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与毛泽东的理论互动【3】
三、党的理论工作者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
“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和发展的毛泽东思想在事实上已经存在。但是，“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概念的提出，是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酝酿过程的。继1938年10月向全党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后，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原则，并开始撰写一系列著作，从哲学、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方面，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系统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对此，党的理论工作者和党内一些领导人感觉到，需要对这个革命理论给以适当的命名和正确的评价。党内研究宣传毛泽东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渐成风潮，而理论工作者始终挺立潮头。
1940年7月，杨松在论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绩时就说到了毛泽东的理论贡献。他说：“关于建立新的人民的革命军队和军事战略战术的学说，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发挥了和具体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战争和军事的学说（如像毛泽东同志在十年内战中战略和战术的发挥，在目前抗战中所著的《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 （杨松：《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国文化》1940年7月第1卷第5期。）。1941年初，张仲实以“实甫”名义在《解放》周刊上发表文章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自己20年来的革命斗争中，不仅已经准确地把握了创造性的马列主义，不仅已经学会了娴熟而正确地把马列主义学说应用于中国的环境，而且“已经给马列主义底‘总宝库’提供了好多新的贡献，添加了许多新的珍贵东西。毛泽东同志底《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是中国的最优秀的真正马列主义的作品” （实甫：《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为纪念列宁逝世十七周年而作》，《解放》第123期，1941年1月。）。同年，艾思奇、和培元也分别撰文称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艾思奇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毛泽东同志及朱德同志的关于游击战争问题的著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应用的最大的历史收获” （《艾思奇全书》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1页。）。和培元认为，毛泽东1937年在抗大的哲学讲授提纲“指示着新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领袖的各种著作与言论，不但忠实的继承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实际上已经进了一步的更充实了发展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和培元：《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1941年8月。）。综合分析这些言论，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党的理论工作者已经认识到毛泽东及其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性及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但总体还是把他放在党的领导集体中加以研究和认识的。
较早地把毛泽东及其理论贡献作高于党的其他领导人进行单独研究的是张如心。依据现有史料，一般可以认定张如心是党内使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概念的第一人。1941年3月，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此后，他又接连发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论创造性学习》《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干部修养问题之一》和《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等文章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阐述和宣传，他认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是中国的马列主义�！懊蠖饕濉本皇且肚嗟热宋勖锏摹爸泄┟裰饕濉薄疤教旃樾闳脑侔妗保恰�20世纪的中国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科学武器”（ 张如心：《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解放日报》1942年2月18—19日。）。张如心“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初雏形，为党的其他领导人正式提出并接受“毛泽东思想”提供了重要参照（ 自1941年起，党的其他领导人陈云、李维汉、王稼祥、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也开始认识到研究、评价毛泽东及其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们先后发表文章和谈话，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理论作高度评价。）。1943年，陈伯达在《谈调查研究》一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是毛泽东的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果林认为，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及两个简短序言和“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年7月，王稼祥正式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他在系统阐述毛泽东革命道路的正确性后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保� 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的解放道路》，《解放日报》1943年7月8日。）此后，党内一些文件和其他领导人的讲话里都开始频繁地使用这一概念，并作进一步阐发（ 党的七大前，党内对毛泽东思想的表述还不统一。如1942年7月1日，邓拓在《记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一文中提出“毛泽东主义”的概念。1943年7月4日，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用的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7月16日，周恩来在回延安的欢迎会的演说中用的是“毛泽东同志的路线”；12月4日和25日，邓小平在北方局整风会议的讲话中明确使用了“毛泽东思想”。1944年1月10日，中央在给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的指示中提的还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之后，彭真在中央党校第一部整风学习与审干的总结中用了“毛主席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思想”；罗荣桓在《学习毛泽东的思想》中同时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两个概念，等等。1945年3月21日，刘少奇在六届七中讨论准备提交七大的党章草案时说“以毛泽东思想贯穿党章，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七大以后，“毛泽东思想”成为正式的表述。）。中共七大正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理论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并确立为全党的行动指南。
党的理论工作者不仅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作出了贡献，而且为推动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1.在宣传党的领导人时，把毛泽东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早在中央根据地时期，党内就形成了关于毛泽东有杰出的军事才干的共识，但是后来囿于教条主义的错误认识，认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被剥夺了在红军中的领导权。教条主义者的掌权直接导致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失败。虽然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但是较早系统研究和宣传毛泽东的则是党的理论工作者。1941年，张如心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毛泽东的文章。他认为毛泽东不仅是“我党最好的领袖、最好的理论家、战略家，而且他同时又是我党最优秀的马列主义宣传家、鼓励家、教育家” 张如心：《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共产党人》第16期，1941年3月。，是“中国最好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同时，他还认为相比较于毛泽东的杰出贡献而言，党内对他的宣传还是不够的，因为全党“对于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许多优良品质，工作作风，待人接物的绍介，则很少注意，甚至到现在我党还没有一本毛泽东传”（ 张如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干部修养问题之一》，《共产党人》第19期，1941年8月。）。艾思奇也发表《〈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一文，在批判蒋介石极端唯心论哲学的同时，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在“革命建国”中的作用，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用到中国后，才完全克服了孙中山先生的旧民主主义启蒙哲学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认识上的唯心论的弱点；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真正掌握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知识，才能坚持抗战到今天，并在各根据地建立了真正的新的三民主义的中国，而“这一切事业和思想，都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分不开。到了今天，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之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 （《艾思奇全书》第3卷，第433页。）。
