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涉及重大史事务求准确:《黄慕兰自传》若干史实辨析【2】
黄慕兰“及时发现并报告向忠发叛变，保护了中央首长的安全”之说考辨
黄慕兰在自传中说，1931年，她“及时发现并报告向忠发叛变，�；ち酥醒胧壮さ陌踩�。向忠发是中共第三任最高领导人，他叛变的危害程度可想而知。如果黄慕兰所言为真，那其功勋堪比钱壮飞，理当在党史上大书一笔，然而“龙潭三杰”却没有她，难道是周恩来说错了吗？
按照黄慕兰的说法，向忠发被捕当天（1931年6月22日）下午4时，她和陈志皋律师在咖啡馆闲谈，偶遇陈的同学、巡捕房翻译曹炳生，曹无意中透露了向忠发被捕并招供的消息。黄获悉这一重大情报后，假作头痛，由陈志皋送回家中，然后打电话让新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潘汉年到她家。她担心“晚上”事态会更严重，催促潘赶快去向党组织汇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才得以在当晚11时安全转移到法国人开的都城饭店。
这个故事很难说是事实，因为其中的疑点太多。比如，书中说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31年深秋”，明显应是仲夏嘛；曹炳生明确讲出向忠发“招供了”，黄慕兰还在那里猜测向忠发“很可能已叛变”；身为中央特科仅次于陈云、赵容（即康生）的新任领导，潘汉年是否总能守在电话机前，等着别人打电话，而且还能随叫随到？面对如此严重的事态，潘汉年居然没有主动性，还要作为下级的黄慕兰“催”才去汇报……
再退一步讲，即便这个故事是真的，其意义也远非那样重大。根据相关史料，向忠发原本和周恩来同住一处，6月21日违规外出并留宿姘妇杨秀贞所在旅馆，22日上午9时离馆后在汽车行租车时被捕。向忠发一夜未归，周恩来派人寻找并按规定发出危险信号。中午12时左右，周恩来、陈绍禹（即王明）和博古正在聂荣臻家开会时，特科报来了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大家立即设法营救并迅速搬家。没料到，向忠发下午就叛变了，不仅供出了周恩来、陈绍禹和博古住的地方，还带着敌人去捉人，结果自然是扑空了；而杨秀贞以及住在同一旅馆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则在当天下午被捕，此时的黄慕兰还在咖啡馆里喝咖啡呢。
周恩来是否曾就“伍豪启事”问计于黄慕兰
在这本自传中，黄慕兰说，在党中央确认向忠发叛变后的“第二天”（6月23日），还有“1931年12月”，她曾两次面见周恩来，而且都是由康生、潘汉年两位特科首脑一起坐着汽车来接的。
首先，这种隆重的见面方式，在刚出了顾顺章、向忠发两大叛徒，白色恐怖笼罩，全党风声鹤唳的上海，是多么不合时宜呀？而且，这也明显违反了地下工作单线联系的原则。
其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年谱》中明确写着：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叛变，周恩来“迅速隐蔽，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停止联系。此后周恩来基本上停止工作，等候前往中央苏区�！�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备八涨��？瞪�9月中旬已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六位成员之一，在博古、洛甫之后名列第三，当然属于应当“停止联系”的“其他领导人”了，怎么可能在12月大摇大摆地和潘汉年一起，簇拥着黄慕兰到周恩来的隐蔽处会面呢？
如果只是见见面也就算了，黄慕兰还要说出一段周恩来就“伍豪启事”向她问计的故事�！拔楹馈笔侵芏骼吹蹦暝诘衬诘幕拔楹榔羰隆敝傅氖�1932年2月16日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妒北ā飞衔痹斓摹段楹赖韧牙牍驳称羰隆�，造谣说“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并在上海各大报连载，企图败坏周恩来同志的声誉，在共产党内制造混乱。对此，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当即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反击，于当月20日针锋相对地在中央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一则《伍豪启事》，指出这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而公开辟谣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请律师代表伍豪登一个否定启事。
黄慕兰显然注意到，1931年12月，敌人伪造的伍豪脱党启事还未出台呢。因此，她就声称周恩来对她说：“自从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在四处造谣，说他（周恩来）已经叛变自首了，问我能用什么巧妙而有效的方法替他辟谣，揭穿敌人这种卑鄙无耻的伎俩�！庇谑�，黄慕兰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拿起笔来起草了一篇稿子：“陈志皋律师代表伍豪启事：鄙人身体健康，希诸亲友勿念……”也就是说，黄慕兰提前两个月，就想出了应对未来“伍豪启事”的办法——用律师启事为伍豪公开辟谣。
或许有人会说，黄慕兰想出的办法是针对敌人的“四处造谣”，只是碰巧和两个月后辟谣“伍豪启事”的手法一样而已。其实，1931年12月的时候，敌人正在上海对周恩来等人展开声势浩大的搜捕行动，而不是四处造谣。1931年11月29日的《时报》、《申报》、《民国日报》和《时事新报》等各报刊，都登出了国民党及顾顺章悬赏捉拿“共党首要周恩来”的消息，白色恐怖愈加凝重，周恩来遂于12月上旬紧急撤离上海。正是因为搜捕未成，恼羞成怒的敌人才制造了伍豪脱党的谣言。整个事件的过程，在党史上是很清楚的。
亲历者的自传，往往会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务求准确，才能彰显其价值。
（作者为人民出版社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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