4]同上，第63—65页。 [5]任涛：《邓小平在中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 161页。
[6] 《邓小平年谱》第二卷，第64页。
[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67— 1274页。
[8]《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页。
[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77—1279页。
[1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277页。
[11]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 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231页。
[1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282页。
[13]《邓小平年谱》第二卷，第74—75页。
[1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295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26页。
[16]同上，第1332—1333页。
[1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五册，第520页。
[18]1948年11月13日，中央要求在五个月内，一切区党委地委、纵委、旅委、军区、军分区，中原局、区党委、地委三级政府党组，三级党报委员会，五万人以上的城市市委市政府及市军事机关党组，都应开会检讨请示报告制度建立的情况。参见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红色西柏坡》，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19页。
[19]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原解放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5页。
[20]同上，第120页。
[21]同上。
[22]中共西峡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西峡县历史资料长编（1927—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第187页。
[23]同上，第187页。
[24]《毛泽东传》（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 867页。
[25]余世诚：《邓小平与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第135页。
[26]得到批转的10篇综合报告的时间分别为：1950年1月2日、 1950年5月11日、1950年7月15日、1950年11月7日、1951年1月8日、1951年3月13日、1951年5月9日、1951年11月25日、1952年 3月15日、1952年6月12日。
[27]得到批转的4篇“三反”“五反”的专题报告的时间分别为：1951年12月13日、1952年1月19日、1952年2月14日、1952年2月22日。
[28]《邓小平年谱》第二卷，第398、399、400页。
[29]《邓小平年谱》第二卷，第263—264页。
[30]同上，第264页。
[31]同上，第264—265页。
[3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257—258页。
[33] 《邓小平年谱》第二卷，第244页。
[34] 同上，第301—303页。
[3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319—320页。
[36]《邓小平年谱》第二卷，第307—308页。
[37]同上，第333页。
[38]同上
[39]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006年，第99—102页。
[40] 同上，第99页。
[41]同上，第206—211页
[4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386—388页。
[43]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371页。
[4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387页。
[45]同上。
[46] 同上，第388页。
[47]《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490—492页。
[48]《邓小平年谱》第二卷，第392页。
[4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89页。
[5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64页。
[51]《邓小平年谱》第二卷，第467页。
[52]《邓小平文集》中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8—119页。
[53]《邓小平年谱》第二卷，第519页。
[54]同上，第576页。
[55]同上，第669页。
[56]同上，第494页。
[57]同上。
[58]《邓小平年谱》第二卷，第477—478页。
[59]同上，第605—606页。
[60]《邓小平文集》中卷，第213—214页。
[61] 《邓小平文集》中卷，第98页。
[6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年，第767页。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