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化自然到生态限度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哲学史上实现了双重超越,既摆脱了旧唯物主义对自然的机械直观,也批判了唯心主义将自然视为精神外化的谬误。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这种以实践为中介的辩证自然观,将自然纳入人类社会的历史性建构过程,揭示了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的辩证运动规律。而当人类实践突破自然系统的再生限度时,生态限度作为客观必然对主体实践的反向规制,则构成了自然观辩证逻辑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将自然界定为“优先存在的客观实在”与“人类实践的历史产物”的统一体。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弊匀患缺3肿哦懒⒂谌死嘁馐兜目凸畚镏市?,又在具体历史阶段通过劳动被纳入人类生存发展的对象性关系。这种本体论的双重性决定了任何对自然的认识都必须置于主客体辩证关系的框架之中。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劳动作为“中介、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构成了主体与客体辩证运动的现实载体。人类使用工具进行劳动,使自然从“纯粹的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的存在”;同时,自然规律通过劳动内化为人类认知结构,形成“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双向运动。这一过程既确保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也划定了主体能动性的客观边界。马克思认为,人类通过劳动将自身从自然界的直接依附中解放出来。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闭庵侄韵笮曰疃唤龈脑熳匀晃锏拇嬖谛问?,更重要的是在自然物质中铭刻人类的目的性,使自然界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
近代工业化大生产将自然纳入价值增殖体系,导致“自然的社会化”与“社会的自然化”双重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鄙缁峁叵低ü橹绞街厮茏匀幌低车脑诵新呒?,使河流、森林、矿藏等自然要素成为资本循环的特定环节??蒲Ъ际踝魑耙槐敬蚩说墓赜谌说谋局柿α康氖椤保仁峭黄谱匀幌拗频闹匾侄?,也是异化自然的潜在威胁。当技术发展服务于资本增殖而非人的全面发展时,便会出现“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这种异化趋势暴露出人化自然过程中的价值悖论。
生态?;仁谷死嘀匦律笫邮导疃暮侠硇猿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态系统具有自我修复能力,但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一旦超过生态限度,“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这种“报复”并非神秘力量的惩罚,而是物质能量守恒定律、生态承载力规律等客观必然性的现实显现。当人类活动突破生态系统的弹性限度时,自然规律将以气候异常、资源枯竭等危机形式强制恢复系统平衡。这种客体对主体的反向规制,推动人类从征服自然转向遵循自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预见:“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最终指向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这种和解不是倒退到前工业时代的自然崇拜,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因此,生态限度既是对盲目实践的否定,也为创造性实践提供新的可能性空间。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辩证逻辑,既超越了抽象自然崇拜,也克服了盲目技术乐观,在人化自然与生态限度的张力关系中提供了理解当代生态?;目蒲Х椒郏罕匦虢肪澄侍庵糜谧时局饕迳绞降呐惺佑颍诒涓锷缁峁叵抵兄亟ㄈ擞胱匀坏奈镏时浠黄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贝釉嘉拿鞯摹白匀怀绨荨钡脚┮滴拿鞯摹白匀灰栏健痹俚焦ひ滴拿鞯摹白匀徽鞣保钪兆呦蛏拿鞯摹白匀还采?,构成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历程。生态文明不是对工业文明的简单抛弃,而是在更高维度实现人化自然与生态限度的动态平衡。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更加坚持生态优先,通过科技创新、制度保障、观念引导等手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单位:江西省委党校)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25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