2.在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更加突出毛泽东个人的理论贡献。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不懈的理论创新。毛泽东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这一时期，毛泽东创作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完成了由一个革命“实干家”到“理论家”的转变。党的理论工作者敏锐地把握了毛泽东理论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指导意义，纷纷撰文研究和宣传毛泽东的理论，凸显了毛泽东在党内理论家中的杰出地位。1940年6月，何思敬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的开幕词中指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是“中华民族抗战建国的纲领性文献”。艾思奇发表《论中国的特性》等系列文章，盛赞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是抗战以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唯物论的实际应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丰富成果，是“辉煌的范例”和“最大的历史收获”（ 《艾思奇全书》第3卷，第251、252页。）。张如心也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和《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认为它们“更是天才卓绝的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作品”，“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典型著作”，“毛泽东同志的讲演和著作便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最好的体现” （张如心：《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共产党人》第16期，1941年3月。），“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张如心：《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解放日报》1942年2月18、19日。）。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为了使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能够完满地解决，我个人认为，全党干部必须很好的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精神和研究他的著作……不努力研究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古典著作，就不能正确了解中国问题，也就不能成为中国创造性的马列主义者” （张如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干部修养问题之一》，《共产党人》第19期，1941年8月。）。我们党的教育人才要“研究毛泽东同志如何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到中国环境中来，如何发展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 张如心：《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共产党人》第16期，1941年3月。）。
3.在宣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更加注重对毛泽东的理论体系的研究和构建。延安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对毛泽东及其理论不只是作一般的研究和宣传，而是更加注重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体系展开梳理和研究，为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化、科学化作了初步的探索。1941年4月，张如心立足毛泽东“在中国问题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几个显著的例证”，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一文中，从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问题，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革命军队和根据地建设以及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等方面初步阐述了毛泽东的思想体系。通过分析，他指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成功，最重要的是因为他能够真正唯物地具体地理解我国的情形，真正掌握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唯物辩证法。（ 参见张如心：《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解放》第127期，1941年4月。）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中，张如心进一步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层面论证了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他根据《联共（布）党史》对列宁主义的分析框架，把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也概括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3个组成部分，认为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及党中央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方法论基础”；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政治科学基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是“军事科学基础”；《〈共产党人〉发刊词》是党的“战略和策略基础”，并指出，“这三个部分内在有机的统一便构成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底体系”，“有它严密的科学性及内在的一贯性完整性”。而这个理论和策略体系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张如心：《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解放日报》1942年2月18—19日。）张如心的这一探索有力地推动了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由一般性宣传到注重其内在关系研究的转向，对全党探索和构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富有启示和开创性意义。
在党的理论工作者研究宣传毛泽东及其理论创新成果的同时，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张闻天、刘少奇、王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博古、陈毅和邓小平等更是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正确性。他们都先后发表文章或讲话阐述、宣传毛泽东思想。如，张闻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代表中央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有克服困难的优良条件，这就是……中央的极高的威信，中央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同志的极高威信”。王明也在发言中肯定毛泽东是“我党的最著名领袖”，全党必须“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第634、658、680页。）。朱德、陈毅在建党21周年之际，先后发表文章，称颂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并对毛泽东创立的思想体系进行概括。
中共七大通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把毛泽东思想概括为九个方面的内容，即：“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并指出，这些理论和政策，“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懊蠖枷�，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保�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4—335页。）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
七大以后，党的理论工作者继续发表文章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全党乃至全国掀起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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