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党史研究要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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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实现研究手段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方法还需要现代化的研究手段加以辅佐。要做到这一点，最基本的就是要实现研究的信息化、网络化，实现资源的共享。目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史研究室都建有自己的网页，网站上可用的党史资料也较为丰富，不仅有快讯报道，还有本地区的史料性资料。比如中央党史研究室创办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网，“新闻聚焦”板块就会在第一时间发布党中央及各地方的最新动态；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网站，“党的会议”板块记录了从1920年北京党的早期组织至1982年北京市委召开的主要会议情况；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的网站，“资料中心”板块刊载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二卷等主要党史书目的电子版。这样不仅有利于群众更好地学习党史，也有利于群众了解党史研究室的日常具体工作。但是，这些网站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原始性的一手资料较少，比如党的决议、政府文件等，现有的可用资料都是经过编辑加工的。另外，网站还存在着更新不及时，部分资料时间不匹配，个别板块不完善等问题。而各市委及县委的党史研究室则大多没有自己独立的网页，信息发布、资源共享都存在一定困难。
二、党史研究要科学化
历史最宝贵的品质在于真实，因此党史研究的科学化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做到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地对待党史，实事求是地编写党史，实事求是地反映党史的真实面貌。
1.要做到研究规划的科学化。任何研究都需要有一个科学的规划，党史研究也不例外。要做到科学规划，最基本的就是要对党史学史有比较清晰的把握，了解以往的研究都解决、考证了哪些问题，以免出现白花力气、重复劳动的现象。比如关于“渊泉”是不是李大钊笔名的考证，在我国学界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搞明白“渊泉”是陈溥贤而并非李大钊，但是有的国外学者在90年代中后期再次提及此问题。通过对党史学史的了解，也可以避免资料引证有误的现象，比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具体发表时间问题，经过考证发表时间应该在1919年9月以后，但是后学的研究者，尤其是中共党史的硕士生、博士生在引用的时候仍按1919年5月使用这篇文章。同时，对党史学史的把握，也有助于了解自己研究的问题或领域是否有继续下去的潜力，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这样既可以避免研究无题可选的尴尬，也可以避免研究蜻蜓点水、不连贯不深入的问题。比如，彭明是研究五四运动时期历史的专家，这是党史学界公认的。他的《五四运动史》是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但是，任何人的研究都不可能穷尽历史问题，仔细研究彭明有关五四时期历史的著作，就会发现仍有许多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在具体研究开展的过程中同样也需要科学的规划，了解研究的一般先后顺序，才能更有效地得出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比如研究某一个人物，一般都是先从他的生平年谱入手，再研究他的文章，然后是别人对他的评价，进而研究他在党史上的贡献、地位等问题；而研究某一理论问题，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般都是从理论提出的背景研究起，再阐述理论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是理论的影响、价值等。当然研究不一定完全遵从这个套路，但是这个程序还是相对较为科学、经得起检验的。
2.要做到研究内容的科学化。有了科学的规划不能保证一定有科学的研究内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内容的选择问题：（1）要选择史料充分的内容研究。党史研究和其他学科的研究一样，面临着创新难的问题。于是，很多党史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为了求“新”就去研究一些前人很少涉及的人物、事件�？梢哉饷此担湍壳暗呈费芯康姆⒄骨榭隼纯�，在没有新的史料、档案被挖掘的前提下，那些研究很少的问题不是史料有限就是研究的意义不大。对于后学的研究者而言，选题的价值可能不好把握，但是选题的史料情况是“一目了然”的。党史研究是以史料为出发点，也是以史料为立足点的，史料是阐述文章内容、做出判断的基础。一个没有充足史料做支撑的题目，必然不会是一个科学的党史研究选题。比如要研究某个人物的思想，最基本的就是从他的文章入手，因为一个人的作品是他思想的集中体现。如若在现有史料中该人物的文章很少，甚至没有，那基本上这个人物暂时就不适合研究。（2）要选择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问题研究。所谓有意义的问题，并不是单指影响全局性的历史问题，具体的、小的、乍看与全局关系不大的问题也要研究。不仅如此，无论大的还是小的问题，有关的细节都要研究。这样，才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结论。但是在研究中千万不要将着眼点放在猎奇、揭秘上，为挖掘“八卦”而研究党史，那就不好了，而且得出的结论也不会是科学的。
3.要做到研究方法的科学化。这方面最根本的是需要具备科学的研究态度，即坚持党史研究的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党史研究是在党的领导下展开的，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党性是党史研究者所要遵循的原则之一；而科学性则是任何一门学科要想发展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因此党史研究必须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在具体研究方法上，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要重视一手材料。研究者应该重视对一手材料的研究，不要为了图省事就抄二手、三手材料，这样抄来抄去，一方面容易出现史料基本内容引用有误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容易出现由于不了解史料在原文中的本来意义而造成的引用不当的问题。比如，有一个学者本来不是研究历史的，不知为什么有一段时间对历史问题发生兴趣，这不是不可以，但一定要看原始的一手材料。但是，这位学者没有看过《新青年》等五四时期的史料，只是从彭明、丁守和的著作中转抄一些材料，结果这些材料与该学者要论证的问题并不完全相符。即使占有大量一手材料，也要注意材料的使用问题。要避免验证性偏见，即根据自己的主观臆断使用材料，只使用符合自己想法的材料，只摘取能够验证自己观点的材料，这样得出的结论也很难做到科学。（2）要利用多学科知识研究党史。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越来越多档案材料的披露，用现有的理论研究党史局限性越来越大，因此需要利用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进行综合性研究。现在利用心理学的知识研究党史已经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更有说服力。比如研究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左”倾思想的来源问题，除了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外，学者们也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心理的变化——复仇与拼命的心理占据上风，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采取了许多冒进的行为，并最终使这种情绪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而研究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原因时，也联系到中国人民长期受压迫而形成的急于求成的心理，为了尽快改变现状，在看到新中国头十年取得的较大成绩的基础上，提出了“赶英超美”这样不切实际的目标。利用多学科知识进行的综合性党史研究对于党史研究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3）在党史研究中要避免矫枉过正，即为了纠正误解者的言论而一味强调党的正确性。现在社会中的确存在不少对党的误解和偏见，尤其是在看到党内腐败问题相对比较严重、一些民生问题尚待解决的时候，这种误解和偏见尤甚。许多研究者为了纠正这些误解和偏见，在进行研究的时候一味地强调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甚至对党确实犯过的错误也不敢实事求是地指出和批评。这样不仅不会消除误会，反而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使得党史研究的可信度、科学性下降。消除误解与偏见的最好方法就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研究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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